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靓才 | 桂东新生政权剿匪肃特斗争述略

李靓才

桂东新生政权剿匪肃特斗争述略

李靓才

　　1949年6月，经过23年艰苦斗争，桂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军事进逼与和平谈判相结合的方式获得解放，成为湖南及五岭地区首个解放县。解放后，中.共桂东县委与县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成立，开始全面接管政权。然而，新生的红色政权根基未稳，境内残余国.民.党特务、地方土匪等敌对势力依然猖獗，他们破坏生产、危害群众，严重威胁着新政权安全与社会稳定。1949年10月15日，龟缩于酃县下村的欧尧（国.民.党湖南省政府7月4日任命的桂东县长）纠集100余人名反.动武装趁黑夜偷袭桂东县城，被击溃。为巩固革命胜利果实，安定社会秩序，一场艰巨复杂的剿匪肃特斗争，在桂东全境迅速展开。

　　一、敌特猖獗，多股反.动势力暗流涌动

　　桂东解放初期，社会表面趋于平稳，但多股敌对势力的暗流仍在涌动。新生的人民政权并非高枕无忧，而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严峻复杂的敌我斗争。一份落款日期为1952年6月2日的档案——《侦破反.革.命案件类型统计表》，以精准的数据揭示了当时敌特活动的猖獗程度。

　　这份统计表显示，截至当时，桂东新生政权侦破的反.革.命案件已形成相当规模，逮捕的各类反.革命分子数量巨大，表明敌对活动绝非零星个案。这些案件主要围绕两大系统展开：一是以郭垂诚为首的特务系统，是当时对新生政权威胁最大的一股势力；二是以顾尧为首的特务系统，同样不容小觑。此外，尚有其他不明系统的案件和零星搜捕分子，说明敌特网络错综复杂，渗透广泛。

　　从被捕人员的构成来看，这些反.动势力具备严密的组织性和鲜明的政治图谋特征。其领导和中坚力量主要由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与核心特务构成，其中不乏隶属于“中统”和“军统”两大专业特务机构的人员。这表明，盘踞在桂东的反.动势力并非乌合之众，而是由旧政权的党、团、特骨干分子精心组织的，企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政治力量。郭垂诚与顾尧两大系统在人员吸纳上各有侧重，但都以破坏活动为目标。

　　综上所述，这份档案清晰地勾勒出解放初期桂东面临的险恶环境。反.动势力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组织化、系统化特征明显，形成了以郭、顾两大系统为主，多种派系并存的复杂局面。他们如同潜伏的毒蛇，时刻准备给予新生的人民政权以致命一击，这也决定了剿匪肃特斗争必然成为桂东新生政权巩固自身、安定社会的首要任务。

　　二、巩固政权，迅速建立剿匪肃特革命武装

　　面对解放初期敌特势力对新生政权的严重威胁，以及他们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肆意破坏，桂东县党组织和新生政权深刻认识到，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要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就必须针锋相对，强力反击，迅速建立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强大武装力量。一场以剿匪肃特为核心任务的武装建设，在桂东解放后迅即展开。

　　这一武装建设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应急到体系化，再到正规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应急初创。1949年6月桂东一解放，县委便立即组建了“桂东县大队”，并在各区设立队部，这是桂东人民政权的第一支正式武装。这支队伍是在解放斗争的炮火中仓促建立的，首要任务是应对最紧迫的军事威胁。在领导班子中，县委书记郭名善亲任政委，体现了“党指挥qiang”的根本原则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确立。同时，队伍配备了多位大队长（郭鸣凤、叶冠雄、郭垂炎）、副大队长（李善义、李志根、王涛、张春林）与副政委（杨宝璋、于德礼），显示出当时战斗任务繁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核心团队来稳定局面。

　　第二阶段是体系深化。随着斗争形势的演变，零散的“大队”模式已不足以应对渗透到社会毛细血管的敌特网络。1950年3月，县大队升格为“县人民武装支队部”，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其组织架构向下延伸，实现了“区设大队，乡设中队，村设分队或班”的四级武装体系。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扩编，更是一次战略性的组织深化，它将武装力量的触角延伸到了最基层，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县的天罗地网，为肃清潜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在这一阶段，郭名善兼任支队长，继续牢牢掌握军事指挥权，核心副手（李志根、王涛、张春林、于德元）也保持了稳定。

　　第三阶段是正规建设。到了1951年7月，随着剿匪肃特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武装力量建设也迈向了正规化和制度化。桂东县人民武装部正式成立，内设军事股、政工股等职能部门，标志着地方武装工作从临时的战斗任务转向了常态化的制度管理。郭名善、仇耕田等县委主要领导依然兼任军政主官，而张清江、张春林、副部长、侯贵廷（兼）、于德礼、李毓儒、张玉鑫等一批干部则充实到领导岗位，实现了领导班子的新老结合与专业化发展。

　　纵观这三支武装机构的演变和人事安排，其核心逻辑十分清晰：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县委核心领导兼任军事主官的方式确保武装力量的政治方向；并通过组织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深化，将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最基层，为彻底粉碎敌特图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了最坚实可靠的有力后盾。

　　三、盘踞山区，两股FD势力相互勾结、互为表里

　　（一）盘踞山区、兴风作浪

　　桂东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残余的国.民.党部队、地方土匪及反.动地.主武装等敌特势力如同惊弓之鸟，纷纷逃离城镇，选择战略性盘踞于桂东境内的东、西边山。这并非偶然的溃逃，而是基于对桂东独特地理和社会环境的深思熟虑，意图将山区变为他们负隅顽抗的“理想巢穴”。

　　这些敌特势力之所以选择盘踞山林，首先是看中了山区“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优势。桂东地处罗霄山脉，呈典型的“两山夹一谷”马蹄形盆地地貌。东、西边山山势险峻，林木茂密，沟壑纵横，为敌特分子提供了绝佳的天然屏障和隐蔽所。在这种复杂地形中，解放军的大部队和重型装备行动受限，而小股敌特则能发挥其熟悉环境的优势，化整为零，采用游击战术与我方长期周旋，极大地增加了剿匪的难度。

　　其次，也是最核心的考量，在于山区地处省际边界，为敌特“便于流窜”提供了绝佳的地理条件。东边山雄踞于湖南与江西边界，西边山则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带。这种独特的区位使得敌特势力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他们利用当时省际之间情报沟通不畅、军事行动协调困难的漏洞，大搞“甲省来追，乙省藏匿”的把戏。一旦湖南方面的清剿压力增大，他们便可迅速越界逃入邻省，待风声过后又潜回，这种跨区域的流窜使其如同狡猾的狐狸，屡屡得以逃脱围剿。

　　最后，山区的“偏远闭塞”和“社会基础”为敌特的长期潜伏创造了条件。山区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使得新生政权难以进行有效的侦察、宣传和后勤补给。同时，山中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也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政权根基尚不稳固的偏远地区，强大的宗族势力和复杂的历史人脉，使得部分敌特分子能够利用亲族关系或威逼利诱的手段，从少数群众处获得掩护、粮食乃至情报，增加了剿匪工作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桂东的东、西边山以其“险”（地形险峻）、“界”（省际边界）、“偏”（位置偏远）三大特点，为解放初期的敌特势力提供了一个集防御、逃逸、隐蔽和生存于一体的顽抗基地，也预示着桂东的剿匪肃特斗争必将是一场艰巨而复杂的长期战役。

　　（二）相互勾结、互为表里

　　解放初期，桂东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威胁远非单一的军事对抗，而是由两股性质不同但关系紧密的反.动势力交织形成的复杂局面。这两股势力，一方是公开盘踞山林的“匪特”武装，另一方是隐蔽潜伏于社会内部的“潜伏特务”。二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勾结、互为表里，形成了一个集武装破坏与政治阴谋于一体的危险网络。

　　“匪特”，顾名思义，是集土匪的武装bao力与特务的政治阴谋于一身的武装组织。他们以公开的军事或准军事形态出现，拥有明确的武装番号，如郭垂诚等人领导的“反.共救国军”，其活动方式主要是占山为王、公开与解放军及民兵交火、制造社会恐慌。而“潜伏特务”则完全不同，如郭梗森等人领导的特务组织，他们是秘密的、未暴露身份的情报人员，通常有合法的社会身份作掩护，其活动方式是隐蔽的，如发展地下组织、刺探情报、散布谣言、策划暴动等。

　　尽管活动形式一明一暗、截然不同，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匪特是伸出的“拳头”，那么潜伏特务就是指挥拳头的“大脑”和扎根在社会深处的“根”。潜伏特务负责与国.民.党上级联系，接受任务，传递指令；他们利用隐蔽身份在地方上秘密发展人员，筹集资金与物资，为山上的匪特武装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和后勤支持。

　　反过来，匪特则是潜伏特务实现其政治图谋的bao力工具和外在表现。潜伏特务策划的颠覆阴谋，需要通过匪特的武装行动来实施。匪特通过直接的军事袭扰、破坏生产、威胁新生政权干部等bao力手段，来制造混乱，动摇人心，从而达成其背后特务组织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的政治目的。

　　综上所述，桂东的匪特与潜伏特务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根”与“拳头”的共生关系。剿匪斗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清剿，更是一场深入社会肌体的反特斗争。只有斩断潜伏特务这条输送养分的“根”，才能让匪特这只为非作歹的“拳头”最终失去力量，从而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真正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四、军民齐心，剿匪肃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面对解放初期桂东匪特公开作乱、特务秘密潜伏的严峻形势，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与周密部署下，一场军民结合、上下齐心的人民战争在桂东全境展开。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与广大民兵、群众紧密配合，形成天罗地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剿匪肃特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彻底摧毁了盘踞的反.动势力，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52年6月记录的一份卷册号为“郴地3”的档案附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场斗争的两个典型案例：

　　（一）全面围剿“公开匪特”

　　1950年正月二日，桂东境内已有以郭顺和（匪特）、谷宝古（匪特）为首的数股散匪，约30人，以经常性劫抢为生。郭垂诚即布置其胞兄郭垂佑（伪职员，“十三太保”之一）上山，与郭顺和、古保谷等散匪取得联系。郭匪布置妥当后，即与郭伟于1950年3月潜伏香港。

　　1950年三、四月间，匪众发展至20余人，曾在四都及八面山一带，公开以“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名义张贴反.动标语，并于八面山sha害我县大队陈霞仁同志，随后缴去我县郭名能、郭名刚同志手qiang两支。其活动方式多为分散化，荫蔽在县境东、西两面高山，即桂东与汝城、资兴、江西交界的边缘地带，以仙坛香菇棚、山沟及山区落后群众住屋为荫蔽处，依靠抢jie行商居民及地下潜伏组织供给钱财维持生活。

　　1950年7月，郭垂诚由香港马鞍山接受蒋匪保密局的任务，充当“湘粤赣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独立纵队司令，携带委任派令等文件潜回，当即与郭垂佑取得了联系。此前，部分匪徒已于二、三月间陆续下山，并于七月为我县所消灭4人，匪内部仅余11人。但郭垂诚回桂东后，重新拉拢一批地霸分子，至1950年底又发展到20余人，土匪番号亦为“湘粤赣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

　　其组织系统如下：

　　湘粤赣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总司令：郭家凤（桂东伪国大代表，民社党湘赣省委委员，当时可能在香港，是否潜回内地尚无线索）

　　副司令：许克强（身份不详）

　　独立纵队司令：郭垂诚

　　司令部政工处长：郭梗森（地.主，伪职员）

　　司令部下设第一支队，支队长：郭垂佑（已捕处决）

　　支队下设四个大队，大队长：

　　钟亚川（1950年3月上山，已处决）

　　郭梦良（沙田人，当过伪保长、伪军官、地霸分子，1950年12月反霸时上山，已击毙）

　　方忠林（地霸，伪自卫团中队长，“十三太保”之一，1950年12月反霸时上山，已捕处决）

　　何滨龙（地霸，伪军官、警察，1950年12月反霸时上山，已捕获处决）

　　至1951年5月上旬，郴县军分区赵副司令及公安局田处长亲临桂东布置剿匪工作，形成空前规模的群众性剿匪运动。三区至五区的民兵、妇女、儿童均被发动起来，自动站岗、放哨、搜山，起到了重要作用。参加剿匪的单位有军分区独七团一营，资兴、酃县、汝城、桂东等县的县大队，以及桂东公安队、各区中队等兄弟部队，并在沙田成立了统一指挥机构。

　　在全体军民的一致努力下，从5月上旬到6月底，土匪基本被肃清。共击毙6人，活捉11人，除黄鼠狼（一作“黄鼠猫”）一人诈逃及郭孟下落不明外，其余17人全部歼灭。缴获匪qiang十支、各类子弹400余发及大批委任派令等重要文件。在剿匪运动中，我方牺牲战士一人、民兵三人，负伤一人，无其他损失。

　　（二）彻底肃清“潜伏特务”

　　在匪特公开叛乱的同时，潜伏特务亦随之发展。郭梗森在汝城与何康明取得联系，携带委任令来桂东与郭垂佑股匪联系后，其本人以经商为掩护，潜伏于县境各地发展地下军特务组织。当时全县5个区均已出现何康明系统的潜伏组织，企图发动“四·一五”（4月15日）大暴动。此案幸于4月初旬即被破获，黄先仁、黄汉杰等匪首均已法办（已处决）。

　　在第一阶段镇反中，该特务系统已受到沉重打击。共破获各类潜伏组织案件16起，其中郭垂诚系统11起，顾尧系统4起，其他案件1起。总计逮捕案犯381人，其中郭垂诚系统251人，顾尧系统73人，其他案犯57人。被捕人员中包含大量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及军、中统特务。具体来看，郭垂诚系统有国.民.党员骨干41人、三青团骨干8人、中统6人、军统3人；顾尧系统则有国.民.党员骨干10人、军统7人、中统6人。根据现有线索判断，郭垂诚所布置的潜伏组织在第三区、第五区尚有部分未受打击。

　　注：上述匪首及郭垂诚、顾尧两个敌特系统，均因破案不完整，全盘组织脉络有些尚未追查清晰。故除部分人有明确职务外，其余人员职务大都不详，无法说明。

　　综上所述，解放初期，桂东的剿匪肃特斗争是新生政权面临的严峻考验和生死较量。面对组织严密、内外勾结的顽固敌特，桂东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建立武装，并广泛发动群众形成天罗地网。这场斗争的全面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颠覆图谋，扫清了社会毒瘤，巩固了红色政权，为桂东此后长期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桂东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国党史出版社，2011年4月

　　2.《桂东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3.《潜伏活动》《侦破反.革.命案件类型统计表》《国.民.党组织情形及现况调查》《桂东县镇反情况统计表》，1952年6月。馆藏地：湖南郴州地方文献馆。

　　（本文原载2025年《人文桂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