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 着

东湖岸边人

慷慨些的，到底是南国的暖春。

正月里，武汉的梅花还在瘦瘦地开着，江城的玉兰才吐出毛茸茸的花苞，惠州街头的木棉，却已经烧成一团火了。

那种烧，是站着烧。

一

我与木棉有缘，却缘浅。

二〇一一年初春，我到广州，惊奇地相识了那一树树橙红。那时来去匆匆，像看画册上的插图，美则美矣，终究少些牵念。这回不同——夫人退休了，女儿还在讲台上站着，我们仨趁春节，到惠州来过年。

二月十九日上午，游惠州西湖。刚入园不久，远远就看见一株红树，鲜艳地立在山林间。后面一座古塔，灰黄的塔身衬着鲜红的花，像一幅宋人小品。我脱口而出：“看，木棉花开了！”那声音里，竟有几分孩童般的惊喜。

木棉花，夫人和女儿以前只在影视文章里读过这名儿，真真切切看在眼里，这是头一次。我便有些得意了，讲起英雄花的种种——树干如何笔挺，花开如何先于叶，花瓣如何在枝上站着……

“站着”——我忽然停住。这个词，不正是在说自己么？

四十年站在讲台上，我看过太多“站着”的姿势。静脉曲张、声带结节、粉笔灰落进颈椎的骨缝里——这些我都认。有的站着是姿态，有的站着是骨头。木棉属于后者。

到了树下，仰起头看。脖子很快发酸——退休八年了，仰头成了吃力的动作。可还是仰着。

树干笔直，直挺挺地戳向天空。灰白的树皮上，长着些圆锥形的硬刺，像是铠甲，一摸，还很扎手。枝桠舒展，疏疏朗朗，横斜得自有法度，既不逢迎，也不躲闪。

那一朵朵花，开在高枝上。五片厚厚的肉质花瓣围成一圈，像火炬，像号角。太阳照过来，花瓣竟有些透明，把光都收在里头了。这光不收着，它要燃出来。

登上山，立在泗洲塔旁，俯身看那株木棉，又是另一番气象。它孤高站在那里，四周的树都绿着——榕树深绿，樟树翠绿，相思树黄绿——只它一树通红，像是谁把整片林子点着了。风过时，红花颤动，却没见一片飘落。

再眺望湖对岸，朦胧的绿树丛中，这里那里，点缀着这样的红。原来，它并不孤单。

环湖慢慢地走。湖边的木棉更多些，有的正对着水面，把影子投在碧波里。那影子是晃动的，红的晃成粉的，粉的晃成金的，和水里的蓝天白云搅在一起。有鱼儿从花影里游过，倏地一下，影子碎了，一会儿又聚拢来。

我们在树下照相。夫人站左边，女儿站右边，我站中间，身后是一树繁花。快门响时，正好有一朵花落下来，落在女儿脚边。

女儿弯腰捡起来：“这花掉下来还是新鲜的，一点没蔫。”

可不是么。低头看那些落花，静静地躺着，颜色依旧鲜红，花瓣依旧饱满。有一朵落在石板缝里，被踩过了，但那红色，还是红的。

我弯腰拾起两朵，一手一朵，花心朝上，高高举起，让女儿照了一张。举起，是站着的一种变体。但我的腰发出轻微的抗议——这个动作，讲台上做了四十年，现在做来已经有些勉强。女儿过来扶住我的胳膊：“爸，你手在抖。”

我说：“举高了，可能供血不足。”

她笑：“那您还举？”

我说：“习惯了。站惯了的人，举着也比坐着舒服。”

二

二月二十三日，我们去罗浮山。

山是好山，只是攀登有些吃力。更不巧的是，我们三人都患了感冒，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半山腰，夫人先泄了气：“你们上去吧，我在这儿等。”

我正犹豫着，抬眼看见不远处，一株木棉正开得热闹。那花，在山间，红得像一团火。我指着它对女儿说：“看，英雄树在给咱们打气呢。”

女儿笑了。夫人也笑了，挥挥手：“去吧去吧。”

我们继续往上走。一路上，石阶很陡，腿很酸，气很喘。可每当我们想停下来，总能看见一株木棉在前头等着。它们开在崖壁旁，开在转弯处，开在游人歇脚的平台边。那一树树的红，像是特意点着的火炬，照着前行的路。

有一株，很年轻，长在崖壁边一块小小的土台上，根扎在石缝里，树干斜斜地伸出来，上面开满了花。我看着它，觉得它不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而是从石缝里挣出来的——挣出来，就是为了站着。

还有一株，长在一座废弃的小庙旁。庙的墙塌了半边，屋顶长满了草，可那株木棉，就在断墙边站着，花开得满满的，像是替那些倒塌了的东西站着。

登上鹰嘴岩，站在崖边俯瞰，漫山遍野的绿意中，偶尔点缀着几株木棉红。山风吹得人衣袂飘飘，那些红花在风里摇晃，却一朵也不肯落。

我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动。退休了，骨头还站着。

下山时，遇见几个挑山工，挑着沉重的担子上山。担子压在肩上，扁担弯成一张弓，腰弯得很低。汗水顺着脊背淌下来，但他们每踏出一步，腿都是直的。

女儿轻轻说：“也是站着的。”

我说：“对，站着的。弯腰的站着，比直挺挺的站着，有时更难。”

挑山工里有个老师傅，听见我们说话，回过头来笑了一下，没说话，只是把扁担往上颠了颠，继续走。女儿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说：“爸，你以前板书的时候，肩膀也是一边高一边低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我一直都看着。后来您退休了，肩膀就渐渐平了，我还不习惯。”

我愣了一下。原来我站了四十年，她看了四十年。

三

在惠州的那些日子，我们多次流连在木棉树下。

看得多了，便看出些门道。光滑的老树，花开得格外沉稳，不像年轻的树那样不管不顾地烧，而是稳稳地燃着，火焰是收着的。我站在一棵老树下，伸手摸了摸树干——刺已经褪尽，但树皮硬得像骨痂，是岁月长出的老茧。

最让人惊异的，还是那些落花。它们落在地上，就那么静静地躺着，颜色不褪，花瓣不萎。有一回，我看见一朵花落在积水里，水是浑的，花是红的，那红竟比开在枝头时还要鲜艳几分。

我心里一动，忽然想起舒婷的诗来——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多年前读只觉着美。这会儿才品出些别的意思——各自站着，又互相看见；彼此独立，又彼此呼应。

可现实中，更多的是各自站着，然后在某个傍晚，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长椅上坐下来。

临行前一天，我们又去西湖边坐了一会儿。

正是傍晚，夕阳西下，把天边染成橙红色，和木棉花一个颜色。鸟雀在花枝间跳来跳去，抖落几片花瓣，飘飘悠悠地落下来。

我们仨坐在长椅上，谁也没有说话。

夫人靠在我肩上，女儿在翻看手机里的照片，不时轻笑一声，然后把手机递过来：“爸，你看这张，你举花的姿势，像不像我们学校的升旗手？”

我看了一眼，笑了。

我看着那树木棉，看着它身后的泗洲塔，看着塔尖那一抹最后的霞光。霞光慢慢暗下去，木棉花红却还在，像是自己会发光。塔是站着的，树是站着的，我们是坐着的——坐着，是为了明天还能站起来，也是为了此刻，能靠在一起。

第二天清早，我们要回武汉了。车开出惠州城时，路边的木棉还在一棵一棵地往后掠。女儿说：“下回再来，我开车。您和妈坐后排，不用仰头，平视就能看见花。”

我说：“好。”

我们都笑了。

四

回到家里，推开窗，迎面的还是那棵朱砂梅，还是那些玉兰。它们都还含蓄着，像是等着什么。武汉的春天，到底慢些。

夜里，我翻看惠州拍的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看过去：西湖边的那株，和塔站在一起；罗浮山上的那些，站在崖壁边；我们仨站在木棉树下，笑得那样开心。

书桌上，放着女儿捡回来的那朵木棉花。她用纸巾垫着，压在书里了。压扁了，但颜色还在，还是那样红。

在惠州那些天，早晨常在树下听见木棉花落地的声音——啪，啪，啪。厚实的，沉稳的，像有什么话要说。

听得久了，便忍不住想问：它们想说些什么呢？

女儿把这朵花带回来，说是留个纪念。从枝头到书桌，从惠州到武汉——它被人捡去煲汤祛湿，也被人装进朋友圈的九宫格里，作为一种物象。现在又成了女儿的纪念品。

这么多的意义，一层一层地叠上去。叠到最后，倒忘了它首先只是一棵树，只是要开花，只是要站着。

站着，因为根在石缝里；开花，因为时节到了。

就像我们这些退休的人，离开岗位，却还要站成自己的样子——不是因为高尚，是因为习惯了。

五

三月初，武汉的玉兰终于开了。红的，白的，粉的，一大朵一大朵的，朵朵都是向上站着的。我站在树下看了一会儿，膝盖隐隐作痛。惠州那株与塔同框的木棉又回到心里，微微一暖。

前天，女儿从学校回来，说起她们班上的事。有个学生问她：“老师，您为什么总站着讲课？坐下讲不是轻松些吗？”

女儿说：“站着，同学们看得清楚些。”

那学生又问：“可是您腿受过伤，医生不是让您少站着吗？”

女儿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膝盖。她笑了笑，没回答。

我听了，也没说话。心里却想起惠州那些木棉，想起那些落花，落下来也还是红红的，不肯改颜色。

女儿在讲台上站着，一站就是十几年。夫人站了三十多年，我站了四十年。我们这一家人，大概都是站惯了的。

其实也不只是我们。那天在惠州街头，看见一个卖菜的老妇人，佝偻着背，但她面前的那个菜摊，摆得整整齐齐，青菜是青菜，萝卜是萝卜，水灵灵的，像她挺直的腰。还看见一个修鞋的老人，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缝，但他的背，是直的。

站着，不一定是指双腿直立。是一种姿态，一种不肯趴下的姿态。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自己的样子——哪怕那样子已经弯曲，已经疲惫，但还在。

窗外的玉兰开了又谢。惠州的木棉，此刻应该也还在开着罢。它们站在那里，站着开花，站着落叶，站着把花啪地一声摔在地上。

我回头看了看书桌上那朵压扁的木棉。它还是那样红。

女儿明天有课，早睡下了。夫人把夹着木棉花的书合上，放在床头。

夜深了。我重新翻开书，那朵压扁的木棉，红得发暗，像一块炭。

它现在坐着，在书页里坐着。但我知道，它的骨头，还是站着的。

我把书合上。

啪的一声，很轻，像木棉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