普陀宗乘之庙游记

运涛

  到承德旅游，若只看承德避暑山庄，而不去外八庙看看，只能说你没有看到完整的避暑山庄，因为景区的全名是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这也是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的正式名称。

  所以我第一天看了避暑山庄，第二天就去外八庙，单纯就是按距离远近、交通便利选择了普陀宗乘之庙，寺院名称有些拗口，但公交的站点就是这个名字。直到我站到文保碑前，看其简介，才明白普陀宗乘之庙位于山庄北部，开工于乾隆三十二年，建成于乾隆三十六年，“普陀宗乘”（借译）与藏语“布达拉”（音译）语出同源，“观音道场”的意思。避暑山庄是乾隆帝南巡时看到喜欢的江南景观，就让人绘图带回，再在山庄仿建，属于“仿中有创”，结合北方园林特点进行的再创造。

  而乾隆帝没去过布达拉宫，怎么也建布达拉宫呢？我有些不解。

  庙之中轴线最南端是一座五孔石桥，简介说酷似须弥福寿之庙外的大石桥，这需要等我去时验证了，桥的中孔较为宽阔，其余四孔偏小，符合阴阳协调的对称之美，桥上栏板为石板浮雕，望柱上雕饰龙纹。桥板和望柱清末时便已毁掉，现仅存桥面，五孔亦掩埋于空寂寂的河沙。当初，皇帝礼佛，自山庄西北门出来，直奔小布达拉，此桥是必经之地，无意中我竟是踩着皇帝的脚印过来的。

  普陀宗乘之庙占地22万平方米，恰好是天安门广场的一半大小，规模居外八庙之首，形制为汉藏合璧式。坐北朝南，以琉璃牌坊为界，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碑亭、五塔门、琉璃牌坊。

  以山门为背景拍照的多，可以发朋友圈，好好看的，碑亭则是进来阅文的多，没什么出片的角度，可以充实自己的谈资，装起来酷酷的。

  碑亭面阔三间，平面呈正方形，重檐黄琉璃瓦歇山顶，砖拱结构，四面开拱门，下承须弥台基，有白玉石栏杆。亭内置三通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而成，其中汉文据说为乾隆帝亲笔书写。乾隆时代是颇有些书法家的，“乾隆四家”永瑆、刘墉、翁方纲、铁保，或“翁刘梁王”，梁是梁同书、王是王文治，还有经常给皇帝代笔的梁诗正、张照，乾隆墨宝众多，但哪些是亲笔，哪些是代笔，恐怕当事人代了笔也是不敢谈的，反正都经乾隆帝盖了章，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满、蒙、藏文几乎没人细看，看也不认识，列入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名录》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间是《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解答了建“小布达拉宫”的缘由，其中谈及“夫西藏之地，自古为中国之藩篱，其地高寒，其俗崇佛。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世为西陲教主，化导群生，功德甚伟。朕念其虔诚向化，欲示优崇，特于热河之地，仿西藏布达拉宫式，建普陀宗乘之庙。普陀者，译言观音道场；宗乘者，译言大乘教法。盖取义于南海普陀，而实仿拉萨布达拉之制也。或问曰：何不径仿南海？对曰：南海之普陀，渺茫难稽，而西藏之布达拉，都纲法式具备，且为达赖所居，仿其制以建庙，既顺其俗，又彰我朝一视同仁之盛意，不亦善乎？庙成之日，适逢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朕六旬诞辰，普天同庆。”得意于“蒙古王公台吉，及西藏、青海、新疆诸部首领，皆来朝贺，瞻礼盛典，欢欣鼓舞。此乃国家全盛之时，四海升平，万国来朝之象也。”并说明“朕尊崇黄教，非佞佛也，乃所以安蒙古之心，固边疆之防也。”那时清朝的皇帝还是有些大局观的，所以他“愿后世子孙，永守此志，毋忘祖宗创业之艰，毋怠治理天下之责，使中华一统，长治久安，则朕之愿也。”

  但是，“天道忌全，人事忌满”，自己号称“十全老人”享受“全盛之时”，他不是前人栽树、福泽后世，而是预支福禄、超前消费了。他可能不会想到近九十年后，他的后世子孙咸丰皇帝带着懿贵妃，从京都一路逃到承德避暑山庄，签订一份份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根本不记得“祖宗创业之艰”，也毫无“治理天下之责”。他更不会想到一百五十年后，他自己的陵墓，会与那个专门签订割地赔款条约的懿贵妃陵墓，一同被名叫孙殿英的军阀用大炮轰开，陪葬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应了那句“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普陀宗乘之庙碑记》的东西两碑是《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这是学生时代历史课本中非常重要的大事，各种考试的重点，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来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直接见证地，看到最原始的文字记录。

  “始逆命而终徕服，谓之归降；弗加征而自臣属，谓之归顺。若今之土尔扈特，携全部，舍异域，投诚向化，跋涉万里而来，是归顺非归降也。西域既定，兴屯种于伊犁，薄赋税于回部。若哈萨克，若布鲁特，俾为外圉而羁縻之。若安集延、若拔达克山，盖称远徼而概置之。”也就是说乾隆帝知道土尔扈特归顺与历史上浑邪王归降汉朝是不同的，他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继承大明的全部领土，尤其是朝贡体系宗藩体系下的诸国诸部，只能任其自生自灭，美其名“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岂其尽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为我仆属哉？而兹土尔扈特之归顺，则实为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记”。“土尔扈特者，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后因其汗阿玉奇与策旺不睦，窜归俄罗斯，俄罗斯居之额济勒之地……今之汗渥巴锡者，即阿玉奇之曾孙也。以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近且征其子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岁十一月启程，由额济勒历哈萨克，绕巴勒喀什诺尔戈壁，于今岁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月，历万有余里。”很清楚地能在乾隆帝自己的文字中分析出来，大明立下的“多封众建，因俗以治”宗教政策，才是导致额济勒河（今名伏尔加河）流域瓦剌土尔扈特归顺的根本原因。俄罗斯的东正教主张唯一真神，排斥打压其他信仰体系，当信仰和文化都面临不保，又等不到帝国（当时即大清）中央政权派兵支持的土尔扈特，不得已全族放弃家园，来到俄罗斯攻击不到又允许黄教生存的地方。好在乾隆帝没有像对待汉人那样要求土尔扈特“剃发易服”，而是延续了明朝对黄教“因俗以治”的政策，这才留下了他们，他明白“且数万乏食之人，既至边界，驱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将何以生？虽有坚壁清野之说，不知伊犁甫新筑城，而诸色人皆赖耕牧为活。是壁亦不易坚，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无谓也。其众涉远历久，力甚疲矣。视其之死而惜费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为，况体天御世之大君乎？”总之，是安顿了下来，没有强硬家长护犊子式替他们出头复仇，而只是选择了委曲求全式的忍让解决了生活难题，“分拨善地安置，仍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及御寒。”历史上所说的东归，意思根本不是归东方故土，而是背井离乡撤到东方归顺了清政府，土尔扈特的故土就在伏尔加河流域。真相是乾隆朝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就默默地放弃了中亚地区的大量固有领土，土尔扈特只是从被乾隆帝放弃的领土上只将人带回来了，仅此一点，就证明“康乾盛世”名不副实，真正的盛世绝不是忍气吞声换来的。

  碑亭后一座高大的藏式白台，是五塔门，门额是乾隆帝御题“广圆妙觉”。台上置有红、绿、黄、白、黑五色佛塔，对应构成藏传佛教的火、地、水、风、空五大元素，同时代表藏传佛教的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五大教派。塔身上装饰莲花、宝剑、摩尼珠、法轮、金刚杵，代表五佛五智。从塔门下经过表示向佛顶礼膜拜，同样是游客打卡的好背景。

  沿山坡向上攀登，五塔门后为三间四柱七楼形制的琉璃牌坊，正面镌刻乾隆帝御题的“普门应现”，意为观音菩萨显现普度众生之门，背面题为“莲界庄严”，意为观音菩萨居住的道场威严神圣。按规制，“凡来瞻礼者，王以下、头等台吉以上及喇嘛准入，其余官职许在琉璃牌坊瞻仰，不得入内”。此处牌坊还起到分界的作用，将寺庙南北部汉藏两种风格的建筑分割开来，堪称汉藏合璧的佛教寺庙经典，换言之，让两派的佛教建筑融合，也只有世俗的皇权能做到。台吉本意是蒙语“太子”的音译，后来成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的通称。清代纳入封爵体系，一至四等台吉，对应一至四品官。授台吉爵位的，除了蒙古各旗，还有新疆回部、西藏贵族及哈萨克头目。

  从小门进入中罡殿，原为经堂，平面呈正方形，碉房式高墙围成封闭的院落，墙壁上饰有红色梯形盲窗。院内西北最高处建庑殿顶小殿，内供三尊密宗护法神，东侧为一精致小巧的木质曼陀罗。

  殿内四壁是精美的释迦牟尼画传唐卡，关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画传唐卡有很多，有一百件大事的详传，也有十二件大事的简传。这里展出的唐卡扼要地描绘了释迦牟尼一生中主要事迹，属于西藏汉风画派的典型作品。第一二幅概括了释迦牟尼的一生，第三幅是释迦牟尼降生图，摩耶夫人手攀无忧树枝，婴儿从腋下降生，旁边有宫女扶持，下方是释迦牟尼出生即会行走，一步一朵莲花，伴有天童洒水灌顶和净身的场景。婴儿出生身上盖着白乎乎的胎脂，皮肤皱巴巴，脑袋尖长，脸肿、眼肿，没有好看的，表达任何需求都是哭，谁照顾孩子谁崩溃，所以这么让人讨厌的孩子不符合神设，圣人神人出生就跳过了这一段“一岁爱，两岁烦，七岁八岁狗都嫌”的过程，释迦牟尼右肋降生、脚踏莲步、七步宣言才显得与众不同。如同道教的老子，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指李为姓。第三幅是宫廷得报王子诞生，一片欢悦，天界奏起仙乐庆贺，释迦牟尼力能胜象，弓法娴熟，一箭射穿九棵大树，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的种种苦难，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成佛。第五幅描绘释迦牟尼及其亲属，其中添加了藏传佛教创始人宗喀巴和八世达赖绛白嘉措的形象。

  画传总共大概有十四幅之多。

  中罡殿以西，西罡殿以东的坐禅白台也被游客当成打卡背景，本是西罡殿的附属建筑，内部自成天井式院落，原为寺内僧人坐禅修行的地方。建筑平面呈曲尺形，砌碉房式高墙，墙面设三层梯形盲窗。东面辟拱门入内，顿时，肃穆斑驳的高墙、棱线分明的转角，打扮入时的美人，形成绝好的画面，一个个千姿百态的女子在这里拍了又拍，正面、侧面、飘拂的头巾、遮阳的大檐帽、挺胸、叉腰、扶墙、倚墙，但只有镜头里美哒哒的，肉眼看起来，我没发现出彩的地方。

  这些又高又陡的建筑，年代久远，墙体厚重，“坏壁苔侵醉墨痕”，墙体内含水量较高，墙体抹灰不时脱落，有牌子显示设有墙体排湿试验监测点，采用打孔和晾晒的方法进行排湿，墙体老了与北方的人老了患风湿病都一个原理。

  另一侧，东罡殿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正房为汉藏结合式二层楼，设梯形真窗，利于通风采光，后墙及两山白墙为藏式盲窗。沿西侧假山蹬道可达后院，后院为藏式碉房。原为喇嘛经堂，清朝没了，喇嘛不在了，现辟为展室。

  皇家寺庙不同于一般的寺庙，什么殿什么楼比较固定，它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为了某个事件会增添建筑，比如千佛阁。为了庆祝乾隆帝六十寿辰，蒙古王公敬献千余尊无量寿佛，皇帝以“循本俗揭衷虔”为由“庋千佛阁，为崇奉焉”。以前人们寿命普遍不太长，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帝王身上体现尤其显著，活过六十的并不多，强汉只有高祖、武帝、光武帝三位，盛唐也是三位，高祖、玄宗、德宗，所以六十寿辰绝对是值得举国庆祝的大事，不过他所谓“国家当景员式阔，远届冰天火州”，却又局限于“维蒙古教，禀大慈以云选佛，莫于是宜”，非蒙古教的，便不在“日鬯宗乘，绥逖听也”“昭国庆也，联众情也”之内了，这里佛像多了，帝王的格局却小了许多，管辖朝贡的陆域海域较前朝更大幅缩水了许多。

每次游览第一次到的地方，难免脚步匆匆，想方方面面都不遗漏，所以很赶，无暇细看。

  只有登到最高处，才能看到依山就势矗立山巅，普陀宗乘之庙的主体建筑大红门，高43米，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分白台和红台两部分，白台高18米，红台25米。大红台内部建筑呈回字形，由万法归一殿及群楼组成。

  站在古建高处，四望阳光融融，绿野森森，山色苍苍，庙宇座座，正是打卡的好地方，我不通过照相方式打卡，而更愿意了解藏在景点背后的历史，一进院落中的《古韵外八庙四季风华情》图片展正有我寻找的知识点。康熙、乾隆年间，清廷先后在承德避暑山庄之外，依照西藏、新疆、蒙古喇嘛教寺庙的样式修筑了十二座喇嘛教寺庙，其中八座由清廷直接管辖，统称“外八庙”。现在所参观的普陀宗乘之庙外，还有须弥福寿之庙、普乐寺、殊像寺、溥善寺、安远庙、溥仁寺、广缘寺，实际上现存仅有七庙，溥善寺从咸丰年间就逐渐坍塌，现在几乎啥也不剩了。展览的院落是御座楼，外观四层，内为二层群楼，平面呈回字形，中间为空井。南面正中突出三间抱厦为戏台，此楼是乾隆帝来庙瞻礼拈香时休憩之所，如今坐着的都是普普通通的游客，饮水、吃零食、看手机、调整呼吸放松休息。过去每逢皇帝及太后万寿，都要在此楼演出藏戏，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当然了，皇帝和太后未必出席，这一路向上攀爬，不太好走。

  大白台南端为文殊圣境，为藏式平顶碉房式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殿内供奉文殊菩萨像和护法神像。

  北横额题“极乐世界”，意为阿弥陀佛居住的圣地，殿内供竖三世佛，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东西两侧是泥塑彩绘十八罗汉。东横额题“庋经之阁”，西横额题“大乘妙峰”，南横额题“秘密胜境”，这些相似的建筑绕来绕去，有时就把自己绕糊涂了，闹不清哪个殿看过，哪个殿没进。

  “慈航普渡”位于大红台群楼平台西北端最高处，坐北朝南，是一座铜鎏金鱼鳞瓦覆顶的重檐六角亭，殿内供奉观世音菩萨。分两层，上层檐下悬有乾隆帝御题“慈航普渡”云龙陡匾，意为佛慈悲愿力如船一般，能普渡众生脱离苦海，下层檐下乾隆帝御题“普胜三界”，意为佛教是普度三界众生之妙法。木质观音像两旁对联云：水镜喻西来妙观如是，月轮悟南指合相云何，据传也是乾隆御笔。

  拓片、佛画文化展展出的御制碑刻拓片，多为清帝御笔，以乾隆为最。如“绿毯八韵”是巡幸避暑山庄时的感悟之作；“文津阁碑记”记录编纂四库全书时的盛况；刚刚看过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讲述了一段悲壮的大撤退；“须弥福寿之庙”是满汉蒙藏等民族的大团结；以及“十殿阎罗”挂画等。无论写诗作文，乾隆帝一句文字也没有让后世记住的，尽管真迹就在各大景点完好保留，他主要胜在长寿，活得足够长，所以留下43630首诗，汇编成《御制诗集》《御制文集》，除了影视剧胡编乱造的风流韵事，他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没有代表作的高产作家和诗人了，所以此处驻足观看的游客也寥寥无几。

  普陀宗乘之庙最贵重的就是金顶了，它是大红台群楼主殿“万法归一”殿金顶，殿顶为重檐四角攒尖顶，全部采用鎏金鱼鳞瓦覆盖，宝顶为藏式法铃状，殿脊饰以云纹，四角飞檐高挑，装饰豪华。万法归一、慈航普渡、权衡三界三处鎏金顶，仅铜瓦鎏金一项即用头等金叶子15000多两，此金顶就占万余两。千金一掷、挥金如土，这才是乾隆帝最擅长做的。

  如果说金顶最耀眼，那么最不起眼的地方就是“哑巴院”了，其他寺院没有印象见过，古建中通常把比较隐蔽，从外面看不到的部分或者构件用 “哑巴”作为开头起名。此院是皇帝拈香礼佛时僧众人员回避之所，因防惊扰圣驾，院内人员规避噤声，故称“哑巴院”，类似当今的“一级警卫”。

  庙里对乱刻乱画现象立牌警示，那是“侵华日军刻字遗迹”，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侵占承德，并盘踞承德达十二年之久。其间，侵华日军在普陀宗乘之庙的多处古建筑上刻字以示炫耀。这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和肆意破坏历史建筑的铁证，是非常野蛮的行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1945年写信给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军官，提示京都和奈良的古建筑炸了可惜，最终美国总统把京都从轰炸名单除名，保全了古城古建，这就是中国的文明，以德报怨，太过善良，可惜对方是辜恩背义之徒，根本不懂投桃报李的。至今视中国为最大战略挑战，将台海问题与日本国家存亡直接挂钩，否定《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试图篡改历史记忆，淡化侵略罪责。我想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绝不会同意给他们第二次侵略到这里刻字遗迹机会的。

  由于还要赶时间去相距不远的须弥福寿之庙游览，就草草结束了这里的行程，虽然没有留下哪怕一张可以发朋友圈的照片，不过，该认真看的都看了，该明白的都明白了，触碰到书本之外的历史真迹，挺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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