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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李靓才 于 2025-11-4 21:47 编辑
谷子元与香花岭锡矿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斗争 李靓才
2025年8月21日,在郴州市地方文献馆的浩瀚典藏中,一份尘封的历史画卷悄然展开。我偶然发现革命前辈谷子元于1969年4月6日撰写的回忆录复印件。这份稿件已经泛黄,却清晰标注着“原件珍藏于香花岭锡矿《矿志》办公室”,字里行间沉淀着岁月的重量与历史的沧桑。
尤为珍贵的是,回忆录后附有一份《访问邱文(公法)老人谈话记录》。这份记录源自革命先辈邱文于1986年1月16日的深情口述,由周兰英在场随访,杜传良悉心笔录,共同还原了一段峥嵘岁月。
基于此二份珍贵史料,本文将深入挖掘谷子元、邱文等革命前辈创建临武香花岭锡矿早期党组织的艰辛历程,以及他们在风雨飘摇中不屈不挠的抗争事迹。这既是对先辈英勇事迹的致敬与传承,也旨在为那段光辉历史提供一个更为生动和详实的注脚。
一、星火潜行:白色恐bu下的革命序章
香花岭锡矿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矿区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篇章。
香花岭锡矿位于湖南临武县,是大革命时期湘南工人运动的摇篮之一。当时,湘南地区革命氛围浓厚,1925年春,中共党员袁痴受党派遣,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回到家乡临武,创建了临武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临武特支,并迅速成立了香花岭工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会发展会员数千人,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革命的火焰一度在矿区熊熊燃烧。
然而,这股燎原之势随着1927年“马日事变”的爆发而戛然而止。湘南大地瞬间被白色恐bu的阴霾笼罩,国.民.党反.动.派将屠刀无情地挥向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袁痴亲手建立的临武县工会、农会遭到毁灭性破坏,他本人与大批革命者惨遭sha害。香花岭的党组织工作因此遭受空前重创,幸存的革命力量被迫转入极端秘密的状态,如同在黑暗中艰难摸索前行的孤勇者,开启了一段更为艰险的“星火潜行”序章。
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位幸存的共.产.党员都成了一名隐秘的战士。他们以化名示人,以职业为盾,潜伏于市井乡野,默默积蓄着革命的力量。1931年春,重建后的湘南特委根据两广省委的指示,毅然决定在工人阶级最集中的香花岭锡矿区重新点燃革命火种。特委委员谷子元与黄平同志受命,他们以“找工为生”作掩护,秘密进入该地区。为了隐蔽,谷子元化名“郭贤如”,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他们的使命。
他们的第一步,是巧妙地联系上了一位大革命时期因躲避追捕而流亡至镇南铺的耒阳籍中医吴老板。这位吴老板同情革命,通过他,谷子元和黄平不仅初步掌握了矿区内复杂的势力分布和工人状况,更幸运的是,结识了为组织发展打开局面的关键人物——理发工人黄金太。黄金太家境赤贫如洗,其妻甚至“无遮羞裤子”,黄金太对那个压迫人的旧社会怀有刻骨的仇恨。他那“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怕”的阶级觉悟,使他成为组织在当地发展的首批党员,为党组织扎根矿区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香花岭的革命之路本就崎岖难行,然而,彼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如同毒瘤般蔓延至湘南特委,使其前行更添悲壮色彩。上级罔顾白区工作的隐蔽原则,强令下级组织采取激进冒险的斗争方式——公开散发传单、组织年关暴动,甚至将苏区惯用的“砍电线杆”“飞行集会”等做法生硬照搬。
这种严重违背在暗处积蓄力量的策略,无疑为初具规模的香花岭党组织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狂风暴雨般的洗礼预示着,香花岭的革命征途注定是一条充满曲折、牺牲与考验的悲壮之路。
二、磐石筑基:工农结合的组织构建与斗争策略
香花岭之所以能成为革命的重要阵地,得益于其独特的社会土壤和党组织因地制宜的斗争策略。这里融合了三大要素:深厚的工人阶级基础、矿区与农村结合的地理优势,以及灵活机动的隐蔽策略。
首先,这里有坚实的群众基础。香花岭锡矿作为湖南大型官商合办矿山,在1926年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工会,并开展过组织工人纠察队、举行示威游行等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虽遭镇压,但工人们对国.民.党的屠sha行径记忆犹新,阶级仇恨深植心中。到1931年,矿上剩下的四五百名工人中,60%为耒阳籍,40%为常宁籍,他们大多是大革命时期工运骨干的亲属或当时的参与者,具有天然的革命倾向。矿区地处临武北部千米高山,土法开采不仅劳动强度巨大,工资也极端微薄,工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尖锐的经济压迫使得阶级矛盾一触即发,为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其次,党组织创造性地采取了“矿山—农村”双线并进的组织建设方针。在矿山,谷子元巧妙利用工人群体中的人际关系,伪装成大革命时期著名工运领袖郭老四(郭先锋)的侄儿,以“找工”为名顺利取得工人们的信任。以此为纽带,他成功地发展了郭老四本人以及孙炳文等一批在工人中极具威望的耒阳籍工运骨干。以此为核心,党组织逐步建立起更为严密的地下组织网络,先后在矿区设立了四个核心支部:
矿山及兰花街支部,由郭老四、孙炳文负责;
深坑支部,由谢戊生(一作”谢茂生”,人称““矮子”)、黄益太负责;
沙湖里支部,由曹启树负责;
茅票圩支部,由王荣贵负责。
据谷子元1969年4月6日回忆,各支部核心党员除上述负责人外,还有几个姓段的(具体名字待考)。
在发展组织的过程中,各支部尤其注重在人数众多的常宁籍工人中发展力量,以扩大党的基础。除这四个核心支部外,党组织还在羊婆窿、深坑里、癞子山、沙涡里等地建立了多个党的小组,形成了一个点面结合、深入到矿井巷道的组织体系,为后续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在农村,黄平则深入周边村落,巧妙利用宗族社会结构形成的天然屏障,发展本地人邱文(又名邱公法)、邱廷栋等,在江口邱家建立了农村党支部;而黄金太、黄三(石头古)等人则在排洞村建立据点。这种布局形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矿区支部+农村据点”式回旋网络。一旦矿区形势危急,党员便可迅速撤往农村据点隐蔽,为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纵深,确保了党组织的安全与稳定。
再次,严密的组织纪律与灵活的隐蔽手段是生存发展的关键。矿区人员流动大、仅需担保即可务工的特点,为外部人员渗透提供了绝佳机会。1932年秋,为建立更安全的联络站,谷子元与邱文在牛脚坑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以售卖烟酒、香纸、蜡烛、鞭炮作掩护,店铺由邱文的弟媳负责伙食。工人们前来购物,便可顺路传递情报、接受指示。尽管警察岗哨近在咫尺,却从未察觉到这个普通小店竟是共.产.党的核心联络点,如同隐藏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神秘堡垒。在组织内部,所有成员严格执行单线联系,严禁横向交流,新成员发展须由核心骨干物色,报上级批准,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组织的安全,使党组织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在党组织的秘密引导下,工人的斗争意识迅速觉醒。1932年5月,矿工雷树樟被警察无故qiang.sha,激起了工人群愤。党组织抓住时机,暗中发动和组织工友们自发集会抗议,其声势之大迫使矿方不得不支付抚恤金、惩办xiong手。这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第一次经济斗争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斗争信心。至此,全矿已建立4个党支部和多个党小组,累计发展党团员七八十人,一个坚实的基层组织网络已然形成,如同一张严密的大网,将革命的力量紧紧凝聚在一起。
三、暴风骤雨:从斗争高潮到血色镇压
随着组织力量的壮大,斗争也日趋激烈。1932年3月,党在矿区召开各支部书记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临武香花岭锡矿工作委员会和少共特支,实现了由分散支部向统一领导机构的跃升。工委进行了明确分工:谷子元任书记,全面负责;黄平任组织委员兼团特支书记,主抓农村动员与青年工作;宣传委员由黄益太、邱文等人担任,负责文件的秘密印刷与发动群众,为革命斗争的有序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工委成立后,受“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公开行动。他们秘密印发了大量《告劳苦工农群众书》等宣传材料,高举“罢工建苏维埃”的口号,有力地震慑了矿霸和FD势力。然而,这些不合时宜的举动,也像黑夜中的火把,将尚不稳固的组织过早地、完全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为灾难的降临埋下了伏笔,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层层波澜。
1932年12月,风声骤紧。设在耒阳的上级县委机关遭到破坏,一名叛徒的出卖导致香花岭锡矿工委的联络地址不幸泄露,反.动当局得以顺藤摸瓜,一张抓捕大网悄然撒开,如同乌云般笼罩在党组织上空。危急时刻,一位同情革命的妓女向组织传递了紧急情报:警察正在调集人手,准备大规模捉拿“土匪”(共.产.党人)。党组织迅速部署撤离,并采用“门口露脸”等暗号传递信号。在生死关头,部分同志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毅然选择留下,展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邱文坚定地表示:“我是单身汉,砍脑壳不过碗大疤!”他果断地承担了掩护任务,直面巨大的风险,如同屹立不倒的钢铁战士。
12月24日,敌人展开了秘密大逮捕。肖同顺、孙炳文等五名党员不幸落网。在被捕途中,孙炳文展现了惊人的机智与勇敢。他假意配合敌人去抓捕“同伙”谷子元,在故意经过谷子元藏身的杂货店门口时,高声与敌人说话,以此发出了最后的警报,为组织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被捕后,这五位同志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选择了钢铁般的坚贞,宁死不屈,没有泄露任何组织秘密,最终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他们的鲜血染红了香花岭的土地,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英雄赞歌。
邱文也落入敌手,遭受了灭绝人性的折磨。据他后来回忆,“屁股打烂了,打得肛门出屎”,但他始终咬紧牙关,坚不吐实,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践行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铮铮誓言。他的英勇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幸存的同志。后来,他的姐姐邱神秀,一位在民间活动的斋婆,不惜典当家中仅有的两亩田产筹集款项,并动用当地开明士绅关系网,比如联系排洞村王雨发的三子和毛栗圩的邱荣灿等地方士绅,最终才将奄奄一息的邱文成功保释出来。这“亲手救党”的感人一幕,背后是底层人民对革命最质朴也最深沉的支持与牺牲,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与伟大。
这场残酷的镇压,使党在香花岭辛苦建立起来的组织几乎被摧毁,四个支部和七八十名党团员损失殆尽。印证了毛泽东“白区损失几乎100%”的惨痛教训。1933年初,幸存的同志被迫分散转移,工委宣告解散。这一悲剧,正是对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白区工作,在正确路线下,是能够发展的,而且是大有可为的;在错误路线下,就要遭受极大的损失”这一论断的惨痛印证,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正确路线的重要性。
四、精神不朽:历史回响与革命传承
香花岭锡矿党组织虽仅存续一年,却以鲜血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革命先辈们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邱文在谷子元、黄平等同志的革命教育下,深信“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如有同志被捕了,不要向敌人屈服,暴露组织。暴露了组织就是叛徒,死了不如鸡毛狗毛……”他在酷刑面前的钢铁意志,与姐姐邱神秀典田相救的姐弟深情,共同展现了革命者个人信仰与家庭情感交织的伟大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力量。
而以肖同顺、孙炳文为代表的五位烈士,面对酷刑和死亡,毫不屈服,用生命捍卫了组织的秘密和同志的安全。他们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用生命捍卫信仰的崇高气节。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领导这场斗争的谷子元同志(1908-2002),是湖南耒阳人,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红军和优秀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转入地下工作,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在香花岭的斗争失败后,他并未消沉,而是临危受命担任郴县党务特派员,开辟了新的革命区。1935年革命转入低潮,他组建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并任书记兼政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湘南特委代理书记、八路军南下支队工作团小组长、湘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等职,为湘南地区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谷子元同志先后担任衡阳地委委员、湖南省监察厅厅长、省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务,1977年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直至1985年离休,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今日回望,香花岭的星火虽曾一度熄灭,但其历史价值却永放光芒。它是湘南革命低潮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以“农村—矿区”的联动模式,印证了工农联盟的真理;它是黄金太、邱文、肖同顺等无数无名英雄的集体丰碑,诠释了阶级觉醒的磅礴伟力;它更是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灯塔,“左”倾冒进的惨痛教训与“严守单线纪律”的宝贵经验,共同构筑起白区斗争的辩证法。
“砍头不过碗大疤”的铮铮誓言,早已化作共.产.党人血脉中奔涌不息的红色基因——那是为苍生谋出路的初心如磐,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仰之光。这种精神,如同深埋于湘南大地的矿脉,历经百年风霜依然涌动着炽热的岩浆,持续滋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精神家园,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附:
我的回忆
1931年秋,湘南特委派我和黄平去临武锡矿山建立工作。我们分到了镇南铺,找到一家药铺的老板(中医)交朋友,姓吴,耒阳人,也是因参加大革命外逃在此立脚的。从他口中了解黄金太(理发工人),家庭很穷,对旧社会有憎恨。同他交上朋友后,介绍他入了党,同时又将他同村的黄三(石头古)发展为党员。历来又发展邱公法(邱文)和他的房弟邱武及江口村前挂拨山邱庭栋为党员。邱庭栋在江口村又发展一个学生邱××……这是农村中的党组织。
不久,吴老板向我们介绍了矿山的情况……吴老板介绍我们认识了矿工人黄益太。从此,晓得矿山工人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历史,晓得有一个郭老四参加过大革命,在工人中有威信,他家朋友来往多。为了便于工作,我改姓郭,设法接近郭老四,伪称我是郭老四的侄儿,来矿山找工做的。经过一段时间,建立了党支部。党员有黄益太、郭老四、孙文炳、谢茂生矮子,还有姓段的几个人……大概在1932年春,才成立中共临武香花岭锡矿工作委员会,我是书记,组织委员黄平,宣传委员黄益太(后又增加了邱文)……1932年秋,我和邱文在矿区半山腰牛脚坑开设一间小杂货店,卖点烟酒、香纸、蜡烛、鞭炮等,邱文的弟媳在煮饭……
不料阳历十二月份中旬,工人告诉我们,现在听说明有点风,说矿山有匪……过了几天,曹启树等来了,说孙文炳、肖同顺老板给抓走了。曹启树等人叫我和邱文走。邱文说不走,要我走。我就到黄金太、黄三(石头古)家住着。过了两天,邱文来到黄金太家,向我谈了敌情,说敌人要邱文找我……我们叫邱文不要回。邱文说:自己是本地人,又是一个单身汉,如果捉去毙,死也不会招供,sha了脑壳不过饭碗大的疤。邱文回去后,敌人将他捉了。邱武的老婆被赶去店子,来到乡里。我们和黄金太商议,由黄金太和他的姐姐(当地斋婆中有名)动员当地开明士绅将邱保出来。邱文受了刑,打烂了屁股,后来用药医好了……
谷子元
1969年4月6日
参考资料
1.谷子元:《我的回忆》(标题为编撰者所拟),该回忆录于1969年4月6日写成,现藏于香花岭锡矿《矿志》办公室;
2.《访问邱文(公法)老人谈话记录》,杜传良访谈笔录,1986年1月16日;
3.《谷子元纪念文集》,《谷子元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
注:本文原载于2025年《临武文史》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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