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

胡兴来

       那是1976年的夏季，热风裹着田埂上的土腥气，卷着滚滚麦浪漫过晒得发白的土路。沉甸甸的麦穗垂着头，被风推得东倒西歪，像金色的潮水拍打着堤岸，连空气里都飘着麦秆被烈日炙烤后的焦香。队里抢收麦子的活儿压得人喘不过气，天不亮就得扛着扁担下地，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脚很快被太阳蒸干，留下一圈圈白花花的盐渍。一担麦把上了肩，压得脊梁骨咯吱作响，像是随时要断开，汗水顺着下巴滴进龟裂的泥土，洇出个小水点，转眼就被热风舔舐干净，连点痕迹都没留下。

歇晌时，我坐在田埂上扯下头上的草帽扇风，忽见队长的儿子背着黄帆布包从田边走过。因为他爸是队长，大队把小学代课的活儿塞给了他。那黄帆布包在日头下晃得人眼晕，边角磨得发亮，里面装着的范本。范本里的内容，他能认识多少？没人敢问，也没人敢说。队里那些知道他底细的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只是秤砣被人情世故压着。我攥着手里的草帽，麦芒扎得掌心又痒又疼，心里像塞进了一团浸了水的乱麻，有羡慕，有不平，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酸得牙根发紧。

那天我挑了一整天的麦把，肩膀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肩皮都磨破了，沾着粗布衣衫一碰就钻心地疼。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每走一步都要攒足力气，仿佛脚下不是土路，是没膝的泥潭。收工往床板上一躺，浑身的骨头像被拆开重装过，连脱鞋的力气都没了。窗外的虫鸣刚起了个头，叽叽喳喳的，我眼皮就重得像坠了铅块，头一沾枕头，就栽进了黑沉沉的梦乡。

梦里，我竟站在了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木格窗棂漏进细碎的阳光，在水泥地上拼出晃眼的光斑，像撒了一把碎金子。黑板擦得锃亮，“知识就是力量”几个白粉笔字笔锋挺括，带着股不服输的劲儿。我站在讲台上，手里的课本微微泛黄，纸页间飘着淡淡的油墨香，混着窗外的槐花香。讲台下坐满了孩子，几十双眼睛亮晶晶的，像浸在清泉里的黑葡萄，睫毛忽闪忽闪的，一眨不眨地望着我。他们的眼神里有好奇，有期待，还有一种让人心头发颤的信任。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像堵着团热流，又暖又胀。那种庄重，那种被需要的自豪，是挑着担子在地里劳作时从未有过的，像一股清泉漫过干涸的心田。

醒来时，窗纸已经泛白，带着点青灰色的亮。我摸了摸眼角，竟有些湿润，冰凉的泪渍沾在指腹上。原来在我心里最深的地方，藏着这样一个念想——站在那方讲台前，把自己知道的那些字、那些道理，说给那些眼睛亮晶晶的孩子听。

梦后，日子照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里过着。我把那点不切实际的念想压在心底，跟着生产队的节奏弯腰、直身，任凭手掌磨出一层又一层厚茧，任凭额头刻下深浅不一的汗痕。只是在记自己工分时，偶尔会对着记工本上歪歪扭扭的字发呆，笔尖在纸页上顿了顿，浮想着课本里那些横平竖直的笔画，像一排排整齐的禾苗。

时过一年，也就是1977年的秋。那天，天格外高，像块洗过的蓝布，云格外淡，像棉花糖被风吹散了似的。玉米秆在田埂上晒成了金褐色，叶子卷成了细条，空气里飘着熟透的稻谷香，混着泥土的腥气，好闻得让人想多吸几口。下午，我正与社员们在地里掰玉米，玉米叶划过胳膊，留下一道道红痕，黏糊糊的玉米浆沾在手上，又痒又黏。忽然听见大队通信员老刘扯着嗓子喊我：“胡兴来，学校的孙校长找你！”

我手忙脚乱地拍掉身上的玉米须，心里在打鼓，像揣了只小兔子。孙校长是从泰州下放来的知青，高大帅气，白衬衫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眼睛里藏着读书人特有的清亮，说话总带着书卷气，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的，却让人不敢怠慢。我跟着老刘往学校走，土路被晒得发烫，鞋底黏着金黄的尘土，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虚飘飘的。

虎头学校的校门是两扇旧木板门，漆皮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像老人手上的裂纹。门轴吱呀作响，孙校长就站在门内的老槐树下，树影斑驳地落在他身上。见了我，他眼睛笑成了弯月：“胡兴来同志，大队革委会已经研究过了，让你来学校带课。”

我愣在原地，手里还攥着刚从玉米秆上扯下的枯叶，那叶子被我捏得变了形，黄绿色的汁液渗出来，沾在指缝里。带课？取代队长的儿子？我心里的鼓敲得更响了，张了张嘴，只说出个“这……”，后面的话像被喉咙吞了回去。

孙校长见我发傻，又补了一句，语气轻快：“明天就来报到吧，先从三年级语文教起。”

我在回家的路上，脚底下像踩着云，软绵绵的。秋风卷着槐树叶在我脚边打转，沙沙作响，我却像听不见任何声音，满脑子都是疑问：我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跟“文化”二字沾过边。我有何德何能？天上的“馅饼”怎么会砸到我的头上？这不会又是梦吧？

我正式上课后，一个星期五的傍晚，跟我搭班的冯老师，在办公室里与我喝茶闲谈。办公室里摆着几张旧木桌，桌面上的搪瓷缸子泡着粗茶，茶叶在水里浮浮沉沉，飘出股清苦的香。他喝了一口茶，然后慢悠悠地说：“兴来呀，你知道为啥找你不？”

我摇摇头，捧着热茶的手有些发烫，瓷缸子的温度透过掌心传到心里。

“前阵子，我与孙校长去乡里参加函授培训，你的高中语文老师，戴恩洋先生讲课时，说到写作文。他突然停下来，对满堂的老师说：‘当老师的一篇作文，写的还不如我学生胡兴来写的呢。’”冯老师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又说：“就这么一句话，孙校长记在心里了。”

戴老师！我猛地想起来了。他总穿着件灰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亮，批改作文时，总爱在好句子下面画波浪线，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比课堂上的任何声音都让人安心。我高二时写过一篇《秋收》，把割稻子时看见的火烧云、听见的虫鸣、鼻尖萦绕的稻香都写了进去。戴老师在文末批了满满一页评语，说我“文字里有泥土气，更有精气神”。原来，这话不是随口一说，竟像一粒种子，被风吹到了孙校长的心里，悄悄发了芽。

冯老师猛喝一口茶，茶缸子在桌上轻轻一磕，接着告诉我，孙校长从培训班上回来后，跑了三趟大队部。找分管教育的李主任，磨破了嘴皮子要你来当带课教师。李主任又跟大队书记金恩富汇报，金书记听了半天没作声，看样子有些为难。
    没过两天，大队革委会召开有关人员碰头会，专题研究换人的事。队长自然不乐意，拍着桌子发难，脸红脖子粗地问：“为什么要换我的儿子？为什么……？”
      孙校长是个有分寸的人，只字未提队长儿子的短处，铁了心地重复着一句话：“不能误人子弟”。
   其实除了队长之外，其余的参会人，都是和尚吃斋，肚里有素（数）。谁不清楚他儿子几斤几两？
      最后决定：我去学校带课，队长的儿子调到大队厂里工作，也算给了队长台阶下。

   就在这时，孙校长来到办公室，坐在我的对面，随手拿起我的备课本。那本子的纸页已经被我翻得有些卷边，上面密密麻麻的批注写满了空白处。他指着那些字说：“戴老师没说错，你这字里行间，有股认真劲儿。当老师，最怕的就是不认真。”

窗外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像在应和着什么。阳光透过叶缝落在备课本上，把那些蓝色钢笔字照得格外清晰，笔画间仿佛有光在流动。我突然想起那夜的梦，想起那些亮晶晶的眼睛。原来梦不是虚无缥缈的，它会藏在岁月里，等着一个契机，等着一句话，等着一阵风，把它吹进现实，像一粒深埋的种子，终会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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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秋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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