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东湖岸边人 于 2026-3-19 11:16 编辑
上周整理书柜，我无意间翻出六年前写的那篇《悯蝙蝠》。纸张微微发黄，墨迹依然清晰。我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读下去，读完时，窗外的天色已近黄昏。 六年了。 一
六年前的二月，武汉封城刚满一个月。我困在家里，每天看着新闻里铺天盖地的消息，心里堵得慌。“武汉人吃蝙蝠传染病毒”——这个谣言像长了翅膀，飞遍全国，飞向世界。我记得那天老同学打电话来，声音发抖，说外地的亲戚发微信质问：你们武汉人为什么要吃蝙蝠？你们为什么要害得全国人民不能过好年？ 我很诧异。我问他：你吃过蝙蝠吗？他说：我活了快七十年，只看见蝙蝠在天上飞，在屋檐下挂，从没有接触过蝙蝠。 是啊，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小在巷子里长大，谁见过任何人吃蝙蝠？夏天的傍晚，蝙蝠在天上飞，我们在下面追，唱着“盐老鼠，偷盐吃”的童谣。那是我们童年的一部分，是我们和这座城市共同的生命记忆。怎么一夜之间，蝙蝠就成了恶魔？怎么一夜之间，我们就成了“吃蝙蝠的人”？ 六年前写《悯蝙蝠》，就是想说出这句话：我们没吃蝙蝠，我们武汉人和蝙蝠一直相安无事地活了几千年。 ——可那句话，当时有几个人听见了？ 二
今天重读，我忽然注意到结尾那句：“还是‘听科学家们怎么说’吧！” 这句话，六年前写的时候，是真诚的。我真的相信，只要科学家出来说话，谣言就会消散，真相就会大白。 可是六年过去了，我不得不问自己：科学家们的话，当时有多少人听了？听了之后，谣言停了吗？ 没有。 我终于明白，科学能解释病毒从哪里来，能解释蝙蝠是不是真的无辜，但科学解释不了人心。人心一旦被恐慌占据，一旦需要一个“坏人”来承担责任，它就听不进任何道理。蝙蝠不会说话，武汉人当时也没有机会说话——或者说，说了也没人听。 “听科学家怎么说”，这句话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我们高估了科学在恐慌面前的力量，低估了谣言背后那些复杂的情绪和动机。 三
六年前写蝙蝠，我引用了童年趣事，来说明我们有多么喜欢蝙蝠；引用了传统文化，来说明我们有多么敬重蝙蝠所蕴含的“福”分。今天又读，我想起另一件旧事。 小时候，有一次我抓到了一只蝙蝠，兴冲冲地拿回家给母亲看。母亲正在做饭，看了一眼，说：“快放了它，它是来帮我们赶蚊子的。”我说：“可是人家说它是老鼠变的，老鼠偷盐吃。”母亲笑了：“老鼠偷盐干什么？盐又不值钱。那是哄你们小伢玩的。快放了，它在外面有家有口，你抓走了，它屋里人等着急。” 我不记得那只蝙蝠后来怎么样了，只记得母亲说“它在外面有家有口”时那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在母亲那一代人眼里，蝙蝠不是“恶魔”，是一种普通的小动物，跟常来咱们家的燕子没什么两样。它们住在瓦檐下，吃蚊子，繁衍后代，和人一起过日子。 这种“一起过日子”的默契，后来没有了。疫情之后，很多老房子拆了，瓦檐没了，蝙蝠也少了。我再也没听见过现在的小孩子唱“盐老鼠，偷盐吃”的童谣。我邻居的小孩问我：爷爷，蝙蝠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我该怎么回答？说蝙蝠不可怕，可大人当年怕得要命？说蝙蝠可怕，可我们祖祖辈辈和它住在一起？ 四
六年前写这篇文章，我还特意在文末注明要“弘扬正能量”。现在看来，这个词让我有点脸红。 不是因为它不对，而是我当时对“正能量”的理解太简单了。我以为正能量就是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只讲光明，不讲黑暗。所以我写“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却不点谁在胡思乱想；我写武汉人“忍气吞声”，却不问为什么受害者要忍气吞声，为什么造谣的人从来不道歉。 这六年来，我一直在想：那些造谣的人，后来怎么样了？那些在网上骂“武汉人吃蝙蝠”的大V，有几个站出来说过一句“我错了”？那些把谣言当新闻发的媒体，有谁道过歉？ 没有。 他们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写文章，继续发视频。而被他们伤害过的武汉人，等了六年，连一句道歉都等不到。 这不是“正能量”。正能量不是粉饰太平，不是假装一切都好。正能量是在黑暗面前敢于点灯，是在不公面前敢于发声，是在沉默面前敢于说出真相。 六年前的我，还不够勇敢。 五
这六年间，我送走了几位老同事、老邻居。他们当中有人直到去世，还在承受着外人对武汉人的偏见。我也眼看着这座城市从封城中慢慢走出来，重新热闹起来。但是有些东西，再也没回来。 比如说，那种“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信任。蝙蝠和人，曾经在同一片屋檐下生活了几千年。疫情之后，蝙蝠飞走了，信任似乎也飞走了。人和人之间，好像也多了一层隔膜。外地人看武汉人，武汉人看外地人，心里都多了一点什么。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在那里。 六年前我写蝙蝠，是想替蝙蝠说几句话，替武汉人说几句话。此刻沉思，我发现自己其实是在替一个时代做注脚——那个我们以为谣言止于智者的时代，那个我们相信讲道理就有人听的时代。 那个时代，真的过去了吗？还是说，它从来就没有来过？ 六
昨天傍晚，我一个人在小区里走了走。六年前封城的时候，小区里空荡荡的。现在热闹了，到处都是老人带孩子，到处都是跳广场舞的音乐。 忽然，我看见天上有几个黑影飞过。它们飞得很低，绕着那几棵老樟树，一圈，一圈，又一圈。 我站住了，看着它们——我以为是蝙蝠，却是几只归巢的幼鸟。武汉的蝙蝠少了，即使有，也在冬眠。噫！当年的武汉人，会去抓冬眠的蝙蝠吃吗？！ 这个问题，现在听起来像个笑话。可六年前，它曾让整座城市背上污名。 我不禁想起历史上那些被污名化的群体。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横行，犹太人被指控在井里投毒，成千上万的人被烧死、驱逐。那时的谣言，和六年前“武汉人吃蝙蝠”的谣言，何其相似——都是恐慌中寻找替罪羊，都是弱者背负莫须有的罪名。蝙蝠不会辩驳，犹太人来不及辩驳，武汉人辩驳了，可有多少人听呢？ 污名化从来不需要证据，它只需要恐惧，和一个沉默的靶子。 蝙蝠只是最新的一个牺牲品。而武汉人，又何尝不是？ 七
现在，我想说说“沉默”。 蝙蝠是沉默的。它天生不会说话，几千万年来，只在夜里无声地飞，吃蚊子，住瓦檐，和人相安无事。可当灾难降临，它的沉默成了罪名——因为它不能自辩，所以人们可以随意编排它。 武汉人当时也是沉默的。封城的日子里，我们困在家里，看着外面骂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人想辩驳，可话还没出口，就被更大的声音淹没了。有人说“算了，忍一忍吧”，于是就忍了。这种沉默，是被迫的，是含着泪的。 还有一些沉默，是选择的。那些知道真相的人，那些本该站出来说“这不对”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也沉默了。为什么？怕引火烧身？怕说了也没用？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该说话的人不说话，谣言就会一直跑下去。 最可怕的，是整个时代的集体沉默。六年过去了，没有人道歉，没有人追责，没有人追问：那些谣言是怎么造出来的？谣言的始作俑者是谁？ 都沉默了。 蝙蝠沉默之后，是武汉人的沉默。武汉人沉默之后，是所有人的沉默。 可沉默能解决问题吗？不能。沉默只会让下一次灾难来临时，同样的剧本再演一遍。 八
也许，时间真的能冲刷很多东西。谣言会过去，偏见会淡去，恐慌会平息。最后留下来的，还是那些最基本的东西：蝙蝠吃蚊子，住在瓦檐下，和人一起过日子。 可是，如果只有时间冲刷，却没有反思，没有道歉，没有追问——那么下一次灾难来临，同样的剧本还会上演。会有新的动物被妖魔化，会有新的群体被污名化，会有新的谣言像野火一样蔓延。 而我们，除了沉默，还能做什么？ 六年前写《悯蝙蝠》，我是想告诉别人一些事情。现在重读，写下这篇反思，我是想告诉自己一些事情。 我想告诉68岁的自己：写作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记录自己与世界的相遇。六年前那篇文章，也许没有改变任何人的看法，但它让我在恐慌中保持了一份清醒，在孤独中找到了一份表达。这就够了。 我想告诉68岁的自己：不要高估一篇文章的力量，也不要低估持续观察的意义。六年过去了，蝙蝠还在，这座城市还在，我还在。我可以继续写，继续问，继续想。直到有一天，有少年问我：爷爷，你当年为什么要写蝙蝠？我可以告诉他：因为爷爷相信，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哪怕是小小的蝙蝠，也有它活下去的权利，也有它不被冤枉的权利。 我想告诉68岁的自己：真正的正能量，不是回避黑暗，而是在黑暗中仍然愿意点灯；不是假装一切都好，而是承认不好之后，仍然愿意努力让它变好。 九
《悯蝙蝠》，这篇发黄的旧稿，我把它放回书柜，永久保存。 六年后的今天再读它，我读出的不是蝙蝠的可悯，而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个人，如何在风浪中寻找自己的声音。 窗外，天色完全暗了下来。远处有灯火亮起，这座城市依然生生不息。 蝙蝠沉默之后，愿我们不再沉默。 愿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勇敢。 附记今天，我遇到了小区里的老邻居，谈及我的这篇文章。他问我：你还在想那些事啊？都过去了。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有些事，过去了，不等于解决了。有些话，没人说了，不等于真相大白了。有些伤，看不见了，不等于愈合了。 我只是一个退休老人，写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文章。但我至少可以对自己诚实，对历史诚实，对那些曾经和我们一起生活在瓦檐下的蝙蝠诚实。 这就够了。 夜里睡不着，又想起母亲那句话：“它在外面有家有口，你抓走了，它屋里人等着急。” 蝙蝠的屋里人，等急了吗？ 等了多少年？ 等到了吗？ 窗外，起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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