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从刘家冲走来——团旗引航，执灯乡野（7）

阳富生 · 发表于 12 小时前

本帖最后由清秋丽影于 2026-7-13 19:43 编辑

　　自传｜从刘家冲走来（7）

　　（七）团旗引航，执灯乡野（任职团干、领衔宣传队岁月）

　　1970到1974这整整五年，我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天天守着算盘、工分簿、分红账本，打理全队社员大小账目，算是队里管钱粮的内当家。

　　1972年初，大队正式成立团支部，组织上看我识字动笔、做事稳当，推选我兼任福寿大队团支部副书记，从此一身挑起两副重担，生产队账务、青年团务两头奔波，哪一头都不敢怠慢。

　　那时候搞运动，我们福寿大队曾短暂改名叫红卫大队，只是改的时间短，大多数乡里人还是习惯叫老名字——福寿大队。

　　那几年，也是我这辈子最年轻、最热血、最值得回味的一段青春时光。

　　五年生产队会计的打磨，再加上平日里常跟着大队写材料、上台发言历练，我早已褪去回乡之初的青涩懵懂。自打1972年初接过团支部副书记这份差事，大队支部紧跟时代中心工作，专门给团支部下达任务，要求我们牵头组建一支福寿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用文艺节目宣讲政策、鼓舞乡亲。接到支部安排，我便尽心尽力，四处物色青年骨干、筹排节目，扛起了宣传队全盘打理的担子。

　　那个年代的团支部，就是村里年轻人的主心骨。不管是回乡知青，还是在家务农的进步青年，全都跟着团组织走。我身为团干部，凡事都带头冲在前。村里搞基建、修水利、双抢秋收，我带头下地出力；大队组织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我牵头领学宣讲。平日里既要抽空核对生产队账目、整理工分台账，又要管好全村青年，鼓励先进、帮扶后进，把一帮年轻人的心气干劲拧成一股绳。白日算盘不离手、农活不停脚，夜里还要守政治夜校整理材料，日日连轴转，却半点不觉得苦累。

　　在那几年里，最让我上心、也最让我难忘的，便是这支遵照大队支部指示、由我一手拉起、亲自带队打理的福寿大队文艺宣传队。

　　那年月，农村生活单调，物资又少，乡里人基本没什么娱乐活动。我们这支宣传队，就成了全村乃至全公社最热闹、最受欢迎的队伍。队员都是本村的年轻男女，没有专业老师教，也没有像样的道具服装，大家全凭一腔热情、一股子年轻干劲，自编自演、自排自唱，常年下各个生产队巡回演出，在整个公社都是小有名气。

　　在一起排练、一起演出的日子已过去五十多年了。其中有三位搭档和挚友，依旧清清楚楚印在我心里，是我七十年代青春里最真切、最温柔的记忆。

　　第一个，是队里年纪最小的小姑娘青青（化名）。

　　那时候我十八岁，她才十四岁，刚刚上初中，一脸稚气，干干净净、单纯得很。小孩子哪里懂什么谈情说爱，完全是青春年少、荷尔蒙分泌出的一种自然心动。天天朝夕相处，看我做事踏实、写得一手好字，会写剧本，说话做事稳重，她心里自然而然生出一份好感，是最纯粹的喜欢，朦胧的感知。

　　我至今记得无数个寒冬夜里，我们在大队俱乐部排练，屋里放着煤火炉，我们围坐炉火，各人扯着罩火布，把手伸在罩火布下。有一次，我刚把手伸在炉火布下，坐在我身边的她，温热的一双手自然而然扣住了我的手掌。

　　这突如其来的触碰让我当场不知所措，心慌脸红，坐立不安。

　　但我心里十分明白，那个年代规矩严、风气紧，尤其宣传队是重点看管的集体队伍，最讲究作风正派。谁要是传出一点男女暧昧、风花雪月的闲话，那就是天大的祸事。

　　一顶“ZCJJ生活作风”的帽子扣下来，再加上乡里的闲言碎语、唾沫议论，足以把一个年轻人的名声搞臭，一辈子抬不起头，前途也彻底毁了。

　　所以，这份藏在煤炉边的懵懂好感，我一直牢牢放在心底，守着规矩、守着分寸，半点不敢外露，安安稳稳藏在了那段清贫又纯粹的少年时光里。

　　第二个，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老玩伴，大队共青团宣传干事，也是我们宣传队的头号台柱子——楠楠（化名）。

　　她比我大一岁，我们土生土长在一个地方，知根知底。楠楠人长得清秀，嗓子又亮又好听，是天生唱戏的好料子。我们队里排革命样板戏，她是绝对的主角。演《红灯记》的李铁梅，精气神十足；演《沙家浜》的阿庆嫂，聪明机灵、落落大方。扮相像、演技稳，演什么像什么。只要她一登台，台下老百姓的掌声就响个不停。

　　人漂亮、又多才多艺，那时候十里八乡不少年轻后生都悄悄喜欢她。只是那年月思想传统，谁都不敢明着表露，只能把心思藏在心里。很多倾慕她的年轻人，总喜欢找借口去她家里坐坐、聊聊天，能多看一眼、多说两句话，心里就蛮知足。

　　我当时是宣传队负责人，大队俱乐部就在楠楠家门口。我们经常排练、排节目到深夜，太晚了不方便回家，我就带着几个队员在她家留宿。

　　楠楠心肠好，待人客气又热忱，每次都会把家里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一群同龄人围坐一起，聊聊排练的趣事，说说农村的家常，谈谈年轻人的心里话，说说笑笑，再累的身子也轻松了，日子清贫，情谊却格外真。

　　第三个，是我最贴心、最默契的战友，大队共青团组织干事、宣传队的顶梁柱——阳治安。

　　那时候的他，已经是一名民办教师，为人正直、踏实稳重，不光是大队青年里的先进骨干，更是我们宣传队的主力担当。他天生一副男高音，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专门唱样板戏里的正面老生角色。

　　他唱《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沙家浜》里的郭建光，身段端正、唱腔激昂，特别有气势。一句“临行喝妈一碗酒”慷慨豪迈，一句“让天下穷苦人民都解放”高亢振奋，每次唱完，台下观众听得入神，人人叫好，无人不佩服。

　　不光会唱，他演戏也非常出彩。当年我编写的乡土小品《节约坛》，特意让他反串演农村老大妈。一个da男人演老婆婆，反差很大，可他演得特别自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完全就是农村勤俭老人的模样，朴实接地气，每次下乡演出都赢得满堂彩，也成了我们宣传队的经典保留节目。

　　七十年代搞文艺，完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一分钱补贴，更没有什么名利可图。我们白天要下地出工、核对生产队账务、处理各类团务工作，晚上点灯熬夜排练、写稿子、排节目，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那时候最知足、最暖心的事，就是下乡演出结束后，各个生产队热情招待我们，给我们端上一碗点心。在那个物资紧缺、日子艰难的年代，一碗简简单单的点心，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也是我们最奢侈的享受。

　　就是我们这样一群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不图名、不图利，凭着一腔朴实的热忱、一颗听支部安排的心，把最好的青春、最足的干劲，全部奉献给了福寿这片乡土。

　　从1970年做生产队会计，到1972年初遵照大队支部安排兼任团支部副书记、牵头打理宣传队，这几年身兼数职的日子，是我人生扎扎实实的大淬炼。常年管账练出了细心耐心，带队青年学会了统筹担当，组织排戏登台又磨出了我的胆识魄力。

　　这段扎根乡村、热火朝天的青春岁月，实实在在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打下了扎实的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