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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生
那震颤先于我存在。
一九五八年夏末,母亲说,我初啼的刹那,窗棂正传来低沉的律动——是通车仅八个月的武汉长江大桥,吞吐着一列南来火车。震颤顺着江风钻进我初开的肺叶。从此,我与这“万里长江第一桥”,成了血脉相通的同庚。
桥生,大约就是被一种震颤定义的人生。
父亲的手,是我全部记忆的地基。新中国刚成立时,他是铁木厂的漆工兼铆工。那双手啊,指节如老竹根瘤,掌心茧花叠着铁锈,洗不净了。像一幅被汗水浸透的旧地图。
六十年代中期,一个江风清冽的午后,他牵我走上桥面。蹲下身,世界突然矮成一片铆钉的海。万千颗,铁铸的星子,沉默地锚固着某种秩序。父亲拿起我的小手,按在一颗铆钉帽上:“摸摸看。这铁的冰凉下面,有它自己的温度。是我们手上的热气,让它活过来的。”
掌心贴上。冰凉刺入,紧接着,一种更深沉的搏动传来——桥的脉,江的鼓,还有那微弱的“手上的热气”。
“百万颗。”他的声音混在风里,“每颗里,都沉着一口‘不服周’的气。”
他怕我不懂,蹲下看着我的眼睛:“我们楚人,自古‘不服周’。周天子管不了我们,长江天堑也拦不了我们。这口气,是祖宗传下来的——天压下来,用脊梁顶着;江横在前,就用桥跨过去。”他拍了拍桥栏,“气不散,桥不断。”
不远处,一艘旧轮渡拖着悠长的汽笛缓缓驶过。“那是‘没有桥’的日子,”父亲说,“等船,颠簸,望江兴叹。”而脚下这座桥,结束了等待。
我的掌心仍贴着那颗铆钉。它冰凉,可我分明感到一股温度,正从钢铁深处传来——父亲的手温,建桥人的手温,都被封存在这里,等待被感知。
我们这代武汉人,血里大概都淌着对“桥”的信仰。没有桥,日子好像就少了底气。
一九七八年,江汉二桥通车。我们叫它“知音桥”。那年我二十岁,和老同学孙汉桥一道,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冲上桥面。
汉桥的名字里带着这座城的念想。上坡时他慢下来,扭头喊:“知道我爷爷吗?就在这汉水上摆了一辈子渡!”风鼓起他洗得发白的衬衫,“他说,等了一辈子桥!”说罢猛蹬几下,车轮轻快地吟唱,仿佛要替祖父追回所有等待的年月。
风灌满衬衫。桥下汉水粼粼,远处古琴台隐在夏日的浓绿里。我们在桥心停下。汉桥的手拍在护栏上,正拍在“知音”的“音”字最后一笔。“建桥的人懂,”他望着江水,“这桥联的是地,通的却是人心。”
车轮碾过崭新桥面,声音清脆顺畅。轮渡时代粘稠的等待,仿佛真被碾碎了。桥,从此成了一种轻盈的飞翔。飞起来的,何止车和人?那是一个时代,正挣脱地理的束缚。
桥的故事,从来都是人的故事。
此后的岁月,桥的生长竟比我人生的章节来得更密。长江二桥通车时,我牵着女儿在桥下散步。我指着洁白的索塔:“看,桥在弹琴。”她咯咯地笑。那索塔,总像一双温柔托举的手。
晴川桥那道红虹跃起时,父亲身体已不大好了。我陪着他去看,他眯眼看了好久,喃喃道:“这颜色……像厂里锻铁炉最旺时的余烬。”
桥的每一次新生,都映照着我生命里某个无法复刻的刻度。它是城市的地标,也是我私人的年轮。
父亲在二〇〇七年盛夏离去。他像一颗完成使命的铆钉,安静地沉入岁月河床。他没见过后来的鹦鹉洲大桥那抹“国际橘”,也没见过杨泗港大桥那片“柠檬黄”。他的时代,是用血肉奠基;我的时代,是目击生长。可他眼底那簇“不服周”的火,从未真正熄灭。
与桥共生半世,骄傲是真的。可一种复杂的、带着凉意的思绪,也如江雾般漫上心头。
我渐渐明白:每一道绚烂的跨越,在缝合地理的同时,也投下锋利的光影——那是发展必须付出的“切割”。
五年前冬天,我去了趟几乎废弃的中华路码头。候船室改成了咖啡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人群挤在趸船上伸长脖子;小贩挎着竹篮;恋人靠着栏杆,不说话,只看江水流。
我坐在窗前要了杯热茶。老板——头发全白的老师傅——颤巍巍坐过来:“你是王师傅的儿子吧?我记得他。”岁月竟在这里保留了这样微弱的联系。
他说,那时等渡轮要半小时。可谁急呢?人们靠在栏杆上抽烟,聊天,看江鸥起落。时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从抽屉深处摸出铁皮盒子,里面是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旧船票,边缘都已磨损。“留个念想,”他声音很轻,“现在没人需要这个了。可它们……记得江风的味道。”
他固执地用老式搪瓷缸泡茶,白瓷上磕碰的痕迹像岁月的疤。“只有这缸子泡的、带铁锈味儿的茶,才配得上这里的回忆。”
窗外,长江大桥上车流如无声的光河,平滑迅疾地划过。我突然被尖锐的失落击中。那个需要等待、需要在缓慢中体认彼此体温的时代,难道真被切割了吗?
可是,慢真的消失了吗?
失落是真的。然而生命自有其纹理。切割了旧日的“慢”,新的联结却在生长。从前相识在渡轮,如今重逢在堵车的间隙。车窗摇下,一句“嘿,你也堵在这条桥上了?”,成了都市人匆忙中的温情。
慢的形态变了。它从开阔的江面,转移到深夜的烧烤摊,转移到周末拥堵时,人们共同眺望的那道江景。旧的肌理被打破,但新的生活,依然在这片温热的废墟上,长出了自己的纹理。
更深层的惘然,关乎记忆,关乎一种正在消逝的仪式。当桥梁成为“跨度之最”的竞技场,我总想起父亲那代人的“铆接”:
烧红的铆钉如炽热的种子,被铁钳夹起投入孔洞。一人持顶铁“抵死”在铆钉一端;另一人挥动铆qiang,空气锤咆哮如雷!金属在高温巨力下镦粗变形,死死咬进钢板——将汗水、体温、意志,永久熔铸进去。
那是血肉与钢铁最直接的对话,是一场赋予无生命物以魂魄的沉重仪式。
如今呢?构件在工厂预制,现场如搭积木般“组装”。我们收获了速度与精度,可那个需要“抵死”的专注、需要聆听金属成形的虔诚,是否也被切割了?
我怀念那铆qiang的咆哮。那是将生命力量直接“砸”进钢铁的宣告。如今,这宣告被分解成无数行沉默的代码。
我绝非怀旧的反智者。我惊叹于“空中转体”的精密,自豪于中国桥梁走向世界的伟岸。只是,在钢铁的宏大叙事间隙,我总想俯身打捞那些可能被忽略的“灵魂铆钉”——那些关于耐心、坚守、在有限中创造极致的心火。
答案,从不写在冰冷的蓝图上。它荡漾在江水之中,写在江豚的微笑里。
直到我造访建设中的双柳长江大桥工地。这座桥毗邻白鱀豚保护区,为让出宽阔的生命通道,采用主跨超千米的“一跨过江”设计。高大的桥塔谦卑地退守两岸,将整片水域的安宁交还给自然。
江风中,“江豚保护观测点”的旗帜轻轻飘扬。年轻工程师带我走近索塔,手抚缆索防护层:“这里面织着‘桥的神经’——成千上万根比头发丝还细的光纤。它们能感知最微小的颤动,就像桥自己的知觉。”他指向塔顶,“连灯光都选了特定波长。在江豚眼里,那是一片温柔的黑暗。”
他说话时眼中有光。聊起光纤传感器时,他腼腆一笑:“我爸是老铆工。他说我这是在给桥‘号脉’,比他当年文明。”他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他戴VR头盔调试模型,身后墙上挂着他父亲的旧铆qiang。两种工具,在时空里静默相对。
“老一辈用身体感知桥,”他说,“我们用‘桥的神经’。但感知的初心,从来没变——让桥‘活’起来,与人,与这片水土,好好共生。”
我默立江畔。混着泥沙与水草清香的风拂过面颊。就在这时,不远处金波粼粼的江面,一尾江豚蓦然跃起!它乌亮的脊背在空中划出完美的弧线,旋即悄无声息没入碧波,只留下一圈圈扩散的涟漪……
那涟漪,宛如一个来自远古的、慈悲的微笑。
心中所有关于“切割”与“失落”的块垒,在那一刻訇然中开。
是的,我怀念那铆qiang的咆哮。如今,这庄严被分解进无数行代码、无数次仿真实验。父亲那代人的“抵死”,是瞬间的爆发;今天工程师的“感知”,是持续的细语。
技艺的形体或许正在逝去,但那份对“牢固”的偏执追求、对“安全”的绝对敬畏,却通过另一种语言,被更精密地继承。或许,有些事物必须告别旧形态,其灵魂才能飞升,去激活更庞大的崭新生命。
从征服天堑的豪迈,到为生灵让路的谦卑;从铆qiang的咆哮,到光纤的静默;从需要“抵死”的顶铁,到会“呼吸”的智能之桥——这一座座长虹,连缀起的何止两岸土地?
它们是一部矗立天地间的活史诗。武汉的建桥魂,早已超越地理江河,随“中国智造”走向世界。“不服周”的劲儿不曾消失,它化作了更博大、更包容的“新铆钉精神”——铆接着过去与未来,人类与自然,一座城与一个时代的呼吸。
如今,我爱在黄昏时分,于武昌江滩静坐,看这“桥的家族”在暮色中次第亮起。
长江大桥是铁灰色的史书,写满初创的艰辛与父辈的体温;鹦鹉洲大桥是炽烈的“国际橘”诗篇,燃烧着不熄的活力;杨泗港大桥那一片“柠檬黄”,是舒展的现代乐章;更远处,新桥的轮廓影影绰绰,那是正在书写的最新章节。
它们参差而立,沉默如时光碑林,又仿佛几代巨人,在无言中完成历史的握手。
如今,当我摩挲着父亲留下的旧铆qiang,再仰望那些由光纤与智能构成的“桥的神经”,胸腔里激荡的,依然是同一种搏动。那并非消逝,而是扩散——从一颗铆钉到整座巨构,从一双掌心到一片山河。
我的生命,便在这江涛的低吟与长虹的静默间,缓缓流淌。
唯有童年那个午后,掌心透过铆钉传来的、混合冰凉与灼热的震颤,至今未息,仍在血脉深处沉沉共鸣。
唯有那口被封存在钢铁深处的气——那口“不服周”的、滚烫的、祖先传下来的浩然之气——仍在每一道跨越天际的弧线里奔涌,如江水滔滔,不舍昼夜;如星河长明,照耀前路。
长虹饮江处,黄鹤重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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