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靓才 | 明代邝彦誉的政治实践与地方记忆重构

李靓才

明代邝彦誉的政治实践与地方记忆重构

李靓才

　　明代中叶，临武籍官员邝彦誉以“荐举”入仕，历经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由微末之吏累迁至广东按察使。其政治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儒法兼治”特征：在钱塘以仁德化民，于浙东以权变救灾，在两广以谋略定乱。同时，他与“连中三元”名臣商辂之间由同官相知而形成的士林交谊，主要通过诗歌与墓表文字得以呈现，并在正统士大夫的话语体系中强化了其“廉能”形象。然而，在临武本土的地方性知识里，邝彦誉的形象却逸出了儒家叙事，与家族修仙传说、挂榜山石匣秘籍相互交织，完成了从“循吏”到“乡贤神祇”的记忆重构。

　　一、缘起始末：状元坊下的历史回响与临武名臣的登场

　　在江西袁州古城，矗立着一座极为罕见的“三元及第”坊，它是大明王朝近三百年历史中，官方唯一认可的连中解元、会元、状元者——商辂（字弘载，号素庵）的荣耀见证。商辂历经英宗、景泰、宪宗三朝，在“土木之变”中力挽狂澜，在成化朝罢黜西厂的贤相，其刚正不阿的政治风骨为史家所称颂。然而，这位眼界极高的“商文毅公”，却与一位出身非科举正途的临武官员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位临武（邝家寿塘村）人士，姓邝名彦（据其《墓表》确证），字廷英。其本名虽为单字，但在史籍流传中多被记作“邝彦誉”，《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景泰元年十一月丁巳条，竟把邝彦誉误记为“邝子誉”。关于其字，文献所载亦存差异，如《桂阳州志》《湖南通志》作“美中”，而《明史》卷一百六十《邝埜传》附传则记“彦誉，字汉宣，埜同族也”。这或许是方志与国史记述角度不同，或是后世传抄笔误所致。不过，尽管名号有异，其人生行迹在方志、传记、墓表中皆清晰可辨，不因名号之异而湮没，反更彰显其事迹在地方与国史中皆具重要分量。

　　历史的聚光灯往往聚焦于金榜题名的天之骄子，但大明帝国的稳固，实则由无数务实的地方官吏奠定基石。邝彦誉虽未历经殿试的洗礼，却以“生而赋姿颖异，读书通大义”的资质，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晋升之路。据《明故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佥事邝公墓表》记载，他世居楚南临武，曾祖必通、祖子明、父德华均为“潜德弗耀”之隐士，其母黄氏亦为良善之家。邝彦誉早年由郡庠生膺贡入太学，正统年间，未走常规科考之路，而是“以荐授四川布政司检校”。

　　这是一个从九品卑微起点的职位，相当于今日省政府办公厅的普通科员。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边疆。彼时“西番寇边”，军情紧急，邝彦誉负责“转饷”，在崇山峻岭间调度有方，立下赫赫功劳。正是这份实打实的军功，让他跨越了出身的壁垒，于正统十年（1445）擢升为浙江钱塘知县。自此，一位杰出的政治实践者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正史记载中，邝彦誉与商辂的具体交往细节寥寥，他们的关系并非寻常的诗文唱和之友，而是根植于共同政治理念与相互人格敬重的“君子之交”。其深厚情谊的明证，是商辂为其所作的《送邝廷英擢浙江佥事》诗与身后的《墓志铭》。商辂以“相知最是西湖水，彻底清明只一般”誉其官声，更在墓志中坦言“予与公同官浙江，知公最深”。一位是科举巅峰的阁老，一位是实干崛起的循吏，这种超越出身与地域的认同，使得邝彦誉的政绩得以进入中央核心舆论场，并获得“宪节高风，百世流芳”的历史定评。其于钱塘之教化、浙东之权变、两广之经略，皆为此评之注脚。

　　二、钱塘治行：儒家爱民哲学的具象化

　　钱塘，作为浙江省的首邑，“繁剧难治”是其固有标签。邝彦誉的到来，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一股清流。商辂在《送邝廷英擢浙江佥事》（俗称《送邝佥宪》）一诗中赞叹道：“百里才名众所瞻，九重特以此官添。”足见朝廷对其破格任用的重视。而他用“相知最是西湖水，彻底清明只一般”这样的千古名句，精准地概括了邝彦誉的治政底色——如西湖之水，清澈见底。

　　（一）兴学重教与空间重塑

　　在儒家政治理想中，教化优于刑罚。据墓表所载，邝彦誉“下车，首询民瘼，绝馈遗，抑奔竞，政号平允”。针对教育，他发现“邑旧无泮宫，诸生肆业无所”，即便有文庙，其大门亦不过是简陋木制。于是，他毅然“度地於治之东偏”，主持修建明伦堂及两斋，置办圣贤祭器，“延名师以训迪之”。值得一提的是，据实地考证，今日杭州文庙那座保留至今的石制棂星门，正是邝彦誉当年力主将木门改为石制的结果。这一空间改造，不仅是建筑材质的更替，更是儒家礼教在地方社会得以永久固化的标志。

　　（二）均徭薄赋与司法仁政

　　针对明中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与赋役不均问题，邝彦誉响应朝廷号召，推行“均平之法”。他让百姓自报丁产，按册轮役，严厉打击豪强与贪官勾结转嫁负担的行为，“民皆称便”。史载“岁饥，民多乏食，公加意抚循，多方赈贷”，因此“全活者甚众”。在司法实践中，他展现了极高的人文关怀。史载其“不加桁杨而民自服”（“桁杨”，即古代加在脚上或颈上的刑具）。每遇诉讼，他必先“委曲譬解”，以情理感化，而非酷刑逼供。这种“去刑化”的治理手段，使他在钱塘九年，“民爱之如父母”。

　　（三）诗歌中的政绩证词

　　商辂的诗作不仅是文学表达，更是历史证词。“民歌惠政多遗爱，士仰高风独守廉”，前句写百姓感念其仁政，后句写士林敬佩其操守；“柏府威严行肃肃，花封雨露共纤纤”，则以“花封”代指县令之职，形容其恩泽如雨露般细腻滋润，同时预示了其即将步入宪台的威严。当他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离任时，“攀辕卧辙者载道”，百姓夹道相送并赠“万民伞”，这种自发的群体性挽留，是古代地方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三、危机应对：权变精神与雷霆手段

　　如果说钱塘时期的邝彦誉展现的是儒者的温良，那么在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正五品）后，面对饥荒与战乱，他则展现了法家式的决断与兵家的谋略。

　　（一）金华赈灾中的“便宜行事”

　　景泰年间，邝彦誉分巡金华、衢州。彼时金华大饥，社会秩序濒临崩溃，绝望的饥民“强发富家廪粟”，而地方官府因循守旧，“官不能禁”。危急时刻，邝彦誉展现了卓越的危机处理能力。他深知“民乱源于腹饥”，若按部就班上报朝廷请旨赈灾，百姓早已饿殍遍野。于是，他动用钦差分巡的权力，“便宜出官粟赈之”，甚至强令富户借贷粮食（“不足则贷于素封”）。以五品佥事之职，行“先斩后奏”之事，这种“便宜行事”的魄力与担当，即便与武周名臣狄仁杰等史家典范相比亦不遑多让。正是这一雷霆手段迅速平息了民变，据《湖广通志》载，“民遂帖然”。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明代良吏在制度僵局中如何利用‘权变’来维护道义。

　　（二）浙东平乱与刑狱洗冤

　　在维护治安方面，邝彦誉同样手腕强硬。据记载，“太湖贼啸聚”及湖州、处州两地发生“盗起”，他亲自率军“皆讨平之”。为此，在《明英宗实录》的记载中，他与镇守浙江的兵部左侍郎孙原贞、都御史轩輗及“监察御史谢骞、陈琼、右布政使杨瓒”等高官一同因“剿贼功”获得了“升俸一级”的嘉奖。然而，铁腕之下更有柔情。兰溪民潘荫被兄诬陷劫盗，已判死罪，据《湖南通志》载，此案“坐罪死，连议死者二十余人”，牵连极广。邝彦誉在复核案件时，敏锐地察觉冤情，力排众议，“白其冤，皆得释”。这一举动，与后来其孙邝简在江津任上释放死囚、拒收谢金的故事如出一辙。当犯人“暮夜持金来谢”时，邝简惊曰：“吾哀尔冤，岂为赂故耶？”并“力却不受”，昭示了邝氏家族“存无媚悦之容，去有思咏之誉”的家风传承。

　　四、经略两广：文武并用的岭南治理

　　天顺年间，邝彦誉的仕途达到顶峰，升任广东按察使（正三品）。彼时的岭南，正处于动荡之中。

　　（一）以计擒渠：终结十年战乱

　　据《广东通志》及《湖南通志》记载，当时“两粤猺（瑶）獞（壮）倡乱……暴师且十年”，波及高州、廉州、琼州、万州等地，叛军“从者万数”，“所过攻陷城邑”，“士庶失业”，民众流离。朝廷屡次征讨未果。邝彦誉到任后，“督理海道兵事”。不同于以往的单纯剿杀·，他采取了更为高明的策略——“以计禽之”。史料明确记载，天顺四年至五年间，他成功擒获了勾结土匪攻陷琼州府城的叛乱首领邵宣（一作邵瑄）。随着贼首被“传首献阙下”，岭南局势终于得以平定（“岭表以平”）。这种“上兵伐谋”的军事智慧，补全了邝彦誉作为封疆大吏的最后一块拼图。

　　（二）战后重建：信仰修复与基建民生

　　战乱平息后，邝彦誉立即转向文治，他在琼州府（今海口）的作为尤为典型。首先是文化修复。天顺五年，他拨发官银重建了被叛军烧毁的“柔惠宫”。此宫供奉的是岭南圣母冼夫人，重建此庙，意在通过恢复民间信仰来安抚人心，宣示官府权威。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他主持修葺了琼州府城的瑞云桥，将其增高二尺，改九水门为三水门；又将第二水桥由木改石。最后是教育普及。他不仅“修复庙学，辟地为射圃（练武场）”，“集郡弟子如法校之”，更建立了“义学”，并颁布了一条极具前瞻性的法令：“令民间八岁以上咸受书”，并“为择师儒，仍领于有司”。这种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岭南地区的汉化与文明进程，“文化大行”。

　　五、清廉丰碑：从“行李萧然”到《墓志铭》

　　成化年间，邝彦誉以疾致仕归乡。这位曾掌管一省刑名、平定叛乱的高官，归乡时的行囊却是“行李萧然，不蔽风雨”。商辂在《墓志铭》中感叹：“归田之日，杜门谢客，课子孙耕读，以寿终。”

　　商辂与邝彦誉的友谊，超越了地位的悬殊。当邝彦誉去世后，临武邝氏族人特地邀请已是内阁首辅的商辂撰写碑文。商辂在文中深情写道：“予与公同官浙江，知公最深，故不辞而为之铭。”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卓尔邝公，资性端方。起家明经，为政有光……宪节高风，百世流芳。勒铭贞石，以此其昌。”

　　这篇收录于同治版《临武县志》的珍贵文献，不仅证实了两人跨越五百年的友谊，更为邝彦誉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他的一生，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践行“修齐治平”的样本：起于寒微，行于仁政，成于事功，守于清廉。尤为感人的是，据墓表记载，在他去世后，“及闻其讣，多有以此为像而祀之者，其得人心如此”，足见其德泽之深。

　　六、地方记忆的重构：挂榜山的仙人与石匣传说

　　如果说史志中的邝彦誉是严谨的政治家，那么在临武乡土社会的记忆中，他则被赋予了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这种色彩的源头，来自邝氏家族浓厚的道教渊源。

　　（一）家族修仙谱系

　　据《南岳志》记载，其先祖邝幼父，“邑文化乡人”，曾在衡山朱明峰潜心修真。一日，他骑牛漫游至广东罗浮山，拜访神仙苏仙，并进入朱明洞，感叹道：“此南岳前洞也”。除了邝幼父，复有其后人邝秋蟾，在仕途功成后选择归隐，机缘巧合下“得秘书于石匣”，未几便“脱化去”（羽化登仙）。

　　到了邝彦誉这一代，这种仙缘未断。其父邝宏（字德华）虽官至教谕，却“常携其长子彦誉，寻先人仙迹”，父子二人终日“盘桓五峰间，与云朋霞友游”。商辂在墓志铭中评价邝彦誉时，特意写道：“冰清玉洁，道气仙风。”这八个字，既是对其人品高洁的比喻，但在民间叙事中，这又成了他具备“仙根”的铁证。

　　（二）挂榜山石匣之谜

　　在临武县武水镇沙市村及其周边地区，流传着一个关于“挂榜晴岚”的神奇传说。正如其先祖邝秋蟾曾得“石匣”而羽化，相传邝彦誉将先祖留下的“石匣秘笈”重新封装，藏于挂榜山悬崖绝壁的石洞之中。康熙版《临武县志》甚至记载了一则充满魔幻色彩的故事：嘉靖乙巳年大旱，县令谭氏派人攀岩取匣求雨。当乡民借助飞梯接近石匣时，“风云突变，狂风呼啸……一群恶虫铺天盖地飞来”，最终行动失败。这则故事将邝彦誉的遗物神圣化，石匣不再是书籍的容器，而成了护佑一方、不可亵渎的神物。

　　（三）徐霞客的实地祛魅与再神秘化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亲临挂榜山探查此洞。在他的笔下，这个洞穴“直通到底后，转而向南往下”，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自然地貌。然而，现代的探访者在重走霞客路时，面对洞口升腾的雾气和深不可测的幽暗，依然会浮想联翩。徐霞客的理性记录并没有消解传说的魅力，反而因为“探而未得”，让“石匣”成了一个永远的文化悬念。

　　这种从“贤臣”到“半仙”的形象转化，实际上是地方社会对邝彦誉功德的某种神格化投射。百姓无法完全理解他在庙堂之上的政治博弈，便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神话，来诠释这位让“万民伞”遮蔽天空、让“恶虫”守护秘籍的家乡英雄。

　　结语与启示

　　明代临武人邝彦誉的一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政治史，也是一部层累叠加的文化史。在政治实践层面，他打破了唯科举论的束缚，以实干精神在浙江、广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政绩。他处理金华饥荒时的权变、平定两广叛乱时的谋略、兴办教育时的远见，无不彰显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智慧。他与商辂的莫逆之交，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范，为那个时代留下了“行李萧然”的清廉注脚。

　　在地方记忆层面，邝彦誉的形象走出了枯燥的史书，走进了挂榜山的云雾与石洞之中。石匣传说的流变，寄托了临武人民对这位先贤的无限追思与崇敬。

　　今日，当我们站在临武梧桐书院乡贤堂邝彦誉的雕像前，或远眺挂榜山的夕阳岚烟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明代的按察使，更是一个融合了儒家理想、历史真实与民间想象的文化符号。他既是那个在钱塘县衙将木门换成石门的务实官员，也是那个在传说中将秘籍藏入云端的神秘智者。这，或许就是历史人物最好的归宿。

　　参考文献

　　一、古籍文献

　　[1][明]商辂撰.《商文毅公集》卷十[M].明成化年间刻本.（注：本卷收录有《送邝廷英擢浙江佥事》及《明故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佥事邝公墓表》）

　　[2][明]李贤等奉敕修.《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3][清]陈维霖修,李遇等纂.《临武县志》[M].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注：此版本系文中“挂榜山石匣”传说及“恶虫”故事之原始出处）

　　[4][清]嵇曾筠,沈翼机等修.《浙江通志》[M].清乾隆元年（1736）刻本.

　　[5][清]迈柱修,任枫等纂.《湖广通志》[M].清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

　　[6][清]巴哈布修,陈大经等纂.《桂阳州志》[M].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

　　[7][清]阮元修,陈昌齐等纂.《广东通志》[M].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

　　[8][清]胡光庚修,李元等纂.《临武县志》[M].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9][清]李元度纂修.《南岳志》[M].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0][清]李瀚章,裕禄修,曾国荃等纂.《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四·人物十五·明十[M].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二、现代研究与文史资料

　　李忠兴。徐霞客笔下的挂榜山岩洞探秘[A].载于政协临武县委员会编.《临武文史》（2025年第一期）[C].2025.

　　注：本文原载《临武文史》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