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己

海尔罕

老己
———写给即将领取《老年证》的自己

他们叫我“老己”，叫了六十五年。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老幺”的谐音——我在十一个兄弟姐妹里排位最末，活下来的一子四女中，我是那粒最孱弱的草籽。直到七岁那年，村头的队长儿子把鼻涕抹在袖口上，斜睨着我：“你算老几？”那声线里的轻蔑像一记耳光。我才恍然，“老己”原是“老几”的转音，是乡土社会对人的贬值与流放，是被命运踩在泥里的编号。

可母亲不这么想。她把“几”字加了弯钩，变成“己”。自己人的己，舍己为人的己，知己知彼的己。一个字形的篡变，完成了对命运的第一次抗辩。

我的户口簿上工工整整印着学名，但大长山北麓的风只认得“老己”。这名字像一层洗不掉的胎记，黏糊，温热，带着土腥气。许多年后，当我揣着烫金的警官证坐在敞亮的办公室里，故乡的电话穿过几十里线路，那一声苍老的“老己，你是老己吗？”——胎记骤然发烫，瞬间将我拽回那个被风与尘土揉皱的1961年。

那一年，母亲用十回生产的痛楚，在饥寒交迫的宏大叙事里，为我夺得一个皱巴巴的席位。我是剩下的那个，是未被风吹走的草籽。五十岁那年，她坐在老屋门槛上剥豆子，夕阳把满头头白发染成枯草的颜色。“六个儿子，五个女儿，”豆荚在她手中发出清脆的裂响，“活下来的，就你一个秋葫芦。”那裂响里藏着十一个生命去留的寒凉，沉甸甸地落在我刚刚发出的第一声啼哭上。

于是我的童年与“病”和“土法子”紧紧缠绕。六岁时，我浑身蜡黄，眼珠子像泡在姜水里。“黄病”。家里决计拿不出卫生院的钱。父亲闷着头出去半晌，攥回几片生铁般硬挺乌黑的铁树叶。母亲用补了又补的搪瓷缸，将它们与几粒粗粝的红糖熬煮。甜味混着金属的腥气，熬成一碗黑黢黢的汤汁。每日，我攥着好心人接济的维生素B12注射液，赤脚走过田埂，去土坯砖砌成的大队部卫生室。给我打针的是邻村读过一年初中的赤脚医生，手指粗大，紧张得满头是汗。药液推得极慢，针尖在皮肉里探寻的每一丝颤动，都清晰可辨。

“命大。”一个月后，黄疸如潮水般退去，母亲就说了这两个字。

命大的背后，是母亲近乎巫祝的镇定。但凡我头疼脑热，她便取一只豁口的粗瓷碗，盛半碗清水，将三根竹筷蘸湿了，并拢立在碗底。她凝神屏息，嘴唇翕动，念着那些早夭兄姐的名字。筷子颤巍巍的，竟有时真能立住。母亲便如释重负，对着虚空挥挥手：“快走吧，别缠着我老儿子。”

若是立不住，她有第二招：摸出一枚尚带母鸡体温的鸡蛋，在碗沿一磕，金黄蛋液滑入粗陶碗。老姜剁成末，撒进去，筷子急速搅打，蛋液与姜末缠成金黄的星云。铁锅烧热，滋啦一声，辛辣的香气炸开，充满攻击性的生机。一碗热腾腾的姜蛋汤灌下去，逼我钻进那床厚重的棉被，捂出一身又一身黏湿的汗。

这过程里没有温度计，没有听诊器，只有母亲不容置疑的抚慰——将身体交付给鬼神、祖先与食物热力的原始智慧。我的“命”，就在这符咒与鸡蛋姜汤的交替守护下，歪歪扭扭地扎下根来。

扎根之处是“民办小学”。祠堂改的学校，黑板用无主的薄皮棺板拆了漆成黑色，边角还隐约可见粗劣的榫卯。我们这些泥猴似的孩子并不怕，反倒觉得新奇。板凳需自家带，我带的是条跛腿的长凳，坐着总往一边滑。老师是生产队里“最有学问”的“知识青年”，念报纸声音洪亮，教算术时自己却算得额头冒汗。

学费两毛。注册那天，老师找回我八分钱。这笔“巨款”攥在手心，汗湿了一路。母亲用这八分钱加几个鸡蛋，从供销社换回一小包水果糖。那甜沁到梦里。放学路上，我们拖着鼻涕迎着风，喊着自己编的歌谣：“民办小学坏又坏，棺材板子做黑牌！糊涂老师来教书，教出一群群蠢猪。”童声尖利，穿过空旷的田野，带着野性的、没心没肺的快乐。

直到转入镇上的公立花山小学，红领巾系上脖颈，“红小兵”臂章别上左臂，那抹甜才有了更清晰的形状。我当上了学习委员，后又当上了班长，胸腔里揣着一只扑腾的鸟。五年级，我被评为区“三好学生”。表彰会后，老师带我们几个孩子，平生第一次走向“城里”。

18路公共汽车。车身红白相间，像一条洁净的、会游动的大鱼。车窗外的景色从农田池塘渐变成楼房橱窗。我们在“国营广埠屯餐馆”坐下。雪白的米饭堆得冒尖，颗粒分明；一盘回锅肉肥瘦相间，裹着红亮酱汁，油滋滋地冒热气，香气霸道地钻进每一个毛孔。

我几乎是数着米粒，就着肉片，将那碗饭吃得一粒不剩。连碗边的油花，都用米饭粒细揩干净送入口中。那一刻，口腔里的丰腴与脑中的掌声、窗外的繁华轰然交汇。一个灼热的念头像那颗咬碎的油渣在喉头炸开：我要读书，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要永远有资格坐在这样亮堂的餐馆里，吃这样一碗饭。

那碗饭不再是食物，而是一座灯塔，一个关于尊严的，最朴素也最坚固的誓言。

1980年，我揣着单薄的录取通知书，再次登上18路汽车。这一次是告别。车身摇晃，将故乡的土屋、田埂、父母倚门的身影，摇成模糊的远景。我选择市公安学校，理由现实得近乎残酷：每月二十三元五角生活费，挺括的蓝白制服，一双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黑色皮鞋。父母再也无需为我的衣食揪心。

汽车驶过长江大桥，浩荡江风灌满车厢。我看着后视镜里渐行渐远的街景，犹如看见飞速退却的乡土，想起母亲立筷子的那只老碗，想起那块棺木黑板。我的“命”正被这股向前的力量，从依赖鬼神与土地的原生土壤里，连根拔起，移植到由纪律、钢铁与城市规则构筑的新世界。

风很大，吹得我眼睛发酸。但心里那团火，比碗里的姜汤还要烫。

蓝制服起初僵硬，像层陌生的壳。很快，这层壳与皮肉长在一起，成为新的骨骼。从警四十年，制服颜色由新变旧，由浅入深，浸透汗水，沾染血污。我流过汗，夏夜蹲守时，汗渍在背上结出白色盐霜；流过血，抓捕时被亡命徒的刀刃划过手臂，温热的液体渗进深蓝布料，变成沉郁的褐色。

但我不曾流泪。不是心硬，是这身衣服穿着，眼泪便显得轻飘了。好几次与死神擦肩，qiang口迸出的火星几乎燎到眉宇，疾驰的车轮贴着裤脚碾过。事后回想脊背直发凉，同僚递来“大公鸡”牌香烟压惊，我摆了摆手，咧咧嘴用故乡话调侃：“冇得事，我算老己，命大。”

这“命大”二字，此时已不仅是母亲的庆幸。它掺进职业的风险，淬炼成一种近乎鲁莽的镇定，一种在无常面前对自己那份“幸运”的确认。这“老己”，也渐渐从故乡的昵称，变成危险与责任面前必须坚硬的符号。

二十五岁，我领了证，成了家。同年，领导找我谈话，要提拔我为副所长。那一瞬间，我感到熟悉的怯意——来自田间，来自棺材黑板的民办小学，来自害怕担不起的惶恐。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想拒绝。

领导看着我，目光如炬，仿佛能穿透崭新的制服，看到那个攥着八分钱跑回家的孩子。“我相信我的眼力，更相信你的实力。好好干。”

这句话像一根坚实的桩，打在我心里那片犹自柔软的沼泽地上。我开始学着不仅做一把锋利的“刀”，更做一块承重的“础石”。从警岁月是不断将自己打碎又重塑的过程。荣记的三等功奖章收在盒子里，并不常看。比它们更重的，是那些没有奖章的记忆：调解纠纷时被指着鼻子骂娘的委屈，解救被困群众后他们眼中劫后余生的泪光，还有无数次深夜归家，看见窗口那盏为我留着的黄豆般的灯火。

制服穿了四十年，穿到两鬓斑白，穿到从一级高级警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脱下那天，我仔细将制服抚平，挂进衣橱。衣服静静垂着，像卸甲归田的老兵。镜子里的人穿着寻常棉麻衬衫，竟有片刻的陌生。那个“老己”似乎又从制服里走出来，变得无所适从。

退休后的日子陡然空阔下来，像秋收后寂静的打谷场。我固守一些习惯：不抹牌，不酗酒，不抽烟——这是与过去高度紧张的生活之间，自母亲设定的藩篱。我又拾起旧梦：摄影、读书、听音乐。相机镜头取代警械，对准的不再是罪证与危险，而是晨光中的江鸥，夕阳下的归帆，老伴眼角新添的细纹。

文字成了新的疆场。我在键盘上敲打，将散落的记忆、倏忽的感悟编织成篇。发表三百多篇散文诗歌，还成了两家文学网站的编辑，乐颠颠地给文友校对、排版、写评语，活脱脱的殷勤义工。笔尖如针线，“把散落的日子缝成一件暖而韧的衣裳”，裹住这颗退休后依然扑腾、不肯安分的心。

前些日子翻检旧物，在一个铁皮盒子底层摸到一小卷用橡皮筋捆着的毛票。最外面一张是绿色的两分钱纸币，已然酥脆。我蓦地想起许多年前，民办小学老师找还我的那八分钱。时光轰然倒流。我仿佛看见那个瘦小的男孩，攥着汗湿的硬币奔跑在田埂上，风鼓起他打满补丁的衣衫。他跑向的，是母亲，是那包用八分钱和鸡蛋换来的水果糖。

而此刻，坐在明亮书房里的我，这个“老己”，所拥有的又何止千百倍于那包糖的甜美？这甜美是奋斗得来的安稳，是岁月积淀的从容，是于平凡中发现诗意的双眼。

还有两个月，我就满六十五岁了。女儿说届时可以去领《老年证》，乘车逛公园都有优惠。我笑着应了。老了，便老了罢。

从“算老几”到“真老己”，从一个被命运与乡土用编号定义的孩子，到一个被时代与职业重塑、又最终在文字与寻常烟火里寻回自己的老人，这条路我走了六十五年。护照、身份证、警官证上的姓名庄严工整，但在生命最深的底片上，我永远认得那个从大长山北麓走来、命硬、带着土腥气，又被时代的风不断吹拂塑造的——老己。

窗外，江城的灯火渐次亮起，浩荡温柔，仿佛另一种形式的、永不落幕的江涛。我泡上一杯新茶，坐回书桌前。屏幕微光莹然，新的句子正待生长。我知道，那个追风的少年，那个守护城市的警察，最终都走进了这个伏案的老者体内，安然共处。

风还在吹，只是变得更沉静，更宽广，足以托起所有沉淀下来的时光。而我，依然是，也欣然是，那个走在自己的风里，并将继续走下去的老了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