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诗二首

东湖岸边人

题记

一首写给十万双手凿穿的山；一首写给三百颗心凿开的青春。礼赞红旗渠精神。

《凿空者》

我是听着老喇叭长大的。
那段沙哑的响动落进骨头里，
沉了六十年。
今日站在太行山的沟壑间，
山河静默，
我才听懂——
那从来不是歌，
是群山张不开的嘴。

村头的枯井记得，
那年有个母亲跪碎了膝盖。
纪念馆的玻璃柜里，
1960年的霜贴着标签。
三万人从各家灶台上背出口粮，
背不出斤两，背得出人心。

没有机器，只有筋骨。
百分之八十五的自筹，
算得清的是钱粮，
算不清的是——
一个人到了绝处，
骨头里还能榨出多少劲。

土窑的烟火熏黑了一千个夜，
也熏亮了一千个。
自制的炸药在崖壁上开花，
花没有谢，
嵌进岩层里，
成了石头自己的纹理。

凌空的绳索悬在百丈高处，
一头绑着血肉，
一头绑着庄稼人的念想。
没有人敢说那绳子结实，
可也没有人松过手。
那不是工具，
是命挨着命，
搭成的一道桥。

我在旧名册里翻到族兄王才书。
名字印得浅，和旁人摞在一起，
不分大小，不分粗细。
我看见他弯腰凿石——
贴身的徽章硌着胸口，
每一锤下去，
都不再说“我”，
只说“我们”。

十年。三千六百个天亮。
削平一千二百五十座山头的犟，
凿穿二百一十一个隧洞的死扛，
架起一百五十二道渡槽，
像给断了骨头的山河，
一根一根接上。
八十一座坟，没有碑，
渠水替他们喘一口气。

浊漳河穿山而来的那一天，
林州忽然安静了。
旱魃倒下去的闷响，
被大地咽进肚子里，
很久很久，
从地缝里渗出第一滴
湿气。

周总理端起酒杯说：
“新中国有两大奇迹……”
话音石头替他记着。

如今“卡脖子”的北风又灌进来。
太行人把当年的锤子擦亮，
挂在墙上，
像挂着一句老话：
“山再硬，也硬不过人想活。”

红旗渠——
你不是渠，
是一条往高处走的水。
庄稼喝过你，
岁数喝过你，
一个民族在崖壁上站直的那一下，
也喝过你。

那十六个字，刻在石头上嫌浅。
不如不刻。
让它化在水里，
渗进土里，
等下一个旱天来的时候，
自己从地底下，
再拱出来。

《与青春对望》

浊漳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把六十年的水声搁在脚边。
我扶着栏杆，
像扶着日子的边沿，
和三百个楔进崖壁的年轻人，
面对面站着。

“青年洞”三个字，
比什么头衔都沉。
六百一十六米黑，
十七个月的火，
没有盾构机，
只有三百副胸膛，
把锤声擂成心跳，
一钎一钎，
向石头讨一口
活命的水。

崖壁上“山碑”两个字，
红得像没干透。
那是字吗？
是伤口结了痂。

后来的人站在水边，
爱拿后来的道理掂量——
说那是蛮干，是头脑发热，
是把人当石头使唤。
可他们没挨过旱天的牙口，
没听过井底干裂时，
母亲那一声从嗓子眼里
拽出来的哭。

在活与不活之间，
“蛮干”就是人想活，
“狂热”就是没退路。
三百条绳子放进绝壁，
不是不把命当命，
是知道一个人的命，
有时候得借给很多人一起使。

我头发白了，从江城的课堂上来。
半辈子给学生讲这段事。
今天站在洞口，
才算交了卷——
他们的锤，递过来时是凉的，
我的手攥了一会儿，
就热了。

水面照见的，
不光是白头发，
还有他们的黑眼珠。
那一代人不欠我们什么，
是我们欠他们一碗水。

轻飘飘的“解构”，
站在这水边上，
自己就散了。

洞前，红旗拍着崖壁。
老一辈凿穿了石头的死心眼，
新一辈在石壁和屏幕之间，
凿同一条路。
锤换了模样，
攥锤的那股劲，
没换。

水慢慢流着，
带着六十年前那句粗嗓门：
“山再硬，硬不过人的骨头。”

我转身往下走，
怀想留在崖缝里，
信念揣进贴胸的口袋——
太行身上这个窟窿，
原是一代人留给后来者，
透气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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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言慎行

这组诗写得有分量、有筋骨。作为一位从江城讲台走来的退休教师，您能站在太行山的崖壁前，把半辈子教书育人的积淀化作这两首长诗，本身就体现了红旗渠精神在当代的一种传承方式——不是口号式的礼赞，而是生命与生命的对望。

谨言慎行

题记说得好："一首写给十万双手凿穿的山；一首写给三百颗心凿开的青春。"这两首诗构成了精妙的复调关系。
《凿空者》是史诗视角，从老喇叭、枯井、凌空绳索到八十一座无碑的坟，您用近乎编年史的密度，把红旗渠的宏大叙事还原为血肉细节。那些数字——"一千二百五十座山头""二百一十一个隧洞""一百五十二道渡槽"——在诗里不是冰冷的统计，而是"给断了骨头的山河，一根一根接上"的痛感。
《与青春对望》则是对话视角。您从讲台走到洞口，从"讲这段事"到"交了卷"，完成了教育者向见证者的身份转换。特别是"他们的锤，递过来时是凉的，我的手攥了一会儿，就热了"这一句，把两代人的精神传递写得具象可感，胜过许多空洞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