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勤”方法崭露头角

胡兴来 · 发表于昨天 21:02

1983年暮春，江淮地界的麦苗刚抽穗，风里裹着麦香飘遍卸甲公社的田野。卸甲中学的会堂里，教师表彰大会正开着，长条木凳挨挨挤挤坐满了全公社的中小学老师。主席台上几张旧课桌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公社文教领导捏着红底烫金的奖状，念到我名字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暖乎乎又慌兮兮的“优秀班主任”这名号，是守着孩子们从晨光到暮色熬出来的，哪敢轻看。

领导邀我上台分享班主任心得，我攥着衣角，一步步走上那方磨得溜光的木桌讲台，台下百双眼睛齐刷刷的望着我。我定了定神，缓缓吐出六个字：“眼勤、腿勤、嘴勤”。

这六个字，没有高深的教育理论，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只是我这几年从晨光到夜色，从课堂教学到村庄家访，一点一滴攒下的实在法子。这法子里，藏着我对农村孩子最真切的牵挂，也是我能给这些泥土里长大的孩子，最踏实的陪伴。

眼勤，是把心揉进眼里，读懂孩子眉眼间的心思，瞅准他们一举一动里的细碎情绪。
八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性格大多腼腆内敛，心里的喜与愁，从不会挂在嘴边，可那点小心思，却全写在脸上、映在眼神里，藏不住半分。课堂四十分钟，我的目光从没敢放松过，追着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生怕漏了他们半点情绪变化。哪个孩子眼神飘远，望着窗外的杨树梢怔怔发呆，定是走神了；哪个孩子皱着小眉头，笔尖戳着作业本半天不动，小脸拧成一团，必是被难题困住了；哪个孩子耷拉着脑袋，手指抠着课桌缝，眼神蔫蔫的，多半是心里藏了事，没处诉说。

这些细微的变化，旁人兴许毫不在意，可在我眼里，都是孩子们需要被疼惜、被关注的信号。
下课铃一响，我便放下手中的教案，快步走到孩子身边，蹲下来搂着他们的小腰，声音放得软和，像哄自己的孩子那般。时常问：“咋啦？是不是………”就这样子，能慢慢撬开他们紧闭的心门，听他们讲课堂上的迷糊，说和同学的小别扭，唠家里的琐碎小事。

三年级班里有个孩子叫李少波，个子不高，眼睛亮堂堂的，往日里活脱脱一只小麻雀，课间追着同学叽叽喳喳跑跳，课堂上总抢着举手回答问题，哪怕答不对，那股子热乎劲儿也招人喜欢。可不知从哪天起，这孩子突然蔫了，上课总低着头，下巴抵着胸口，眼神像蒙了一层雾，喊他回答问题，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声音细得像蚊子叫。作业本也没了往日的工整，字写得歪歪扭扭，像乱爬的蚂蚁，红叉叉爬满了纸页。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像一根小刺，轻轻扎在我心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知道，这孩子定是遇上难处了，只是他性子倔，不肯轻易开口。

趁着放学的余晖，田埂路被染成一片暖金色，麦穗在风里轻轻晃悠，摇出细碎的声响。我揣着满心牵挂，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一步步走到少波家。他家的房子矮矮的，推开掉漆的木门，眼前的景象让我心头一酸：屋里光线暗沉沉的，房梁上悬着一盏瓦数极低的灯泡，昏黄的光勉强照亮屋角；少波爸斜卧在里屋的木板床上，盖着打了好几块补丁的薄被，脸色苍白，嘴唇干裂，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少波妈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一边在灶台前添柴烧火、择菜，一边回头照看男人，忙得脚不沾地，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眉头始终拧成一个结；少波坐在屋角的小板凳上，背对着门，默默帮着择菜，小小的身子蜷着，肩膀耷拉着，透着与年纪不符的懂事和沉重。

一问才知，少波爸前些天下地干活时，突然晕倒在地里，被乡亲们抬回家后便卧床不起，凑了点钱去公社卫生院检查，说是积劳成疾，得安心静养。这一静养，家里的收入断了，还花光了仅有的积蓄。那会儿刚包产到户，家里的几亩麦地全靠父母打理，如今父亲倒下了，农活和家务全压在少波妈妈一个人身上。她起早贪黑，忙完家里忙田里，哪还有多余的心思顾孩子的学习。少波心里急，一放学回家就帮着干活，夜里累得倒头就睡，哪还有心思读书写字。

我走到少波身边，轻轻摸着他软软的、带着泥土气息的小脑袋。他抬起脸，眼里蓄满了泪水，见了我，眼泪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掉下来，滴在手里的青菜叶上。我抬手擦去他眼角的泪，轻声安慰：“孩子，别愁，有老师在。你安心上学，学习上的难处，老师天天给你补；农忙时，老师和同学们也会来帮忙的，别怕。”少波望着我，含着泪用力点头，哽咽着说了声“谢谢胡老师”，那声音轻轻的，却重重地砸在我心坎上。那一刻，我越发明白，做老师不光要教孩子读书识字，更要为他们遮一遮成长路上的风雨，做他们身后的依靠。

从那以后，每天放学后，教室里的灯总为少波多亮一会儿。我拿着他的作业本，一道题一道题慢慢讲，一个字一个字细细教，一点点帮他补上落下的功课。少波本就聪明，只是心思被家里的事牵散了，静下心来后，进步得飞快，作业本上的红叉叉渐渐少了，红勾勾越来越多。他的眼神，也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光亮。
麦收时节，我和戴恩龙老师带着六年级的大孩子去少波家的田里帮忙。孩子们年纪不大，却个个卖力，干得有模有样。少波娘看着忙前忙后的我们，眼里含着泪，嘴里不停念叨：“谢谢老师，谢谢孩子们。”

日子慢慢往前走，麦收结束后，少波父亲的身子也渐渐有了起色。少波终于放下了心里的负担，又变回了那个活蹦乱跳的小麻雀了。课堂上又能听到他响亮的回答，课间又能看到他追着同学跑跳的身影。他的学习也越发刻苦，期末考试竟考到班里前十名，后来又顺利考上了公社的初中。那天，他攥着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一路小跑找到我，小脸涨得通红，大声喊：“胡老师，我考上初中了！”

看着少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看到田野里的小苗，熬过了风雨，正迎着暖阳，努力向上生长。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眼勤，从不是单纯的“看”，而是从细微处读懂孩子的不易，用一份细心，默默守着他们慢慢长大。

腿勤，是多跑、多走，走到孩子身边，走进孩子家里，走到家长的心坎里。农村孩子的世界，不止是教室里的三尺讲台，还有家里的土坯房、田埂上的小路、村口的老槐树，他们的成长，连着泥土，连着烟火。要真正懂一个孩子，不能只守在教室里，得迈开腿，走到他们的日常日子里去，走进他们的生活，才能读懂他们的世界。

走到孩子身边，瞅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发现苗头就及时管、及时教。孩子们年纪小，性子顽劣，课间在操场跑跳打闹，难免有争执，一句话不合就扭在一起，不及时制止，不光伤了同学间的和气，还容易磕着碰着。所以下课铃一响，我从不在办公室久坐，要么站在教室门口，要么守在操场边，像个“守护神”似的，盯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见有孩子扬手要打架，或是追着跑得太急，我就赶紧上前，拉着他们的手蹲下来，跟他们讲同学之间要互相谦让，玩闹要注意安全，不能由着性子来；若有孩子不小心摔了跤，磕伤了膝盖、擦破了手掌，我就赶紧找来碘伏、纱布，帮他们擦药、包扎，轻声安慰，抚平他们的委屈。

要摸清孩子的性子，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家访是必不可少的。我常利用清晨、傍晚或是周末的时间，挨家挨户家访。每到一户人家，我就坐在农家的小板凳上，喝着家长递来的粗茶，和他们唠唠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上课认不认真、和同学相处得好不好、作业写得工整不工整；也听听家长对孩子的期望，问问孩子在家里的情况，是帮着喂猪放羊，还是跟着父母下地干活。那会儿，农村不少家长还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觉得孩子读书不如早点回家干活，能帮衬家里，对孩子的教育不上心。孩子放学回家，只催着干活，从不过问学习，甚至有家长想让孩子小学一毕业，就回家务农、挣工分。

遇上这样的家长，我就耐着性子，一遍遍跟他们讲道理，一聊就是大半天：“叔、婶，孩子是咱们农村人的希望啊！咱们这辈子守着几亩田，面朝黄土背朝天，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可不能让孩子再走咱们的老路。知识才能改命，农村孩子没别的捷径，唯有好好读书，才能走出这片田野；才能去镇上、去县里，看更宽的世界，将来才有本事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现在外头发展得快，工厂的机器要文化，村里的农技员要文化，没文化，走到哪都寸步难行啊！”一次说不通，就去第二次、第三次………

班里有个女同学叫刘利萍，脑子灵光，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可她爸有重男轻女的旧思想，总觉得女孩子“读书没用，不如早点回家种地、做家务，将来嫁个好人家就行”。执意要让她小学毕业就辍学。我第一次去她家时，他爸坐在门槛上抽旱烟，一言不发，我说一句，他怼一句，觉得我是多管闲事，耽误他家孩子干活。可我没放弃，隔三差五就往他家跑，一开始，不聊孩子的教育，就和他唠庄稼、聊收成，讲怎么给水稻施肥长得壮，怎么给麦子防虫产量高，慢慢拉近距离，消解他的抵触。日子久了，他的态度渐渐软了，开始愿意听我讲利萍在学校的事，听我讲外头的世界，讲女孩子读书也能有出息。
终于有一天，他抽完最后一口旱烟，把烟锅在门槛上重重磕了磕，抬头说：“胡老师，我听你的，让孩子好好读书。”后来，他不光重视利萍的学习，还特意去镇上的小卖部，给孩子买了新的铅笔和作业本，用粗粝的大手摸着利萍的头，粗声粗气地说：“好好学，别辜负了胡老师的希望。”

腿勤，不光是走村串户的家访，更要时时刻刻守着孩子们的点滴牵挂。上课前，我总会提前点进教室，看看孩子们的桌椅稳不稳？如果桌腿松了，下课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钉子、锤子，蹲在地上叮叮当当修好，不让孩子们上课分心；放学时，看着孩子们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出校门，一遍遍叮嘱：“路上靠边走，小心车辆”，“别贪玩，早点回家”，“下雨天路滑，慢慢走”。那些走过的田埂路，敲过的农家门，修过的课桌椅，都是我对孩子们最朴素的守护。

嘴勤，是多叮嘱、多沟通、多鼓励，用暖乎乎的话，照亮孩子们的成长路。八十年代初，农村人的日子清贫，家家户户都忙着挣工分、谋生计。孩子们在泥土和汗水里长大，父母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没功夫和孩子唠嗑，更别说柔声细语的表扬和鼓励。孩子们听得最多的，便是“好好干活”，“别偷懒”，“不许调皮”。如果有一句简单的表扬话，对他们来说，都是最珍贵的礼物，能开心好久，也能成为他们努力学习、好好做人的动力。
在班主任工作中，我把鼓励孩子的话，常挂在嘴边，融进日常的教学里，融进和孩子们相处的每一刻。上课的时候，只要孩子敢举手，哪怕回答得不够完整，哪怕只说对了一句话，我也会大声地给予肯定：“你真棒，敢举手就是最勇敢的孩子！”，“说得不错，再好好想想，会更棒的！”要是哪个孩子回答问题准确、声音响亮、思路清晰，我就带着全班同学为他鼓掌，大声表扬：“你太厉害了！思维真快，继续保持！”

作业本上，只要孩子们有一点进步，哪怕字写得比以前工整了一点点，哪怕一道题从错到对，我都会用红笔写下暖暖的鼓励评语：“有进步，加油！”，“字写得真漂亮，老师为你骄傲！”，“这道题做得真仔细，继续努力！”

班会上，我会专门留一刻钟，夸奖那些作业进步、乐于助人、爱护集体的孩子，让他们站在讲台前，接受全班同学的掌声和祝福。有时还会奖给孩子一块水果糖、一块橡皮、一支铅笔，这些小小的奖品，在清贫的日子里，却能让孩子们开心好几天，让他们知道，善良和努力，总会被看见、被肯定、被珍惜。

孩子们做了好事，不管是帮同学捡了掉落的文具，还是主动打扫教室卫生，或是扶起摔倒的小同学，我都会在班里讲出来，不忽略任何一个小善举。农村孩子心思单纯，一点点鼓励，就能在他们心里种下向上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班里有个孩子叫王小花，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学习成绩也平平，可她总默默做着好事，每天早早到校，帮着开门、擦黑板、整理同学们的作业本，从不张扬。我发现后，在班会上专门表扬了她，给她发了一支崭新的铅笔，轻声说：“王小花同学虽然不爱说话，却总默默为班级付出，她的善良和认真，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一刻，我看到她的脸涨得通红，嘴角露出浅浅的笑，头也慢慢抬了起来，眼神里有了光亮。从那以后，她渐渐开朗了，上课开始试着举手回答问题，作业也越来越认真，成绩一点点进步，最后还被同学们选为班级卫生委员，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桌凳摆得整整齐齐。

平日里，我也总把叮嘱的话挂在嘴边，像个唠叨的娘，反反复复，从不嫌烦：“天气变了，上学记得带雨伞，别淋雨”，“课间别追跑打闹，注意安全”，“天冷了，多穿件衣裳，别冻着”，“放学回家先写作业，再出去玩”，“吃饭别挑食，好好长身体”，……这些琐碎的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带着暖暖的温度，一句句落在孩子们的耳朵里，记在他们的心里。
和家长沟通时，我也嘴勤，及时反馈孩子在学校的情况，既讲进步，也说不足，和家长一起商量教育的法子，让家长知道，教育孩子，从来不是老师一个人的事，而是老师和家长同心协力，一起牵着孩子的手，往前走的事。

这些挂在嘴边的话，像春日的细雨，润物无声，悄悄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让这些的孩子，在鼓励和关爱里，一点点变得自信，一点点褪去腼腆，一点点慢慢长大。

眼勤，是读懂孩子的细心；腿勤，是守护孩子的恒心；嘴勤，是温暖孩子的真心。眼勤、腿勤、嘴勤这六个字，看似朴素简单，却藏着我对乡村教育，最真挚的情怀。1983年的那次表彰大会，让我的“三勤”方法，在全公社初露头角，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心中的信念：乡村教育，从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点点滴滴的坚守。一支粉笔，三尺讲台，一颗初心，我愿做春日的细雨，用眼、用腿、用嘴，用一颗师者的真心，守着乡村的每一颗小苗，看着他们迎着阳光，沐着雨露，慢慢长大，终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也撑起乡村的一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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