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古尸在旅顺

运涛 · 发表于昨天 10:52

本帖最后由运涛于 2026-3-17 10:54 编辑

在当今社会上，丰富的经验有时也会败给强大的网络，譬如参观旅顺博物馆，我还处于面对陌生地方比较茫然中，不知从哪里看起的时候，年轻人已经在寻找镇馆之宝-高昌古尸了。

旅顺博物馆前身为日本殖民大连时，始建于1915年的物产陈列所，是日本在沙俄未完工的高级军官俱乐部基础上修建，1916年更名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17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当时，博物馆藏品，由日本人大谷光瑞的“搜集”品为主的“丝绸之路文物”和以罗振玉旧藏品为主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两大体系组成。

罗振玉虽然只考中了秀才，但通过自学，名气却很大。甲午战争后致力于新学，自筹资金成立了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在那里结识了同是秀才出身，前来学习日文的王国维。在教育的改革方面，他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如提出创立学部以统领教育、在京师及全国省府及各省学堂设图书馆、博物馆及教育陈列品馆。光绪二十七年，罗振玉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罗振玉此次日本之行共淘得古籍十几二十种，所得古善本，也有十几种，除此之外，还获得古器物若干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受端方推荐，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也提携王国维一家进了京师。辛亥革命后，他们同进同退，一同流居去了日本，在罗振玉的影响下，王国维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世人把他们的学问称为“罗王之学”。回国后，他们成为儿女亲家。尽管宣统帝已退位，但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他保留皇帝尊号，仍居紫禁城，罗振玉、王国维成为了保护清王朝的“铁杆”遗老。罗振玉得以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等，在文化观念上，罗振玉抱“返经信古”的立场，一方面为纠康有为今文学不治训话名物的蔽失，从文献整理入手重振国学；一方面为纠时人信今疑古的思潮，欲以国学启迪新知、匡救时弊，迎古学复兴新局面。经过整理与研究，敦煌学、简牍学和古器物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甲骨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开始奠定基础，王国维在学界中形成很大的影响力。罗振玉媚日卖国，后来成为了大汉奸，但不可否认其做学问做研究有一定可取之处。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在日本京都府，和日本皇室沾亲带故，他是日本著名的宗教家、探险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而这一切头衔，全部归功于他在中国的“考古”、“探险”等文化强dao作为。自1902年，大谷光瑞以考古探险为名，率领18名队员，三次深入我国西北部，丝绸之路沿线挖掘、窃取、掠夺我国地上、地下文物多达86箱，6731公斤。在文物种类上包括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包括干尸。大谷光瑞将全部盗来的文物分成三部分，一部分送回了日本，一部分送到了韩国，而另一部分则留在了大连旅顺。源自吐鲁番东南三十公里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这些干尸，由1912年他带领的第三次西域探险队发现并运至日本，后于1918年流转至旅顺。

如今两具干尸及其随葬品以“黄沙下的永痕”为名在博物馆主馆二楼的高昌古尸展厅陈列。

新疆干尸形成与吐鲁番盆地极度干旱的地理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与其一同出土的伴生随葬品，包括彩绘陶器、木器、泥塑品、钱币、丝织品和纸质文献等，涉及宗教文化、丧葬文化、历史文献等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高昌国时期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丧葬习俗，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活动在这里人们的生活画面。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是高昌国时期的公共墓地，年代为西晋到唐代中期，以埋葬内地汉族移民为主。西汉凿空西域之后，实现了“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但这些士卒，为了守护大汉边陲，可能终生无法回到内地。西域都护班超驻守西域三十余年，收服全部西域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诸国皆遣使朝贡，爵封定远侯，年老思归，上疏请求“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而大量疲卒只能留居，此为汉族移民之始，后来汉魏时期的屯兵，以及战乱时期避难的民众，这些移民身在高昌，根在中原，体现在墓葬的葬式、随葬品上，与同时期内地的墓葬形式基本相同。可见麴氏高昌国的汉人社会虽然长期独立于中原政权之外，但汉文化的底色没有改变。

中国历史上得国最不正的莫过于晋朝了，前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能当街弑杀···天子，后发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高昌就是在此时趁乱立国的，但它不属于“五胡”，纯是汉人所建。

汉宣帝时，派士卒携家属往车师前部屯田，且耕且守。元帝时，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同时，设戊己校尉，治于高昌，主管屯田和军事。十六国中前凉设置高昌郡及高昌、田地等县。此郡先后隶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国。公元435年，阚爽脱离北凉，自立为高昌太守，442年事败逃走。他的后人阚伯周460年建立高昌国，称国王，也称阚氏高昌，其实是柔然的附庸国，被唱《敕勒歌》的高车国所灭。488年，高车扶持敦煌人张孟明建立张氏高昌，为国王，由于向高车、柔然的双重进贡，实施大肆征集官粮政策，造成十室九空，在民众暴动中被国人千刀万剐，统治仅维持八年即告终结。高昌贵族旋即拥立酒泉郡人马儒为王，开启马氏高昌时期。马儒遣使北魏朝贡，请求举国迁入内地，高昌民众因眷恋故土发起暴动。501年，反对派联合长史麴嘉发动政变，马儒被杀···。502年麴嘉为高昌王，建麴氏高昌王国，历九世十一王，凡139年，享国最久。馆中有麹氏高昌年表，年号十二个，其中和平年间与义和年间的国王只知姓麹，却不知名字。先后臣属柔然、高车及突厥，也与北魏和南梁保持密切关系。隋统一后，国王伯雅亲赴长安，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娶宗室女华容公主为妻。唐贞观初（626年）高昌王麹文泰来朝，后来麴文泰与西突厥结盟，阻断丝绸之路的交通。对其左右逢源、摇摆不定，唐太宗果断派遣侯君集、薛万均等大将证讨。贞观十四年，高昌为唐所灭，置高昌县，后设安西都护府统之。

小说《西游记》中玄奘的身份设定是唐太宗的御弟，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玄奘并不是太宗的御弟，作品拔高了玄奘的地位，他与高昌国王麴文泰才是在佛前结为的兄弟，麴文泰提供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绢五百匹、御寒衣物及三十匹马等物资，并撰写二十四封书信助其通关。玄奘承诺取经归来后在高昌停留三年讲授大乘佛教。可是，玄奘再回来时，麴文泰已经身死国灭了，玄奘将著作赠予麴文泰之子麴智湛方了此因果。‌

展柜中有张氏墓表，由陶土烧制，青灰色，方形。正面与四边平整，背面稍粗糙。边缘有残痕，右下角稍残损。志文朱笔楷书，直书左行，共6行41字，每行字数不等：“延昌四年甲申岁三月己未朔十七日乙亥虎牙将军后迁明威将军遥遥郡徐宁周妻金城张氏之墓表。”这一年（公元564年），山河破碎，多个政权并存，也是南朝陈天嘉五年、北周保定四年、北齐河清三年及西梁天保三年。张氏故乡金城，金城为郡，郡治榆中，现在也叫榆中。而遥遥郡的历史上辖区在那里、今天在那里，徐宁周是谁？则全然无线索了。

有张君夫人毛氏墓志，该墓志呈青灰色陶质，纵34厘米，横34.5厘米，厚4.5厘米，铭文以朱色楷书自右向左竖写，共12行，记载高昌人毛氏生平事迹及葬仪信息。“夫人毛氏讳姿台，高昌人也。夫人秀贞□□，共恒娥而等艳，华容内发与洛甫而侔颜。乡闬叹其和柔，邻里仰其贞顺。祖为参军，孝悌为心，依仁作志。父为领兵将，武若弁庄，文同累廗。夫人□年出嫁，适张氏为妻，四德不曰而成，六礼浃时而尚，勤劳家事，难易共为。承接舅姑，寒暑弗谢。宿载君子，堆诺是从。抚育儿辈，均平为务，何期和善无徽，祸伤其福，随命不遇，遭运横逢。龙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玉树榷柯，奄于正寝。春秋六十有五。子孙躃踊，哀满长途，亲属咸悲，称?慈母。即以其年十一月六日，葬于高昌县北原。礼也。呜呼哀哉，殡之斯墓”。

展厅中的两具干尸，好像其中并没有张氏，因为是一男一女的夫妻，资料上说男性干尸是‌张雄‌，他曾任高昌国右卫大将军等职，女的是“夫人毛氏讳姿台”。下葬的龙朔二年是唐高宗年号，高昌国已经不存在了。但展柜上没有写干尸的名字，统一叫“自然木乃伊”，男性身高1.71米，女性身高1.50米，都属于南北朝-唐朝时期近500年的跨度。有二人的复原蜡像。男性长相儒雅，为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其胡子、头发、眼睫毛、眉毛都有，胡子明显修过，十分整齐；女性为一体态丰满的成年女性，其鼻子、嘴、牙齿都较小，眼睑长，是典型的丹凤眼。为我们展示了高昌人的生动外貌。他们身着典型的唐代丝绸衣物，男性头戴幞头，女性则梳着高髻，服饰上的纹样精美复杂，这进一步印证了高昌地区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地位。随葬品中，陶俑、木梳以及铜镜等物品的发现，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幞头是文官头上所戴的唐时流行的平巾帻的典型代表。帻是一小块头巾，至额部朝上翻卷，下齐于眉，作用是盖住发髻。唐时常以帻的形制和颜色区别官吏职守，且由于其通常是用青黑色的纱做成，所有也叫“乌纱帽”。

一件褐地联珠鹰纹锦覆面，是中国古代入殓死者时掩盖在死者面部的装饰品，是古代丧葬时采用的随葬之物。覆面可分为纺织品、缀饰、面具三种，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的覆面多属纺织品，等级较高者为织锦覆面。覆面一般由主体、缘饰和系带三部分组成。

杵形器“握木”或称“木握”。史籍中称“握木”或“握手”。作为随葬品在中原地区始于秦汉之前，《仪礼义疏》云：“握手用玄纁里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旁寸，著组系。”木主生发，象征着生机与希望，亦有生生不息之意。

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的彩绘泥塑俑像，均为雕塑和彩绘相结合，其造型风格多来自中原俑，在整体造型上采纳圆雕和色彩涂绘手法，局部则以浮雕来加强立体感，细节处又施以简洁流畅的线刻和精致的雕琢，形象生动逼真。

最早的“儒”是专业从事丧葬业务的，儒家学派的孔子有一句愤怒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认为用比较像人的俑像代替真人去殉葬，会带坏丧葬风气让后世跟风的，他更希望继续以真人去殉葬，那才是对祖宗礼法的尊重。孔子的先人是商人，商人崇尚殉葬或祭祀时用“人殉”或“人祭”。人殉可以有随葬品，人祭一般是没有随葬品的。人殉保持着全躯完整，人祭更多的是身首异处。人殉所用的人身份比较复杂，他们大多是死者生前的近臣、近侍，是自己人，人祭所使用的人多是战俘，是敌人。历史还是没按照孔子的设想保留“人殉”或“人祭”风俗，后世真的大都选择了用俑而不用人，不过特别用心了。高昌用的俑基本是以木、泥、纸、丝织物为主要原料，以木和泥塑造外形，以纸捻成人物臂膀，以丝织长袍为外衣，以头面敷彩丰富人物形象。制作流程：先在泥胎表面施一层白土粉，然后用矿物颜料将五官、衣饰等描绘出来，有时还会借助绢料、鬃毛等实物以求达到更为逼真的效果。由于吐鲁番特殊的气候条件，炎热而不干燥，泥俑不易受潮，很快变得异常坚硬，同时也保持了鲜艳如初的色彩。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就是对儒学等旧学的批判。

在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实物钱，除了五铢钱、高昌吉利钱及开元通宝等铜钱外。还有充分体现了高昌地区交通枢纽作用的“金钱”和“银钱”-波斯、罗马金银币。这些为数不多的“金银钱”，或置于死者口中，或握在死者手中，或盖于死者眼上，皆是作为随葬品用于葬仪。高昌的这种口中含钱的习俗亦源于中原地区。殷商时期便有死者含贝的习俗，当时贝是作为货币使用的。秦汉时期，贝为铜钱所取代，将铜钱、饭食和珠玉含在死者口中成为秦汉及其以后的风俗。

在阿斯塔那墓葬中，常出现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图通常由木钉钉在每座墓室的顶部，画面朝下，少数画则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旁。伏羲女娲形象曾在两汉之际中原地带盛行，中断数百年之后又在高昌地区大量出现，并普遍使用于墓葬中。这就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礼仪”文化，“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

但是，在旅顺看新疆的文物，尤其是通过日本人之手盗出来的，心情尤其沉痛。这里只有大谷光瑞盗取三部分之一，就成了镇馆之宝，那么放到日本和韩国部分，又会有多少珍宝呢？而且，外国的强dao又不只是大谷光瑞一个，有成千上万个“大谷光瑞”对我们的文明下手了，那么在中华民族1840年以来的百年大浩劫中流失的瑰宝，又有多少？我们何时再次拥有我们璀璨文明的宝物，何时能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里看到它们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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