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调令

胡兴来

      

口头调令

       春风如一首悠扬的琴曲，轻拂过万象复苏的大地。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如同一阵强劲的风，吹皱了每个村落的平静水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开批判会，写批判稿成为了每个基层单位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就在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时，虎头大队却因找不到合适的写批判稿子的人而愁云密布。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金恩富，坐在大队部办公室的窗口，望着窗口蜿蜒的土路，心中满是焦虑。就在这时，公社蹲点干部姜钊来到虎头大队谈工作。
       阳光透过窗棂的缝隙，在斑驳的墙面上织出几片光影。姜钊与金恩富坐在队部简陋的木桌前，当谈到写批林批孔的批判稿子时，金恩富面露难色。那时的农村里人认字的人少，能写文章的人更少。
      姜钊看出金恩富脸上的为难之色，他捏着搪瓷缸，喝了一口茶，忽然开口："你们虎头大队，有个叫胡兴来的年轻人吗？"
     "有，就住在我家后面的庄子上。"金恩富说着，手朝窗外指了指。
     "叫他来大队写批判稿子，这小伙子文章写的不错。"姜钊的眼睛亮了起来：“把他调到大队部来。”
      金恩富有些惊讶，他不明白这个公社干部为何知晓一个普通社员的底细。直到后来我才听说，这一切的缘起，竟要追溯到我高中时代的语文课堂。
      那时，姜钊是东风公社的中心校长，他常到东风中学来检查工作。有一次作文课，我写了篇《春耕散记》。戴恩洋老师用红笔在文末批了"文气贯通，颇有风致"八个字，还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或许是这份赏识，让戴老师在姜钊来学校查学生作文时，把我那篇《春耕散记》的作文推荐给江校长看。江钊看了我的作文连连夸赞。从此，我在这位公社干部心目中就埋下了好印象。
      在生产队里，劳动力是最宝贵的资源。得知大队要调我去写材料，生产队长张丰太内心不悦。他对大队前来宣布“口头调令”的通信员说：“大队里写材料重要，可地里的庄稼也不能耽误。眼下正是挑粪施肥的节骨眼，少一个劳力那怎么行，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
      金书记深知其中的难处，只能亲自与张队长协商，最终达成了一个特殊的"交易"。原本每个生产队要派两名社员去高邮湖草滩挖黑土（一种腐植酸的肥料），我去大队写材料，就少派一人，我就算抵上一个挖黑土的民工了。
      那一天，我正挑着两桶大粪走在田埂上。扁担随着脚步的走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扁担压在我的肩膀上，磨得生疼，汗水顺着下巴滴进衣领，在粗布衬衫上洇出深色的印记。
       "胡兴来，大队叫你去一趟！"忽然，听见有人在田头喊我的名字，声音穿透了春日的燥热。我愣了一下，直起身子向田头看时，扁担上的粪桶晃了晃，粪水四溅。我把粪桶往田边一放，用袖口擦了擦额角的汗，踩着沾着泥土的布鞋，跟着来人往大队部走。
        路过晒谷场时，几个正在翻晒粮食的社员抬头看我，眼神里有好奇，也有几分疑惑。在那个年代，能被喊到大队里去写材料，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也算是某种"特殊待遇"。
       在路上，我心里有些忐忑，光听来人说是写材料，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写怎样的材料？更不知道我这支笔，将会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写下怎样的材料？
       大队部是几简陋的茅草房，正屋中间摆着一张长桌，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两侧贴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我进门时，姜钊和金书记正在商量着什么，桌上摊开着几张泛黄的报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批判文章。姜钊见到我，笑着招招手："兴来啊，我知道你在学校里的作文写得不错，回农村又写了不少广播稿子。现在大队需要人写批判稿，现在叫你来，就是让你写批判稿子。"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亲切，又有几分不容置疑的意味。
     我点点头，在桌前坐下。金书记递过来一叠稿纸，还有一支蘸水钢笔。笔尖触到纸面时，我忽然有些恍惚。曾经，我在课堂上用这支笔写过春日的麦苗、夏夜的流萤、心中的梦想、抄写过课本里的诗词。而如今，笔下要流淌的，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字。
         最初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研读报纸上的社论，揣摩着"批林批孔"的政治话语。那些曾经熟悉的文字，如今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维跟上时代的节奏，在稿纸上堆砌着激昂的词汇，写林彪的"阴谋诡计"，写孔孟的"封建余毒"。每当一篇稿子完成，姜钊和金书记都会凑过来仔细阅读，有时点点头，有时提出修改意见，要更"尖锐"一些，更"深刻"一些。
    尽管人在大队部，我依然惦记着生产队的事务。毕竟，我"抵"一个挖黑土的劳动力。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们，才是最真实的生活，而我笔下那些激昂的文字，与他们的汗水和艰辛相比，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那天晚上，我坐在大队部的煤油灯下，看着眼前的稿纸，迟迟无法下笔。窗外，春风拂过，带来远处蛙鸣的声音。我忽然想起戴恩洋老师在课堂上念过的诗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此刻，我想起生乡里那些挥汉如雨的社员们，不正是如此吗？而我，却在为了一篇批判稿绞尽脑汁。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心中翻涌，我不知道自己写下的文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只觉得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个人都像是一片小小的树叶，被裹挟着向前，无从选择。
        批林批孔运动终究还是渐渐平息了，如同一场暴雨过后，天空逐渐放晴。那些曾经铺天盖地的批判稿，也渐渐被收进了档案柜，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那段在大队部写材料的经历，却始终刻在记忆里，如同一块质地粗糙的老布，虽然不再鲜艳，却承载着岁月的重量。那支曾经用来写批判稿的蘸水钢笔，早已不知去向。但每当我拿起笔，依然能感受到指尖微微的震颤，仿佛有什么东西，永远留在了那个春天的大队部里。在时代的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小小的浪花，但那些被时光褶皱收藏的故事，却永远不会褪色。它们提醒着我们，曾经走过的路，遇见的人，以及在岁月深处，特别是那支写下过青春与迷茫的笔记忆犹新。
       如今，当我站在虎头大队的旧址前，看着新建的楼房和宽阔的马路，很难再找到当年的痕迹。但我知道，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时光的褶皱里，一定还藏着那个年轻人的身影，他正坐在煤油灯下，咬着笔杆，在稿纸上写下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字。那些文字或许早已泛黄，或许早已被人遗忘，但它们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如同一场春雨，滋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也滋润过一个年轻人关于文字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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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默先生

沙发欣赏

一默先生

《口头调令》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特殊年代里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微妙碰撞。作者以1975年“批林批孔”运动为背景，将一场看似寻常的“调令”转化为个人与集体、文字与劳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寓言。

在这篇散文中，文字的重量与土地的厚重形成鲜明对比——笔尖下的批判稿与肩上的扁担，煤油灯下的苦思与田埂上的汗水，共同编织出一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作者以冷静而克制的叙事，还原了历史褶皱中的微小褶皱：一句偶然的赏识、一场临时的交易、一次被迫的书写，背后却是整个时代的荒诞与真实。

尤为动人的是文中对“笔”的反复书写：它曾是课堂里描绘麦苗与流萤的工具，后来成为政治任务的工具，最终又化作记忆的载体。这支笔的轨迹，恰似一代知识青年被时代裹挟的缩影——他们的文字不得不服务于某种宏大叙事，但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对纯粹表达的渴望。

当历史的风烟散尽，那些泛黄的稿纸或许早已湮灭，但《口头调令》却以文学的方式，为那个“咬笔杆的年轻人”立下一座无字的纪念碑。它提醒我们：在集体记忆的缝隙处，永远存在着未被完全规训的个体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