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拾古代文学家中的写作勇者

沁香一瓣

说到写作，许多文学爱好者都知道：写作是文学爱好者的一种表现和境界。在他们面前，文字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可以打开无限的世界。当热心的创作者一旦进入了对文学喜爱的程度，即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依然能坚守在书窗下精心撰写属于自己创作的作品，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意志，自古以来被誉不为金钱写作的勇者。

千百年来，我国许多著名文学家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提升自身美好德行的同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对抗恶劣的生长环境和贫寒生活，将生命的力源碾作墨痕，写出了许多不朽的诗文，在历史的时光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这种忘我精神值得点赞。

盛唐诗人杜甫出身官宦之家，按常规他本可安享富贵，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清贫与爱好相融的文学写作之路。在杜甫眼中，家国的情怀高于荣禄，百姓的疾苦重于千金。在他创作的许多诗歌中，都记录了唐朝从强盛转为衰败的过程，具有强烈的历史和社会意义。正是他这份不为金钱而动心的写作的精神，使他成为了历史上受人敬仰的千古“诗圣”。

请看，在天宝十四年冬，他从长安前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途中恰逢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的前夜，唐王朝的腐朽与危机暴露得触手可及，他目睹途中社会百姓的哀嚎惨状，遂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直刺时代的黑暗。

唐肃宗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前往偃师区探访亲友。到了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爆发了邺城之战，六十万唐军被叛军打得彻底崩溃，叛军乘势进逼洛阳。杜甫亲眼目睹了这些现象，怀着矛盾、痛苦的心情，他接连写成了“三吏”和“三别”诗，即是《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六首诗作。回到华州后，他将其诗修订脱稿。“三吏”和“三别”真实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反映了那个叛乱时期社会中的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表达了作者对倍受战祸摧残老百姓的同情，六篇名作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唐朝安史之乱后，杜甫流落到成都，后来在友人帮助下建起茅屋栖身，过着“床头屋漏无干处”的艰难生活。但他始终坚守节操，坚持写作不取非分之财。据史料介绍，杜甫在成都为官时依然诗文不断，受到人们的赞赏和崇拜。当时，一位曾任“太子舍人”官职的张姓人从西北来成都，送给杜甫一条用于制作被褥用的褥段。据说用此高级丝织制作的锦褥睡觉，可以使人延年益寿。但杜甫不为所动，他吟诗道：“留之俱不祥，施之混柴荆。”他宁愿粗衣蔽体，也不愿玷污心中的道义。更有甚者，当亲戚吴郎看到一位女子在杜甫院子里的地上拾枣吃时，为防人摘取院中的枣子，他在杜甫屋前修了一道篱笆围住了枣树。杜甫知道后不但批评了吴郎，还写下《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他宁可自家枣子被摘，也不忍穷苦的老妇因无枣可拾而挨饿。这一份仁爱，远比金钱珍贵。

以上可见，杜甫的写作精神追求，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心。他的这种精神始终激励着后人走好文学创作之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为名利和金钱所动。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从儿童少年时期起，就是个两眉相连，体型消瘦，手指长得很长的一个长相很怪的人。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看人不能够根据相貌来判断一个人到底长得怎样？

也许是天性，李贺从小喜欢文学并且爱写诗。他有个喜好习惯，爱骑在家养的小毛驴上写诗，随着小毛驴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坐在上面构思，被誉为“毛驴诗人”。

每日清晨，他就背着锦囊，骑着小毛驴外出郊游，看到什么就写下什么，写下了的诗句就投入锦囊，回家后利用晚上时间开始整理诗稿。如他在描述乐工李凭在京城弹奏的箜篌乐器，在《李凭箜篌引》的诗中写到：“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形容乐声清脆动听，如同昆仑山美玉击碎，凤凰鸣叫；时而使芙蓉在露水中饮泣，时而使香兰开怀欢笑。还写到：“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形容乐声高亢，直冲云霄，仿佛补天的五彩石被击破，逗落了漫天绵绵秋雨。这些名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经过刻苦熬夜后修改得来的。

李贺青年时参加进士选拔，因父亲的名叫李晋肃，因其“晋”与“进”是同音，当时在科举选拔中有人认为这个名字不妥，需要避讳父亲名讳，从此他被剥夺了科举考试资格。这个意外的打击使他终生走上了仕途失意的坎坷之路。但他定痛思痛之后并没有失落，依然通过艰苦的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及对社会的洞察。

从此李贺写文不依附权贵，更不是为了钱财。据史料记载，在仕途失意的一段时间中，李贺将全部精力用在了写诗上，他通过采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创作出了许多鞭挞社会的诗篇，如《昆仑使者》、《秦王饮酒》、《荣华乐》等，表达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批判和对统治者的劝诫。

有一次，他被困守在洛阳，但他不肯折腰随俗。他在南游吴楚，北入潞州幕府三年中，他身带病体，理想泯灭，在所从事的一些实务性工作和帮办公文等后，最终又辞去了奉礼郎之位后回家，寻求他想要的“自由”，坚守他的写作之愿，写的诗越来越好。

特别是他在南游吴楚期间，抓住时间创作了一些以南方为主题的诗歌，如《湘妃》、《苏小小墓》等。这些诗歌反映了他对南方风光和文化的感受和理解，把心中的所念在心中尽情释放，坚守他的未竟诗魂。如在《雁门太守行》诗中，他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描绘战争的紧张氛围，还有“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的诗句，用以展现边塞的苍凉景色，这些诗句展现了他高超的诗歌艺术和表现力；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他还写出了“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苍茫；在《秋来》的悲秋之作中又写出了“秋坟鬼唱鲍家诗”的幽冷。他用诗通过秋坟、恨血等意象构成一幅凄凉的画面，抒发作者悲秋之情和感叹命运不济、报国无门的情感。这也是他一生中最有代表性意义的鬼诗，形成了独特的李贺风格。他的许多诗句成为历代称诵的经典。在李贺的眼中，诗即信仰，何须金钱衡量？他的作品不仅为唐代文学增添了光彩，也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李贺在二十七岁时英年早逝，留下了240余首诗，他的诗作想象丰富，常应用神话和传说来托古寓今，不向世俗低头。所以其创作的诗文被誉为“鬼仙之辞”，后人称他为一生清白的“诗鬼”。

宋代文学家苏轼坚守“君子不言利”的立场，一生中曾给七个人写过墓志铭。在古代，文人为人撰写碑铭、墓志、书序等常可获得丰厚润笔（稿酬），甚至成为重要收入来源。但他却多为报恩或奉诏而作，从不以写碑铭来谋取利益。

但苏轼坚守“君子不言利”的儒家传统，强调士人应重道义、轻财利，以德行为先，不以文字作为交易的工具。苏轼反对将文字神圣性让位于市场逻辑。在他看来，写一篇一篇墓志若因为了金钱，哪怕辞藻华丽，也会失去“诚”的根基，即是失却了真诚与独立。苏轼这一理念受到世人称颂。据《容斋随笔》记载：“轼于天下，未尝铭墓。”苏轼从不为他人撰写墓志铭以谋利，几乎完全规避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卖文”现象。即便是他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生活困顿，如苏轼在黄州时期生活困顿，在徐君猷的帮助下获得城东五十亩旧营地躬耕自食，他自号“东坡居士”，要饮酒就自酿。他在《新酿桂酒》这首诗中，展现了苏轼对酿酒的兴趣与才华，反映了他在困境中仍能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以及在逆境中依然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这种坚持，展示了他对文字尊严的极致守护。

由此可见，苏轼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换取财富或名声，而是他情感自然流露的结果。他在《答谢民师书》中提出“行云流水”之说，主张文章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发于胸中之所感。无论是《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的哲思，还是《江城子》里“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一往深情，都是源于内心不可抑制的情感涌动。

苏轼曾因诗文获罪，经历“乌台诗案”的他险些丧命。若为趋利避害，他可从此缄口不言。但他出狱后仍笔耕不辍，写下更多直面现实、讽刺时弊之作。这正印证了他“不能自已而作”的信念：真正的写作，是灵魂的需要，而非功利的计算。

   在古代“学而优则仕”与“文可换金”的双重诱惑下，他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既不愿攀附权贵，也不愿屈从市场。他的“不言利”品格，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绝对肯定，即是不靠写文章赚钱，因为他本身就是无价的。正如他在《前赤壁赋》中所言：“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可见他对廉洁自律，看作为对生命境界的深刻认知。

今天，当内容变现、网络流量至上成为常态，重提苏轼的“君子不言利”，并非倡导清贫，就是提醒我们：有些价值，不应被量化；有些表达，必须远离交易。 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文字，永远来自于真诚的燃烧，而非精明的算计。苏轼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受敬仰的文人之一，不仅因其才华横溢，更在于他始终如一地维护了知识分子中可贵的精神独立。

明代的宋濂（1310–1381），他也是出身书香世家，但在他出生时正逢元末乱世，家道中落，生活清贫。由于早产多病，体质虚弱。但宋濂自幼便展现出超凡的记忆力和强烈的求知欲。

由于家中无力购书，他只能靠借阅他人的书本通过抄写来学习，且从不失信于人，无论寒冬酷暑，他必按时归还，由此赢得乡人敬重，纷纷愿将藏书借给他阅读。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写道：“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为了按时还书，他曾在寒冬腊月彻夜抄写，天大寒，砚被冰，手指不可屈伸。这种对时间的敬畏、对信用的坚守，使他赢得了藏书者的信任。

成年后的宋濂，并未急于仕途，而是隐居讲学，传播儒学经典，在东阳一带被称为“四明先生”。在简陋书斋中，透过一扇小窗，他观察世界、记录思想、抒发情怀，写作不断。他的文章风格淳朴自然，注重“明道致用”，反对浮华辞藻，主张因事感触而为文。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奠定了他日后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

宋濂的写作，始终根植于他的道德信念。他曾在家门上题字：“宁愿忍受饥饿而死，不能贪利而活着。” 这种廉洁自律的品格，同样也体现在他的文风中。他的文质朴而不失深刻，真诚而不事雕琢。宋濂的才学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更远播海外。据有关记载：当时的日本、高丽、安南等国使者曾多次请求以重金购买其碑文或著作，其中尤以日本最为积极。特别是在洪武年间，一位日本使者奉命前来，愿以百两黄金求购宋濂所撰碑文，并获得朱元璋默许。当时一两黄金约合四两白银，按现代购买力估算，百两黄金价值逾二十万元人民币，堪称巨款。面对如此巨额报酬，宋濂不为所动，坚守士大夫的操守。他直言：“天朝侍从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国体也。”他坚决拒绝。在他看来，文字是道义的载体，而非牟利的工具。认为接受外邦馈赠有损国家尊严，亦违背儒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此事令朱元璋大为赞许，称其“讲正气、识大体”。

宋濂的一生，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最好诠释。他用勤奋弥补了资源的匮乏，用诚信赢得了社会的尊重，用内心的热爱抵御了物质的诱惑。他的“书窗随笔”，不仅是个人的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精神传承。宋濂一生著述等身，主编了《元史》，撰写《大明日历》，作《阅江楼记》等传世名篇，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

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送东阳马生序》，依然会被那份纯粹的求知热情所打动。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为借不到书读书而发愁，却可能因选择太多而迷失方向。宋濂的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学习，不在于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是否拥有一颗“弗之怠”的心。宋濂的精神，早已超越了时代，成为了真诚的奋斗者的共同财富。正如今日的网友所言：“初读是文章，再阅已是人生。” 那扇小小的书窗，映照出的不仅是一个寒门学子的身影，更是一束穿越六百年、依然明亮的精神之光。

清代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其年月大约在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画卷。曹雪芹写《红楼梦》也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以血泪浇筑成的一部对逝去繁华的追忆之作。

曹雪芹生于清代康熙末年，出身江宁织造世家，自幼过着贵族家属般的生活，也拾知贵族生活的精致与虚伪。然到了雍正年间，曹家被突然抄家后迁居北京西郊，“举家食粥酒常赊”成为了他家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从云端跌入泥泞的生活经历和坎坷，让他既看透了生活的繁华，也体味到了人间的冷暖。在这般困顿之中、曹雪芹在亲身经历中，对贵族之家的黑暗与罪恶有着深切的体验，成为了他创作《红楼梦》重要的生活基础。

在写《红楼梦》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拧着他的一把又一把的辛酸泪。《红楼梦》不仅记录了一个家族的兴衰，更是映射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精神溃败。书中对贾府奢靡的描写、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对功名利禄的嘲讽，无不透露出他对时代的清醒批判。他在写作中没有功名利禄的诉求，只有对生命、爱情、命运的凝视与叹息。他用市井白话写贵族兴衰，以真挚的情感打破类型化的叙事，塑造出林黛玉、贾宝玉等不朽人物。小说中所写的黛玉焚稿、宝玉出家，并非迎合读者口味，而是完成了一场富贵人家在精神上的告别。

曹雪芹晚年时，乾隆勒令把汉裔旗人都赶“出旗”，清朝政府很快将他从八旗制度中除名，迫使他自谋生路。“出旗”之令意味着曹雪芹失去了“住房、俸银和口粮”，不仅无稿费，更可能因文字狱而掉脑袋。”在此种情况下，沦为赤贫的曹雪芹最后身无分文，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中。但他以无畏的精神一步步坚定地走过来。

为写好这部作品，他在人生最后十余年里，对书稿进行系统性创作、修改与艺术升华。经过反复修订和五次增删，从早期作品取名《风月宝鉴》改为《红楼梦》。为了写作，他还经常典当自己的衣物用来换取纸墨，所以在增删五次的手稿中浸透着妻儿的泪痕。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十年间，也是他对作品进行主题深化、人物丰满、结构复杂化的布局过程，从而写就了这部旷世奇书，成就了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晚年的曹雪芹因爱子夭亡，悲痛过度，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除夕病逝。留下了他写的千古奇书《红楼梦》，他用文字点亮了我国四大名著中的一束永不熄灭的文学之光。

清代杰出文学家，优秀短篇小说家蒲松龄，从小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父亲蒲盘早年在经商失败后回到家乡务农。

蒲松龄在十九岁那年在乡试中了秀才，被附近人们誉为年轻的才子。但在后来的科举中却屡试不第。当科举之路幻灭时，他决心将自己内心的忧愤、不平或积郁通过书写的方式发泄出来，化为墨水池中的墨汁，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融入到作品中。但要做成一件事情谈何容易？由于子女多，成家后的蒲松龄日渐感到家庭负担沉重。为维持生计，为了全家能吃饭，他便成了当地的一位清贫私塾教师。随着脑海里的写作灵感的出现，他发誓要用二十年寒暑熬煮出一部惊世奇书。

他在《日中饭》中写到当时全家生活的情况：没有干粮吃，煮了锅麦粥，几个儿子抢起来，大儿子先把勺子抢到手里，到锅底捞稠的；二儿子拿着碗叫着吵着跟哥哥抢；三儿子刚会走路，翻盆倒碗像饿鹰；小女儿站在一边可怜巴巴看着父亲。即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蒲松龄仍然坚持他要创作的《聊斋志异》。每天晚上，他总是喜欢整理白天收集到的奇闻异事，但尽管努力，积累的素材依然不足。

一天，他忽然灵机一动地想了个极好的办法。于是他在家乡的大路旁一棵大树下面设了一个茶摊并备着烟，用请客的方式欢迎过往行人坐下来来喝茶，只要能讲述他们听到的各种奇闻异事的故事，一律免费换取茶食。于是，在淄川的柳泉畔，每日晨光熹微时，人们总会看到一位布衣书生携一粗瓷大坛坐于道旁。坛中的茶壶飘荡的缕缕云气，过路行人皆被他的殷勤邀坐而感动。这种场景正是蒲松龄以茶烟换取故事的独特历史风景。他的痴迷，自然影响很大，以致四方人士都来看稀奇，有的还以邮寄方式给他投来奇闻故事，他的书桌上每天堆积着各种民间故事。

这种采集民间故事的方式虽然有效，但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进行对文章的修饰。不仅要在故事中构思出复杂的情节，还要在一些作品中隐晦地批判封建礼教和社会存在的不公，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冒有风险的。由于《聊斋志异》是一部志怪传奇类小说，蒲松龄虽通过摆摊奉茶能够搜集到一些资料，但写作之路可谓是荆棘丛生，他最终又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创作出了内有500个故事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中的奇文，除了荼摊上了解和获取从民间中来自的素材等，还有的是由他亲自采自田夫野老的巷议、枯灯下的匠心独运。如《席方平》中写冥府贿狱，《促织》中讽帝王嬉戏，字字皆是刺向浊世的锋芒。直至他白发萧然时，仍抱病坚持增删《聊斋志异》。使得这部作品集中的文章几乎篇篇精彩，深受读者欢迎。

据说《聊斋志异》在采写过程中还受到了朝廷显贵、清代文学家如王士祯的喜爱。传王士祯见蒲松龄贫困，欲以五百金用于求购此书稿，但蒲松龄婉拒巨资，宁愿过着苦日子继续写他的故事，书中的不少篇章都蕴着他用血泪凝成的“孤愤”。

蒲松龄是在七十六载人生时落幕的，临终前他握住儿孙手嘱托：“余生平恶笔，一切遗稿不许阅诸他人。”然那部未曾换取斗金的《聊斋志异》，早已化作穿越时空的星火，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当我们捧读《聊斋志异》，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民俗风情以及古代人民的思想观念，感受到蒲松龄在创作此书的独特风格和高超的文学艺术水平。

以上略拾的古代文人不为金钱写作的经典故事，在历史进程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勇者”，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展现出了坚定信念。他们用坚持写作，超越苦难、记录历史等方式，实现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和表达，而非经济利益驱动，成为 “不为金钱而写作”弘扬人文精神的标杆和勇者。

“不为金钱写作”终将是构成了文学人精神品牌的力源，它不仅是文学创作纯粹性的守护，更是一盏对抗浮躁社会的文化灯塔。让我们为古代这些文学家们“不为金钱写作”的精神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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