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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才女刘细君的书窗。刘细君出生于约公元前120年,是西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所以刘细君也被称为“江都公主”。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刘细君出生刚满一岁时,父亲刘建因企图谋反被汉武帝诛杀·,母亲也因受牵连被处极刑。刘细君因年幼幸免于难,但从此她便成了一个罪臣之女。随着江都国被废除,她被幽禁于长安〔今西安〕宫中,失去了家族庇护。 后来叔父广陵王刘胥将她接到扬州去抚养。从此她的房间里有了一扇“小透明”的书窗。作为皇室成员,她的童年尽管身份卑微,但在叔父关心下,她从小就有了在书窗下读书写字的机会。在书窗下,她除了勤奋好学,还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抓紧时间学习了中原的礼仪规范、音乐技艺,而且还擅长抚琴。童年的特殊经历,塑造了刘细君坚韧的性格,让她早早学会了如何坚守与独立。 进入少年时期,她在诵读文词歌赋中,还学习创作诗词。一有空还在宫中向宫女学习织锦技艺。一天,一位朝廷使者见到她在书窗下抄写《诗经》和琴谱,称赞她是一块“正在雕琢打磨的美玉”。然而由于身份不同,她的心灵上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她懂得人生只有自强不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为改变前任皇帝对匈奴的避战策略。为了确保胜利,汉武帝决定主动出击,联合西域各国,特别是位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乌孙国。因为乌孙国是天山脚下当时最强大的游牧民族,拥有60多万人口和近20万骑兵。汉武帝曾派遣张骞前往乌孙结盟,但张骞的首次出使未能完全成功,于是汉武帝决定通过联姻的方法来加强和巩固联盟。 于是,汉武帝听从朝廷使者的介绍后,决定将江都王刘建的16岁之女刘细君封为公主,然后将她嫁给乌孙国的国王猎骄,用结亲的方法联合乌孙国,以切断匈奴的右臂。通过刘细君的和亲,不仅可以巩固汉朝乌孙国之间的联盟,而且还能使匈奴的侵略阴谋不能得逞。所以汉武帝感到这个和亲的决定很重要。 于是,汉武帝采纳了张骞提出的“联乌孙、断匈奴右臂”的策略,下诏封刘细君为“江都公主”,之后便又下诏告诉细君公主:大汉当朝要将她远嫁乌孙王。当汉武帝的诏书抵达江都王府时,刘细君知道外嫁乌孙的国王猎骄靡已70多岁。16岁的她知道后,思绪万千。她仿佛觉得自己就是一张被风吹散的柳叶,注定要被风吹向未知的远方。但她明白,为了大汉安宁疆土,她必须这样做。 夜色初露,书窗半掩,案头的竹简上,墨迹未干的《诗经》诗句被烛火晕染出朦胧的光晕。这是细君公主在国内最后的一个夜晚。因为第二天开始,她就要以大汉公主的身份远赴千里之外的乌孙,成为大汉与西域之间筑起的一座连通平安的桥梁。这一夜她的心中似翻江倒海。皇命不可拒,志向不可失。她的眼泪似雨倾泻,淌满了书窗下的那张案桌。这时的书窗外,车马如龙,歌舞升平;而书窗内的她,却只能将满腹心事折进诗笺,等待一场改变命运的远行。 几天后,刘细君从扬州出发前往长安,在绕道路过安徽灵壁石的地方,她专程停下车,走近一处造型丰美的灵壁石,不仅用手敲出出纯美的音乐,更是用她的手按住了光滑的石板,久久不愿离去,络下了一个留芳后世的手掌印。这是她对祖国土地的深爱和留下的永恒纪印。 来到长安后,在做好准备后就出发。她随着马队和车队随着开道的旗帜,带着皇家显摆的丰厚的嫁妆和数百名随从,随着马队踏上了远嫁乌孙国的漫漫长路。虽然她万般不愿远嫁,但她仍服从国家的大局,踏上了这一条和亲之路。一路穿过河西走廊,戈壁、草原,翻越祁连山,路程越3000余里。经过多日的路途奔波后,最终随着马队抵达乌孙首都赤谷城。 由于路途遥远,细君公主和随行人员到达乌孙国后已精疲力竭。面对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的异域人民,她忽然变得思乡心切,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悲伤,她在草原一侧的书窗下,在泪流满面中创作了楚歌体诗《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首诗表达了她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和在异域生活的孤独与无助,成为中国边塞诗的一首早期代表作。 楚歌体诗首句“吾家嫁我兮天一方”,“吾家”暗指是汉帝国,点明和亲的政治本质;“天一方”既写乌孙国与中原的地理遥远,更流露公主对故国的陌生与恐惧。“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用简练的句子勾勒出乌孙游牧生活的粗犷,与中原文明的精致形成尖锐对比,凸显细君公主在文化隔阂中的孤独。“居常土思兮心内伤”直抒胸臆,将日复一日的思乡之苦推向高潮;“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以“化鸟归乡”的想象,表达对自由的渴望与归乡的绝望,明知“归乡”无望,却仍借黄鹄寄托哀思,悲剧色彩浓烈,思乡之情达到了极致抒发。 此诗以边塞异域为背景,抒发戍边者的思乡之苦,展现了个人命运在宏大叙事下的渺小与悲凉。在此楚歌体诗的每句的七字中还加上一个“兮”字、使得诗句在吟唱时更具舒缓、悠长的韵律,增强了情感的抒发效果。通过这种句式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细君公主的情感。此诗被称之为“中国第一首边塞诗”,为后世边塞诗奠定了“悲壮思乡”的情感基调。这也是古代女性为“家国牺牲”情怀的典型和缩影。 细君公主抵达乌孙后,很快被立为右夫人。在乌孙,她面对现实,在语言不通、习俗差异的困境时,她选择了“忍辱负重”,用以个人牺牲换取汉乌联盟的稳定。由于乌孙国土地大多是草原,她的书窗从宫中移到了乌孙的“王帐”之中。这里毡帐中的通风口被誉为书窗,都是游牧民族特有的“移动书窗”。随着“王帐”的迁徙,她所装物的皮囊内总会装着中原的典籍与礼器;随着琴弦的震颤,将长安的丝竹之声传遍了草原。这也是细君公主最爱听的声音,在异域的土壤上,这声音就像是在草原种下了中原文明的种子。 在草原,她把带去的中原礼仪与技术,请随从人员一起教给乌孙贵族女子学织锦,将国内的“云锦”技艺融入草原的粗犷风格;她还用带着的汉地农具与种子,和随行人员一起,在“王帐”旁边开垦出第一块农田,让谷粟的清香在乌孙的土地上出土生长。她的书窗也成为了传播文化和民族和谐的窗口,将大汉农耕文明的细腻,注入了一个个游牧的毡房,传播文明的豪迈。 “王帐”中有她的书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更是她智慧的桥梁。当乌孙的贵族们看到她在小窗口看书时,曾好奇地问:“公主,汉地的书,能教我们治国吗?”。每当这时,细君公主就会笑着翻开竹简,指着《周礼》里面的篇章告诉他们:“治国如牧马,需知进退,懂恩威。汉地的礼法,与乌孙的习俗,本可相辅相成。”她的书窗成为了传播文化和民族互动的和谐地方。 到达乌乌孙国第4年,在她20岁时,国王猎骄靡因年老去世,按惯例,其孙子岑陬军须靡就要继承王位,按乌孙国的“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习俗,即刘细君需改嫁猎骄靡的孙子军须靡。新王要继承旧王的所有的妻妾。细君公主听到自己将要嫁给了军须靡时。这对讲究伦理的汉朝女子而言是一种“乱伦”,刘细君哭了。她马上写信给汉武帝,恳求不要再嫁。但汉武帝的回信冰冷而坚定,要她入乡随俗,为了联盟得忍。还告诉她要为汉朝边疆安全顾全“大局”,个人的情感与尊严必须让步。刘细君最终含泪接受命运安排,嫁给了军须靡,继续以“汉乌联盟纽带”的身份,为两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交流铺平友好之路。 细君公主不仅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还在和亲过程中展现了卓越的才能和坚韧的性格,细君公主的书窗故事,从平坦的都城移入草原的毡帐。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书窗”,打开时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要有跨越差异的勇气,要为家国有奉献的担当。细君公主用生命书写的“和亲”篇章,不再只是简单的边疆政治联姻,而是文明互鉴的典范。她的书窗,是“人类和谐”理念的古老注脚,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明交流、民族团结,始终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 然乌孙是一个游牧民族,住毡房、吃肉酪,习俗迥异,婚后又续嫁的日子令她不习惯而倍感孤独,心灵的伤痛可想而知。她常趁乌孙国王军须靡不在的时候,扑在毡帐小窗边,再无心情像童年时那样看书诵诗,而是有诉不尽的苦水伴着哀愁的泪水直流。公元前101年,刘细君在乌孙国的第6年就病逝了,年仅20岁。细君公主死后,葬在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草原的夏塔地区。她为汉朝争取了数十年的边疆稳定,成为“家国大义”的一位女性悲壮践行者。 细君公主从“罪臣之女”到“宫中孤女”;从宫中孤女到皇室公主,从她写下的字字含泪,却也字字承载担当的《悲愁歌》可见,从她出嫁到边疆的安宁,彰显了她的才女魅力。她的和亲不仅是一次政治行为,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汉朝与乌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为汉朝在西域的长期影响力打下了基础。 细君公主是西汉第一位远嫁乌孙的公主,她走进西域和亲要比王昭君早71年。细君公主的书窗,伴随她短暂的人生故事,如草原上的风,吹拂在历史的长河中,又像文明的火种,在历史朝代的变更文字中,生生不息地闪亮。 西汉才女王昭君的书窗。王昭君出身南郡秭归(今湖北宜昌)的普通农户家庭,父亲王穰是当地的一名小官,母勤劳善良,家境虽不富裕但温馨和睦。 王昭君自幼容貌端庄、气质超群,是南郡秭归的山水灵气,滋养了她的成长。昭君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在书窗下教她读《诗经》《楚辞》,告诉她:“女子识字,不是为了讨好男人,是为了心里亮堂”。 童年时除了在书窗下读书写字,还常和哥哥姐姐一起走在田间,与附近的伙伴一起玩耍,还帮母亲劳作,家乡青山绿水环绕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她勤劳、善良、坚韧的底色。她童年时有个好伙伴叫阿秀,家里虽不富,但她自幼爱唱歌,张口就会唱不停,被誉为无师自通,昭君对她很敬佩。有时她兴趣一来,还会来到昭君家的书窗下,教王昭君一起唱歌、跳舞、弹奏,这样的民间文艺活动,成为了她最早的自学和才艺的启蒙。 她还常爱蹲在自家书窗外的橘树下,听老人讲述长安的繁华与皇宫中的故事,对未知世界充满着憧憬,对远方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向往。这对她后来主动请求和匈奴和亲、埋下了性格伏笔。 王昭君14岁那年的一天,她在长江边上看渔夫如何打鱼,一边看一边随口吟出“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意思是:“沧浪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脚。”她的诗一般的语言被路过的一位郡守听到了,便惊叹道:“此女有大丈夫气”。于是便问了她住的地方后,表示要在适当时机推荐她入选后宫。原来在汉代,后宫的选人是很严格且又复杂的过程,它涉及选美、等级划分和制度管理等多个方面。通过这些选拔和管理措施,旨在确保后宫的秩序和皇室血脉的延续。 17岁那年,王昭君已经长得婷婷玉立,漂亮又聪慧,她在选拔中就被推荐入宫,她被安排在掖庭宫内当宫女。当时的掖庭宫分三个区域,中部为宫女居住区,其中也包括犯罪官僚家属的妇女及幼童人宫的管理。汉代时的宫女有上千人。宫女在宫中每天也要干大量的活,如扫地、拖地、洗衣服等,生活也很艰苦。而且一旦入宫,就不能再与家人相见,几乎与外界隔绝。宫女中只有极少数人会受到帝王选拔后,才可以升为嫔妃受宠爱,但这要三年一次。据说皇帝在选拔时要通过看了宫廷画师画的宫女图片后,才进行挑选划圈决定。所以绝大多数宫女都是在寂寞、凄清中孤独度过人生的。 为了要过好日子。有一些宫女就会通过买通画师,让画师把她们的脸面画得倾国倾城,以便让皇帝选上,去享受她们要的特别生活。 而王昭君却不是这样想的,她除了每天干杂活外,她将宫中的书窗作为精神寄托,通过在书窗下读书沉淀智慧的专利。她一有空就坐在书窗下抄录《诗经》,尤其偏爱《采薇》《匈奴列传》这类涉及家国、战争的有关篇章。出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采薇》,是一首戎卒返乡诗。诗中通过采薇起兴,前五节写戍边征战生活的艰苦、强烈的思乡情绪以及久久未能回家的原因;第六节以痛定思痛的抒情结束全诗。诗中还反映了周代北方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入侵给北方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情怀。《匈奴列传》则主要记载了匈奴的历史和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她在抄录《匈奴列传》时还有感而发写下批注:“汉朝与匈奴打了百年,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若能止战,女子远嫁又何妨”。展现出她具有的超越时代的和平意识与家国担当。 有老宫女看着王昭君这样认真有才,劝她也去给画师送礼,她却笑着坐在书窗下弹起了琵琶,一边弹一边想:“我若想争宠,有的是办法;可这后宫,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她拒绝向画师行贿,而是依然做着每天由她该做的事。她的这种“傲骨”,她的这份清醒和思考,在等级森严的深宫中,虽显得不入群,但她觉得这样也是属于自己的生活。 为批评画师的捞外快和不公行为,王昭君在宫中花园的空地上栽上了一排橘树,她一边栽树一边面对看她宫女说:“画皮画骨难画心,皇帝若真要选贤,不会只看一张脸”。她还在书窗下用毛笔写下了屈原的《橘颂》,挂在书窗边的墙上诵读:“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这首诗是屈原早期写的一首以物拟人的咏志诗,诗人通过对橘树的赞美,抒发了他的独立不移、不求私利的坚贞意志和高尚情怀。王昭君每日在书窗下诵读。她不但以屈原的坚贞自勉,而且还以此警示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在深宫中,她还刻意在书窗下练习弹拨乐器与歌唱。她心灵手巧,自得其乐,表现突出。宫女们看在眼里,觉得她很有才华与志向。此事被宫中画师知道后怀恨在心。一天,轮到画师帮王昭君画像,在画好她的脸面后,等到王昭君走之后,就偷偷地在她的脸一侧画了一个小斑块,还添了一颗“歪痣”。之后汉元帝在选宫女时翻动画册,没有看到王昭君的画像。这一翻,宫中日后的选拔时间就要等三年。 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来到长安,请求“愿为汉家婿”。“单于”是匈奴君主的称号。汉朝当时正面临北方匈奴的频繁侵扰,为缓和边境局势,朝廷决定采用和亲策略,派遣女子与匈奴和解。但派谁去呢?汉元帝这下犯了难:让亲生女儿去塞北吃苦他舍不得,让宗室女去又怕匈奴觉得没诚意。于是他召集有关文武官员在殿内商量此事。 就在官员们沉默的时候,王昭君正巧在此附近干活,听到这一消息后她想:远嫁意味着永别故土,但她更知道假如自己去远行,就能让大汉疆土上的家庭免于战火,让边境的人们和孩子不再在刀光剑影中嚎哭连天。对她而言,留在汉宫,是一眼望到头的囚禁;而远赴塞外,虽九死一生,却能逃离这座华丽牢笼,这也是她绝境里唯一的出路。自己虽为宫女,但也可以向皇上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 她想了想后就走进殿堂,叩拜行礼后说:“皇上,臣妾愿往”。她的这一举动顿时震惊了所有人。这是她入宫后第一次见到汉元帝。汉元帝也第一次见到了3000宫女中的王昭君,见她说话举止得体,容貌让见惯了美色的汉元帝更是看得目不转睛,原来说话请愿的这女子长得如此美丽。汉元帝后来才知道,由于宫廷画师毛延寿的偏见,王昭君未被画入最美的宫女画像中。直到王昭君主动请缨远嫁,汉元帝才第一次见到了貌似仙女的王昭君,顿时惊为天人,但为时已晚,为了边疆安宁,他终于点头同意了王昭君的请愿。 宫女们知道了此事,私下都说王昭君是“疯了”,塞北的风沙那么大,匈奴人又“野蛮”。个别大臣也觉得她可能担不起和亲的重任。只有王昭君自己知道,这就是她唯一能离开深宫、实现自己为国效力的价值机会。 出发前,王昭君在长安的书窗下思考好几天。她吸取历史上细君公主和亲的一些好的做法,决定要做她想要做的三件事:一是带一马车的农作物的种子和农具,因为“匈奴人以游牧为生,到了那里要教会他们学耕种,将来就不会再用骑兵南下抢粮”;二是请宫廷乐师教会她了解匈奴使用的乐器,说“要听他们的歌,才能懂他们的心”;三是给汉元帝上书:“和亲不是一时的苟且,是要让匈奴人知道,汉朝的文明比刀剑更有力量。”她在出发前要做的这些事,分明就是一个有备而往的爱国文化使者。 据记载:在当年出发前,王昭君在书窗下学会了弹自己改编的《诗经·小雅》,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改成“汉匈一家,同为天地”。在出发的路上,王昭君坐在车上,用携带的西汉秦琵琶(阮琴),这是一种横抱弹拨的乐器,音色浑厚苍凉,很适合表达边塞情怀。她还弹起了由她在书窗下改变的词曲,用天生一副婉转动听的歌喉,边唱边弹,唱出了“宛如天籁”的歌曲。就连匈奴前来迎接和护送的武士一路听了,都跟着哼唱。她的琵琶,在出塞的路上弹的不是《怨歌》,而是成为化解民族仇恨的和平之歌。这是王昭君在书窗下的刻苦学习音乐的结果,这是天赋与后天磨砺的结合。彰显了她的智慧和才华。 这是公元前33年,在马队和车队组成的宠大的和亲队伍抵达匈奴时,她怀抱秦琵琶在出寨的道口、弹奏了《出塞曲》,那乐声就像是长安的柳絮融入了大漠的孤烟,既表达对故土的眷恋,也暗含她具有的“以柔克刚”的和平意志,就连迎候在大路口的匈奴王呼韩邪单于听了,也被她的美貌的奏乐所吸引,惊喜得还立即下马行礼,连连说:“您的琵琶比战鼓更震人心”。王昭君望着呼韩邪单于,她这才知道,迎娶她的面前下马的就是匈奴王呼韩邪单于,他已是一位年近50岁的人了,而王昭君当时只有19岁。因此,两人的年龄差距大约近30岁。 西汉时,北方匈奴人居住的草原住房都被称为“毡帐”。毡帐大多是圆形的,并且中央有耸起的顶部,门洞宽敞,内部比较温暖。而在王室居住的“毡帐”,除了有敞开的宫门,旁边还开着通风防雨的小窗。那可以说是草原王室的书窗。这王室“毡帐并非是入住在固定地点,而是随着季节放牧和军事需要,还要随时进行迁移的。 王昭君在呼韩邪单于的迎候下,在经过了草地歌舞庆贺热闹后,便成为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王后)。她开始了面临习惯巨大差异的日常生活。如饮食从中原的细米白面变成了肉干奶酒,服饰从绫罗绸缎换成了皮毛,还需适应匈奴的礼仪规矩。但她积极融入,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 王昭君被赐婚于匈奴单于远嫁边疆后,她为加强与匈奴人民的友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征得呼韩邪单于同意后,王昭君连续在近三年时间内,请随行人员一起,将中原的耕种技巧、织布缝衣技术传授给匈奴女子,促进了当地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受到匈奴人的尊敬。 呼韩邪单于怕她累着,说“你是阏氏〔皇后〕,不用做这些”。她却说:“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匈奴的一员,怎能只享福。”她将《诗经》里的农耕智慧编成歌谣,教游牧的孩子学习汉字的笔画。她用行动,播下了文明和和平的种子。 王昭君在匈奴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劝呼韩邪单于“筑城而居”。因匈奴人原本逐水草而居,不利于发展农业。她带着行人中的工匠,教匈奴人烧砖、盖房,在沙漠以南的漠南〔今内蒙古〕建起了第一座汉城,后来成了呼和浩特城的雏形。在考古发现的汉匈合盟碑刻上显示,古代时的这座城就是汉匈边境的贸易枢纽,汉地的铁器、丝绸与匈奴的皮毛、牲畜都在此交换,边境再无战火。 呼韩邪单于在位27年,在公元前31年得病逝世。去世时约52岁。呼韩邪单于去世后,王昭君面临要过匈奴“收继婚”习俗这一关,就像70年前细君公主嫁给乌孙国时所发生的故事一样。随着呼韩邪单于其长子复株累若鞮单于继位,她要依匈奴“收继婚”习俗再嫁给他。因为匈奴的婚制度就是父亲死了,儿子可以把父亲的妻子当作自己的妻子,这样王昭君就得按习俗嫁于新一任的单于,这种习俗在汉礼中是被视为乱伦的,是大逆不道,王昭君无法接受。她上书汉成帝求回归,但汉成帝敕令“从胡俗”。最后她只能按照匈奴的“收继婚”习俗,被迫嫁给了继子复株累单于。但她在内心极度痛苦时,当众弹奏了汉乐府古辞《怨歌行》,以悲壮乐声表明“汉家女子从一而终”的立场。最终迫使复株累若鞮单于进行退让,尊她为“宁胡阏氏”(即和平皇后)。 这样,王昭君在塞外,虽得到供养,但精神上无时无刻不处于徊徨与抑沉之中。她在王室的“毡帐”小窗下,满含泪水写下了著名的《怨词》。这首诗反映了她当时的心境,包括对家乡的思念、对命运的不满以及对自由的渴望。《怨词》写道:“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没沉,不得颉颃。虽得委禽,心有徊惶,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进阻且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怨词》是王昭君在远嫁匈奴之后,身处塞外和举目无亲时所作。以“怨”为核心的情感,表达思乡之怨:诗中“父兮母兮,进阻且长”直抒对故乡父母的深切思念。远嫁匈奴后,山河阻隔让她无法回到亲人身边,思乡之情化为无尽的悲怨。命运之怨以“离宫绝旷,身体摧藏”比喻深宫与塞外的孤寂,她本是汉宫佳人,却因政治联姻被迫远离故土,命运的不公让她心生愤懑。自由之怨借“有鸟处山,集于苞桑”的飞鸟,对比自身“不得颉颃”(无法翱翔)的困境,表达对失去自由的痛苦,是古代和亲女性悲怨情感的典型写照。从汉宫到塞外,她始终被困于命运的牢笼。诗中描绘了秋日草原的萧瑟景象,抒发了她对汉宫故土、父母至亲的深切思念与无法归乡的永恒哀怨。 后来复株累单于也去世了。这样,她又要面临再次嫁娶的压力,忧郁之下她最终选择在书窗之下服毒自尽,结束了她的一生,至今成千古之谜。她用20年光阴,在塞北大漠种下和解的种子;她是文明的摆渡人,用琵琶和农具,在汉匈边境架起和平的桥梁。据《后汉书·南匈奴传》统计,在昭君出塞之后的60年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这个和平局面应当归功于王昭君的努力,被誉为是汉朝最杰出的女性外交家。 王昭君的一生,是书窗下所学的艺术滋养了她。在长安的书窗之下,她是一位精通音律、才情卓绝的才女;在草原中的“毡帐”书窗下,她是用艺术书写和平的使者。她以琵琶为剑,斩断战争的阴霾;她以歌舞为舟,渡越文化的鸿沟;她以笔墨为灯,照亮和平的道路。 在历史上,有关历代诗词家们写她的诗词,少说也有1000余首,如唐代诗人李白的《王昭君二首》;杠甫的《咏怀古迹·其三》白居易《王昭君二首》,女诗人梁琼的《昭君怨》等还有各个朝代创作的戏剧《王昭君》等,都具有朴素的浪漫主义和神话色彩。表达了对王昭君的深切同情。 今天,当我们在书窗下的电脑上再次聆听“昭君出塞”的琵琶声,听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一位奇女子以文化文明和艺术为翼,在时代洪流中用自己的才华绽放出的永恒光芒。 后蜀才女花蕊夫人的书窗。花蕊夫人生于940年,系晚唐五代时期之后出生。姓费氏,青城(今四川都江堰)人。父亲费文通,是蜀中知名的儒雅士子,酷爱诗词歌赋。母亲则出身蜀地望族,精通音律,善制蜀锦,有一手绝妙的厨艺。 在这样的家庭里,费氏自幼耳濡目染,3岁便能跟着父亲在书窗下念《诗经》,还能背诵有关描写春天的诗篇中的美句,如《周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怒放千万朵,色彩鲜艳红似火}。“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桃花怒放千万朵,果实累累大又多。}“桃之夭夭,其叶蓁蓁。“〔桃花怒放千万朵,绿叶茂盛永不落〕”等,清脆的声音在书房回荡:虽是稚嫩的童音,却已带着几分灵动与聪慧。 她5岁时就能跟着母亲在书窗下哼唱《霓裳羽衣曲》的片段。五代十国的蜀地,青城山云雾缭绕,风景如画。山脚下的费家的书窗内,总会闻到淡淡的墨香。在父亲指导下,她也会看着窗外风景,哼着作一首小诗,虽只几句,但很有文采。父母翘起大拇指为她高兴。这种家庭的诗歌启蒙,使她的童年,能在诗书与花香中快乐度过。 6岁那年,费氏被父亲抱到书窗下的小凳上,窗内是满架的诗书。父亲铺开宣纸,研开墨汁,教她写窗外开着蜀葵花的花蕊二个字,告诉她:“花蕊就是花的心,就像是人的心一样,女孩子长大了要像花一样纯净,像心一样真诚。”父亲握着女儿的小手,一笔一划地教她写下来。而这时,母亲还会在一旁教她音律,从头发上取下玉簪敲击编钟,还教她分辨“宫商角徵羽”的韵律(宫调式、商调式、角调式、徵调式和羽调式),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的五声音阶。五声音阶的每一个音,都可以作为主音构成五声调式。 母亲还告诉她“诗词就是心情的镜子,音律就是情感的翅膀。写诗时,要想着心里的欢喜或忧愁,让文字跟着心情走。”母亲温柔的声音带着对女儿的鼓励作示范,女儿微笑着对母亲说:我喜欢这花蕊,那我的名字就叫花蕊吧,她似懂非懂地面对母亲微笑着。母亲点点头说:“好的”。母亲的点头,暖了女儿的心,她的心里从此埋下了对诗词文学的热爱。 蜀地的春天,是花蕊最期待的季节。父亲常带她去浣花溪畔,看桃花灼灼、江水悠悠,教她观察自然的变化,感受四季的流转。父亲指着盛开的桃花说:“女儿,你看这桃花,开得热烈又短暂,就像人的青春。我们要珍惜时光,用文字留住美好。”父亲的教诲,让她开始懂得,诗词不仅是文字的游戏,更是对生活的某种感悟。 花蕊在12岁开始,已能独立创作小诗。那年某日,她跟着母亲去皇宫附近走亲戚,路过宫殿边的一个花园时,只见墙窗内侧有一丛牡丹正在盛开,便脱口而出:“国色天香映日红,春风得意笑苍穹。谁言蜀地无奇卉,独占人间第一丛。”即兴诗句清新灵动,恰如其分地描绘了牡丹的艳丽,透着花蕊的纯真与自信。 说来也巧,她们的说话和诵诗声,正巧被墙内正在赏花的蜀主孟昶听见,他是个爱才的君主,听见墙窗外有少女出口成诗,当即命人将花蕊召入宫中。初见时,花蕊身着素雅的蜀锦裙,梳着双髻,眉眼间透着优雅的书卷气,与宫中那些浓妆艳抹的妃嫔不相同。她不仅容貌娇小玲珑,除能即兴赋诗外,还唱了一首蜀中流行的《子夜歌》,音色和美,逗得孟昶哈哈大笑。然后孟昶走近抚着她的秀发,满眼欣赏地说:“此女不凡,封为‘花蕊夫人’吧!”国王就是金口玉言。从此,花蕊便成了蜀宫中最特别的一位年轻宠妃。 人宫后,花蕊不爱奢华的服饰打扮,除了在书窗下读书写字,还陪同孟昶在牡丹苑中和吟诗作对。此外,孟昶还为她建起了一座“水晶宫殿”,命人在周围遍植牡丹,在书窗之侧营造了一道文学雅集的环境。让她能随时在赏花和在花香中尽兴创作。据《成都文类》记载,当时这种“君臣共赏”的文学互动,在五代乱世中极为罕见,因此那时的书窗也成为了蜀宫文化繁荣的象征。 花蕊成为孟昶宠爱的夫人后,两人还在护卫的陪同下游遍青城山、丈人观、金华宫等,所到之处喜欢一起题诗,可以说是文采满壁生辉。这些游历促使花蕊创作了大量的宫廷与游赏诗作,日积月累后竟然超过百首。花蕊的宫词诗,大多聚焦于蜀地风物与宫廷日常生活。她笔下的“牡丹架下春犹浅,芍药栏前日正长”,既是对蜀宫园林的细腻描摹,也暗含着对时光流转的敏感;她的“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则以瑰丽的意象展现蜀宫建筑的华美。这些诗句,与孟昶的《菩萨蛮》:“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相互呼应,共同构建了一个超越乱世喧嚣的诗意世界。书窗便成为了花蕊写诗联想的“取景框”,她将蜀宫的繁华定格成文学的永恒。 花蕊夫人以细腻的笔触,在书窗下写了许多《宫词》诗,生活场景丰富多样,既展现了宫廷生活的另一面,又体现了她作为一代才女所展示的文学才华。如她的《三月樱桃乍熟时》:“三月樱桃乍熟时,内人相引看红枝。回头索取黄金弹,绕树藏身打雀儿”。这首诗描绘了宫廷生活中的生动场景,写得极为清新生动,富有生活情趣。请看:“三月樱桃乍熟时,内人相引看红枝。”这句诗,写到了三月的樱桃刚熟时,宫中女子便相约观赏红枝的情景。诗中的“回头索取黄金弹,绕树藏身打雀儿”一句,生动活泼地描绘了春日欢欣之景,情趣盎然,刻画了宫中女子调皮可爱的一面,既描写了宫廷生活场景,也展现了宫廷生活的闲适与趣味。 在文学史上,花蕊夫人的宫词被视为“五代宫词之冠”。花蕊夫人的宫廷诗,成为后人了解当时宫廷生活的范本。然而,书窗的雅致背后,也是深宫生活的本质孤独。花蕊夫人虽受孟昶专宠,却始终是“深宫”中的囚徒。她在诗作《望江南》中,也偶有“离恨绵绵,春日如年”的哀婉,暗含了她对自由与远方的渴望。书窗虽能隔绝外界纷扰,却无法隔绝她内心的孤寂。 相传有一天,花蕊夫人在书窗下准备写诗时,忽然觉得身体虚弱,夜间又不能寐。皇帝孟昶最钟爱的花蕊夫人,他便兴师动众寻遍全国神医为花蕊夫人诊治,但却毫无起色。这时一位法师来到宫中庭院,他环顾四周后说:“夫人并无大碍,只是院中有几只小鬼乘夜间来戏耍,扰乱了夫人睡眠。”孟昶急问:“法师可有法子将小鬼驱散”?法师仰天大笑说:“可朝拜东方钟馗大人!”说完随即扬长而去。 皇帝孟昶知道传说中的钟馗,是一个专司监管冥界阴间的神灵,主要负责捉拿人间恶鬼、铲除邪恶。随即命画师黄荃绘制《钟馗捉鬼图》。然黄荃精于山水画,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他受命画的《月下醉鬼图》,把酒后的钟馗画得慈眉善目,难以震慑小鬼;这幅画挂在门口根本无效。皇帝孟昶无奈,将《月下醉鬼图》压箱底后,又请画师宛宗古作画,宛宗古画出的《钟馗啖睛图》中,把钟馗捉住的鬼挖去了双眼,血腥而震慑力十足。这幅画挂到花蕊夫人房中,果然有效,夜晚久违的宁静与安然再度降临,花蕊夫人呼呼大睡。皇帝大喜。 然而,由于画面血腥,也吓着了花蕊夫人。为取悦爱妃,孟昶再命宛宗古绘制另一幅《钟馗捉鬼图》,此画一挂灵验异常,皇帝欣喜之余,赐宛宗古随身佩玉鹰,赏赐黄金万两。后来宛宗古创作了千余幅钟馗捉鬼图。为了收藏各界画的珍贵图画,为收藏精美画作,讲好画作故事,在花蕊夫人提议下,后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翰林图画院。 花蕊夫人不仅喜爱在书窗下进行文学创作,而且还重视文人创作的编集保存。在她提议下,由后蜀开国功臣赵廷隐(中书令)之子赵崇祚主持编选了《花间集》,内容收录晚唐至五代18位词人(如温庭筠、韦庄、欧阳炯等)的500首词作,分10卷编排,卷首附后蜀词人欧阳炯所撰《花间集序》,成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人词总集之一,她还从爱惜百姓的生活出发,劝导孟昶薄徭轻赋,关心成都人民的生活,体现了她的政治智慧和家国情怀。可以这么说,花蕊夫人与孟昶在当时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文学上的知音和知己。 公元965年。北宋大军压境,当花蕊夫人在深宫之中等待着君王归来时,后蜀14万守军竟不战而降。当花蕊夫人听到国破家亡的噩耗时。她己和投降大宋的丈夫等被押解往宋都城汴京途中,面对山河破碎的惨状,花蕊夫人心中涌起无限悲愤。 她望着渐渐远去的蜀山蜀水,心中满是哀愁。在到达葭萌驿〔今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原蜀汉的重要军事据点时,她提笔写下《采桑子》半首诗词:“初离蜀道心将碎,遗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诗句中既有对故国的眷恋,也有对命运的无奈。这半阕词,成了她成长历程中最悲壮的注脚。她从书窗下的才女,到成为乱世中的遗民,她的人生与时代的洪流紧密相连。 花蕊夫人在被押解到宋都城汴京〔今开封〕时,宋太祖赵匡胤己知道她的才华,又见她长得天仙一般,便起了纳她为妾的念头。所以在召见她的一次会上,赵匡胤有意对着众臣考考妣,让她当堂作一首诗。花蕊夫人略加思索后,即兴吟诵了一首《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她用诗表达了对后蜀亡国的悲痛和对不战而降众将士的无比愤慨。 这首诗,以“深宫”与“城上”的空间对比,凸显了花蕊夫人在亡国悲剧中的“局外人”身份。即是她虽身处蜀宫核心,却对国破之祸一无所知,而“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懦弱,更与她的才情形成尖锐反差。她的诗句如响亮的耳光,打在那些贪生怕死的男子脸上。在国破家亡之际,展示了她比14万大军更硬的骨头。这首诗不仅展现了她的文学才华,又彰显了在男权社会中一位女性的气节与胆识。见证了五代文学从“宫廷绮丽”到“亡国悲歌”的转变。 后蜀灭亡后,孟昶被俘至宋朝后不久就离奇死亡。花蕊夫人知道后,止不住的泪水只能往肚子里流。然赵匡胤见花蕊夫人长得漂亮又有才华,宣布把她纳入自己的后宫,还封她为贵妃,但却没有封住她的心。 一天,花蕊夫人看到书窗外鲜花盛开,便又想起了孟昶和她认识的时刻,于是回忆连连。她拿出画笔,在书窗下画出了孟昶的人像。就在这时,正巧赵匡胤从书窗边走来,看到花蕊夫人在书窗下绘制着什么,就走近细看,原来花蕊夫人正在画刚死不久的后蜀皇帝孟昶像。便怒气冲冲地问花蕊夫人:“你这是在画谁?”机智的花蕊天人谎称自己画的是送子神仙张仙。赵匡胤也知道张仙的故事。张仙是道教体系中掌管生育子嗣、保佑后嗣的男神,核心职能是赐佑世人得子、护佑孩童平安。花蕊夫人她这一说,把赵匡胤怀疑的怒火顿时打消了。原来,赵匡胤也想和花蕊夫人有个孩子呢。 花蕊夫人的人生结局凄惨,她在皇宫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据有关历史记载,一是说为了皇帝传位之事,她被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后来的宋太宗)在一次围猎中用箭射死。另一说是她因思念孟昶,结果得了忧郁症,郁郁而终。也有人推测她可能被秘密软禁或流放,那年她约26至28岁。 花蕊夫人的书窗,不仅是她个人生命的空间,更是五代文学史与文化记忆的重要符号。她的宫词与亡国诗,为五代文学注入了“才情”与“悲情”的双重基因,影响了后世对这一阶段女性的文学想象。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由清代彭定求等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在进行编纂和校对《全唐诗》时,收录了后蜀花蕊夫人的《宫词》作品约153首。不仅是对其个人才情的认可,更标志着宫词创作从“男性想象”到“女性实录”的范式升级,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宫廷文化档案,成为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女性书写”与“乱世纪实”的双重标杆。 如今,青城山下的费家小院早已不复存在,但每当春风吹过浣花溪,人们仿佛还能看见那个身着素裙的少女,在书窗下吟诗作对,眼中闪烁着对世界的热爱与好奇。耳畔就会响起花蕊夫人的故事,在历史的叙事中,那声音或许微弱,但却从未消失。成为后世无数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 花蕊夫人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位有才华的传奇女子。她的宫词百首和《述国亡诗》)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作品和她的名字一样穿越千年,如花蕊般地在历史的天空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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