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

胡兴来

                     
                  

       我们生产队的人，都管我大伯叫“大老子”。这绰号像他那杆油光锃亮的枣木大秤，压得全队人抬不起头。大老子是生产队队长，在这片黑土地上，他的话比圣旨还管用。在那个“干活大呼隆，工分定高低，“秤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年代里。秤杆子握在大老子手里，就等于攥着全生产队人的粮袋子、命根子。谁家秋收多分两斤稻谷，谁家工分记多了三分，全凭他一句话。

     我父亲与大老子是嫡堂兄弟，同一个爷爷传下来的血脉。大老子比我父亲大两岁，按族里的大排行，父亲该叫他一声“老大”，自己是“老二”。按理来说，兄弟俩该互相帮衬，老大当了“土地老爷”，老二家多少该沾点光。可事实恰恰相反，尤其是从我顶替他儿子进了大队学校当了教师那天起，他的找茬就成了家常便饭。
        我家的芦花鸡溜进他的菜园啄了两棵青菜，他能拎着鸡脖子一路骂到我家，“啪”地摔在门槛上，鸡毛飞得满屋都是；我家晾晒的蓝布被子搭在竹竿上，梢头挡了点他门前的路，他抬手就扯下竹竿，被子“扑通”掉在泥土上。我们全家人缩在三间茅草屋里，听着他在院里摔碗骂娘，连咳嗽都得捂着嘴，生怕惊动了这位“活阎王”。

      我们家住的三间茅草屋，屋里又矮又潮，晴天能看见日头从茅草缝里漏进来，雨天就到处摆着接水的破碗。奶奶、父亲，加上三个未成年的弟弟，挤在靠东头的一间屋里。父亲瞅着弟弟们一天一天长大，咬咬牙，趁着秋收后的空档，在老屋东山头搭了间丈把宽的小偏房。他白天上工挣工分，晚上就着月光，用葵花杆绞上稻草糊泥巴墙，屋顶铺了层新割的稻草。这小屋子虽小，却能遮风挡雨。奶奶摸着杨树门框，枯瘦的手指在粗糙的木板上划着，皱纹里都淌着笑：“这下好了，我能睡个安稳觉了。”

      奶奶的安稳觉只睡了三夜。第四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大老子的脚步声就像擂鼓似的砸过来，震得窗纸都在颤动。他叉着腰站在小屋子前，蓝布褂子敞开着，露出黑黢黢的xiongfu，唾沫星子溅在新糊的泥墙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天宝（我父亲名字），你这破屋子挡了我家的风，碍了我家的路，明天就得拆！”

      父亲刚从地里回来，手里还攥着半截锄头，脸“唰”地白了，搓着手上的泥灰，指缝里还嵌着黑土：“老大，这小屋子……”

        “别叫我老大！我还是你老大吗？”他一脚踹在小屋子的柱子上，“咯吱”一声，小屋子晃了晃，墙上的泥皮簌簌往下掉，“明天不拆，我亲自来掀！”

      那天晚饭，父亲手里的筷子一直在抖。油灯的光昏黄摇曳，落在他新添的白发上，像落了层没化的霜。他扒拉了两口糙米饭，喉结滚了半天，才哑着嗓子说：“拆吧，惹不起。”话音刚落，眼圈就红了，赶紧低下头，假装扒饭。

      我攥着筷子的手心里全是汗，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瞅着父亲痛苦的脸，我咽了口唾沫说：“爸，等我周末回来帮你拆，让奶奶多住两天。”

      可大老子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那天下午，太阳刚挨到西边的树梢，就听见东山头传来“轰隆”一声闷响，像闷雷滚过。学校放学了，我刚要到家，心里“咯噔”一下，眼见新搭的小屋子塌了，稻草和泥巴压着奶奶的蓝布被褥上，三个弟弟缩在墙角，小的那个吓得直哭。奶奶扶着墙，捂着心口直喘气，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大老子扛着四齿耙站在废墟上，耙齿上还挂着稻草，嘴里骂骂咧咧：“不识抬举的东西，给脸不要脸！”

     父亲蹲在地上，捡起被摔碎的粗瓷碗，手被碎片划出血，他也没察觉。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落在泥地上。

        北风越来越紧，河面上结了层薄冰，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大队的广播喇叭天天喊，要各生产队尽快组织好民工上水利工程。那年是全县组织“大会战”整治子婴河。

         那天我正在学校办公室批改作业，邻居二婶气喘吁吁跑进来，急匆匆地说：“兴来，不好了！你大伯跟你爸为挑水利工程的事，吵到大队部来了，你快去看看吧！”

       学校离大队部不远，我扔下红钢笔，拔腿就跑。刚进大队部院子，就听见大老子的大嗓门：“胡兴来不去挑河工，我们生产队谁也别想去挑工！你们大队着办吧。他家两个男劳力，必须去一个！”

     父亲跟在大老子身后，棉袄上还沾着草屑，他拉了拉大老子的袖子，声音怯怯的：“老大，兴来要上课，不能去。我去，我替他去挑工。”

     大老子甩开他的手，力道大得让父亲打了个趔趄：“你？你这把老骨头能挑几担土？别到时候死在河工上，还得我派人把你抬回来！”

     父亲的背又佝偻了些，像棵被霜打了的老玉米杆。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沙哑得厉害：“我能行，我慢慢挑，总能挑完成的。”

      ：那年的子婴河整治工程，真是啃骨头的硬活。全县参加会战的劳力都拉到了工地，红旗插得密密麻麻，像一片红色的林子。北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吹在脸上生疼。父亲裹着我穿旧的蓝布棉袄，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他在齐腰深的冻土上挖河泥，扁担压在他肩上，磨出了紫红的血印，渗到棉袄外面。

       我星期天去看他时，他正扶着铁锹把咳嗽，每一声都像是从肺里扯出来的，脸憋得通红，咳完半天直不起腰。看见我，他先是一愣，接着露出一脸苦笑：“儿呀，你来干什么？这里没有你的事。你回去吧，我能行，别耽误了上课。”

      没过一个月，从工地回来的张大爷急匆匆跑到学校，找到我说：“兴来，你爸在工地上病倒了，你快去看看吧！”

         我赶到工地时，父亲躺在工棚的稻草铺上，脸白得像纸，嘴唇干裂起皮。我赶紧扶他去了工地诊所，医生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叹着气说：“劳累过度，又受了风寒，得静养，不能再干重活了。”

       我攥着医生开的药，站在诊所屋檐下，雪花落在头发上，冰凉刺骨，像钻进了我的心里。我想起工棚里父亲佝偻的背影，想起小屋子塌时奶奶捂着心口的样子，想起三个弟弟冻得通红的小手………。北风卷着雪沫子打在我脸上，我的眼泪不自主地往下流。

      那年子婴河的“大会战”，任务压得死紧。县里把工程段分到各公社，公社分到各大队，大队再分到小队，最后小队把担子压到人。每个挑工的人都分了工段，我记得父亲的工段是四米五长。要是歇一天，自己的工段就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想追上别人的进度就难了。

      我从工棚走到子婴河工地，拿起父亲那根磨得发亮的扁担，边挖边挑，扁担压在肩上，像块烧红的烙铁，肩头疼得钻心。为了赶上进度，那天我加了夜班。马灯悬挂在河边的柳树上，昏黄的光映着我满脸的汗，顺着下巴滴进冻土，瞬间冻成小冰粒。

      后来，我只好工地、学校两头跑。幸好家里买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就骑上自行车往工地上赶，星期一大早，再踩着露水赶回学校上课。还好，没过两周，学校放了寒假。我把父亲换回家休养，自己在工地上死扛。北风把我手背吹裂了口子，渗出血珠，就抹点歪歪油；肩膀磨得红肿，就垫块厚的棉布。
      
        一直熬到大年三十早上，我才算马马虎虎完成了工程任务。挑得最快的人，早就回家过二十四了。我拖了工程后腿，工程指挥部的人都急死了。

      当验收员在本子上打勾时，我望着那平平整整的四米五的工段，突然就瘫坐在雪地里。远处村庄传来鞭炮声，年味儿混着雪气飘过来。我摸了摸肩上的扁担，已被汗水浸得发亮，虽然肩膀还在隐隐作痛，心里却像落了场暖雪——这个年，总算能让家人踏踏实实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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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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