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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在渥太华的机场旁，攥着一张纸条，手莫名地抖个不停。纸条上是个老外的名字，叫马可·珀蒂，还留下了一个地址。说起来您可能难以相信，我跟这不知是啥样的洋人，八竿子打不着，从来就没产生过瓜葛。 这往前的上一个月，我在维多利亚萨里奇区办画展。您不用费神想，整整半个月光景，一幅画也没卖出去。那些画作啊，可饱含了我30年心血！ 从年轻时候起，我一门心思扑在画画上，街坊邻居都说我傻，放着好好的营生不干，整天瞎涂乱抹。前妻就因为这个跟我离的，说我就是个窝囊废，会把她整个害死。后来听说嫁了一个副区长，估计日子过得带劲吧。 这次来萨里奇区，为了凑够路费，我把老家那套带院小平房卖了。原想着能卖个几幅画，挣点生活费，谁知道…… 唉，说多了都是泪。画展结束那天，我在海边像礁石一般蹲了一下午，兜里就剩三个欧元硬币，咋办啊？ 连旅馆钱都不够了，更别说回国的机票。难道我就一下成了流浪乞丐了吗？脑袋都要炸了！当时真是觉得，不如一头扎进海里去，省得活着找罪受。 就在我犯愁的时候，旅馆前台埃米莉小姐，穿扎眼的印花裙那个，和一个律师模样的人，不知咋找到了我，递给我一只封存的纸袋子。 律师要求我打开看看，他说是3千600欧元。纸币里还夹了一张纸条，英文写的几句话，埃米莉小姐帮我翻译了，这才明白纸条上说了些啥。 一个叫马可·珀蒂的老外说，特喜欢我的画，买了墙上第一幅，手头就那些钱了。还说要是我方便，欢迎去他渥太华郊区随便坐坐。他还想再买几幅，有的还打算送人。地址写着：冰飘城，鸽子街尾，白鸽别墅区 36-8。 我当时眼都花了，3千600欧元啊，够我耗一阵子了。我不停琢磨着，这人我根本不认识啊，凭啥对我这外人一笔巨款？可转念一想，这辈子头一回有人这么待见我的画，就算是个圈套，我也得去看看。 飞机飞了一段时间，顺利到了冰飘城。打了个车，还是个华人司机，一听我去白鸽别墅区，就说那地方住的都是有钱人。快一个小时才到地方，栅栏上爬满了蔷薇，就是还没开花，旁边的郁金香和玫瑰，看着都过了旺季。 司机帮我按了门铃，还大声喊马可·珀蒂的名字，我赶紧让他别喊。他倒好，没回话，转身丢下我开车走了。我正呆在门口默默徘徊，这时栅栏 "咔咔" 一声自己开了，走出俩年轻姑娘，白皮肤和黑皮肤，形象看去不错。 白皮肤的那个姑娘，一开口就说中文，我感到挺惊讶，居然这么流利。她张开胳膊迎上来想抱我，像跟老熟人似的：“旭东王，十分高兴见到你！我是伊莎贝娜，就知道你会赴约的。干得漂亮极了，好一个中国男子汉！” 我不由跟她握了下手，那只手多么白又嫩。她却歪下头来叹了口气： “嘿，马可等你等了一个月，却怎么也等不到了，昨天撒手去了天堂。” 我的脑袋嗡嗡发响，老天咋这么发昏啊？跟着她往里走，别墅是木头的，踩在地板上咯吱咯吱响。到了东边的卧室，就瞧见床上躺着个干瘦的老头，脸白得像一堵墙壁，床头柜上的灯台，点着3根红蜡烛，冒着惨淡的火苗。 在侧边有4个男子吹着大长号，调子很伤感凄凉，听着心里直堵得慌。 我走到床边，不知道该做啥，这辈子头回见遗体，还是帮了我大忙的陌生人。 我像叩见了家乡哪位老辈人，鞠了个躬，"扑通" 一声就跪下了，膝盖磕在地板上一阵生疼，可我就那么咬着嘴皮跪着，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伊莎贝娜转头见了，把我扶到了餐厅坐下。黑皮肤的索菲亚端来杯咖啡，喝一口好像喝了中药，接连吐了吐舌头，不觉无奈地甩了甩脑袋。 伊莎贝娜抽出床头柜的抽屉。拿出一张紫色的大纸，说是马可的生前遗嘱，还要念给我听。我瞧了瞧她，又瞧了瞧床上躺的逝者，不觉点了点头。 “亲爱的中国朋友” 伊莎贝娜语气缓慢地念着：“真抱歉还是没能等到你。我在萨里奇区观赏了你的画，在那幅《巷口的暖阳》跟前，观赏了整整一下午。你画里的橙红色阳光，跟我小时候在中国上海见到的一模一样。” 我大为惊诧，突然一愣地说：“马可·珀蒂先生到过上海？” 伊莎贝娜不觉点点头：“马可年轻的时候，在上海老城厢待了15年，教美术的。他说中国的阳光不一样，格外暖乎乎的，能够照进人的心里。” 遗嘱里还说，马可·珀蒂这辈子没结婚，专搞美术。3个房间堆了一千多幅画作，卖过5幅画，送过21个市民。还说，这别墅，里面所有东西，包括收藏的一些欧洲油画，还有松果湖335亩的牧场，都遗赠给我。 他就一个要求，让我帮他在中国上海办个画展，他动不得了，一点也动不得了，可心里一直惦记着上海的弄堂，想让咱们国人看看他画的加拿大。 他还留言说，伊莎贝娜和索菲亚，要是双方愿意的话，可以带她们去中国，开始新的生活。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各拿40万美元返乡。 我听着听着，心头发酸，眼眶发红。伊莎贝娜递给我纸巾，低声问我：“你能带我去中国吗？我为此专门学了中国话。”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仅是“嗯”了一声。心里倒腾了许久，也没弄明白，马可.珀蒂为啥这么无无条件的信任我。 安葬马可.珀蒂的那天，天阴得厉害，跟一块湿抹布似的，压得人喘不过气。风里还夹着雨丝，吹得墓园里的桦树林呜呜响，跟老妇人在哭似的。 我跟着队伍往山坡上走，脚下的湿地湿漉漉的，擦好的皮鞋沾了污水。伊莎贝娜撑着黑伞，伞沿压得很低。索菲亚勾着头走在最后，手里捧着18寸相框，是马可年轻时候的照片，穿着白衬衫站在黄浦江边，笑得可精神了。 墓地设在半山腰，往下能瞧见远处的松果湖，一片灰蒙蒙的，像起皱了的灰布。4个吹大长号的男子走在前面，伊莎贝娜、我、索菲亚，垂着头走在后头，声声哀乐比在别墅里更断魂，每个音符像泡在水里，渗得人心慌慌。 八个抬寿器的，都是附近牧场的工人，脸晒得黝黑，身强力壮，一步一步走得稳稳的，脚踩在湿地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响声，显得孤独寂寞。 坑穴已经造好了，黑黢黢的，周边堆着新翻的土，散着腐土气。棺材是白杉木，打磨得光溜，看着很肃穆。伊莎贝娜告诉说，是马可自己挑选的。 伊莎贝娜诵读悼词了，风把她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她说马可这辈子最宝贝两样东西，一个是画室里用秃了的7万支画笔，另一个是张泛黄的明信片，上面是上海的石库门，是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一个苏州女学生送的。 他总是说，等秋季银杏叶黄了，就去中国上海看看……" 读到这儿，伊萨贝娜读不下去了，抬手抹了把脸，伞被吹歪了，雨丝打湿了她的一头金发。 我猛然想起来，我带来的那幅《巷口的暖阳》，本想亲手交给马可的。我蹲下身子，借了个火，把画轴一点点展开。画布有点润，发皱了，可画里的阳光是暖暖的，照着巷口的洋槐树，树下有个坐在马扎上纳鞋底的老太太。 火苗像猫儿舔水舔上来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抽动鼻子，是索菲亚。她曾经向马可.珀蒂示过爱意。她站在旁边，手里攥着绣着银杏叶的手帕，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马可是那么眷恋故乡，他总说画里有故乡的味道。” 画布“嗤嗤”烧完了，灰烬被风吹起来，打着旋儿往上飘，像一群黑蝴蝶。我望着那些灰烬飞过墓园的栅栏，落在远处的湖面上，心里突然敞亮了。 我对着坟墓前的墓碑，深深鞠了5个躬，每个躬都弯得很低很低，好像只有这样，此刻才能彻底倾吐我的一腔深情，整个身子像要随时栽倒下来。 寿器往下落的时候，泥土一铲一铲盖上去，声音闷闷的。我站在铲土人后面，看着那个土堆慢慢冒起来，忽而就明白了，马可为啥把遗产都赠给我。 不是我的画作有多宝贵，是他深深知道，搞艺术的辛酸苦痛。他懂那种一辈子跟画笔与颜料较劲的滋味，懂那种想把心里的光亮绘画出来的念想。 下山的时候，雨停下来了，云缝里漏下阳光，照在草叶上的水珠上，亮闪闪的。伊莎贝娜从包里取出一牛皮纸包，摊开是几块姜饼。她瞅着我递了过来，我接在手上，还带着温热，她说：“索菲亚早上烤好的，抵点饥寒。” 我不由咬了一口，很是酥脆，甜里带点微辣，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头。举目望着远处的湖面，我突然张嘴说：“等画展办完后，我带你们去上海。” 伊莎贝娜的眼睛刷一下闪出光亮，惊喜地问：“去看石库门吗？” “嗯。” 我微微点点头，用肯定的语气说：“去瞅瞅马可画里那些地方，也去看看我画了30年的故乡。” 索菲亚在旁边兴奋地拍着手："我要学做中国菜，开一家小餐馆！" 我们仨突然一起笑了，笑完了又接着笑，笑声被风带着，飘向山坡上那隆起的土堆。我知道，马可肯定在那个世界听见了，说不定还偷着乐呵哩。 办遗产交接那天，律师拿来一大摞文件，我签名字签得手都酸了。这才知道，马可父亲在当地是伯爵，他画画自成一家，就是一辈子不张扬。 我在别墅整理了一个礼拜，是马可留下的画作，拖住了我迟缓的脚步。有天晚上，伊莎贝娜拿着牛皮纸的日记本进来，说是马可特意锁在抽屉里的，日记本里还夹着一片银杏叶标本，现在已经完全枯萎了。 我翻开日记第2页，就看见张泛黄的剪报，是我20年前在《新民晚报》上发的小豆腐块，写我没钱买画布，就用硬纸板画巷口的雪。旁边有行铅笔字，被摩挲得一片模糊：“这个中国人用出的笔，饿着肚子还包裹了温暖。” 电话铃声忽而响了，是章叔打来的，听筒里能听见巷口的吵嚷声。“小王，你快回来吧！”章叔的声音像蚊子再叫：“老倪媳妇拿着你以前卖画的收据到处说，说你那破画连100块都不值，还说你骗了外国老头的钱……” 我听得十分恼火，捏着马可的日记本，指关节嘎嘎发响，日记本不停抖动。伊莎贝娜端来一杯热牛奶放在旁边，冒的热气都被我气得发飘。 临动身之前，我挑选了120幅画作，让邮局公司寄回中国上海。还给伊莎贝娜和索菲亚留了地址，说会去接站，画展准备妥当了就给她们打电话。 索菲亚塞给我一罐她自己做的饼干，不圆不方，有种硬邦邦的口感，要是咬一口甜得齁人，可我一路上在不停地吃，还试图拿给旁边的旅客尝一口。 我从旅行袋里掏出了翻盖手机，翻出了邻居章叔的号码。他开了个小杂货铺，当年总是帮我代收画材邮包。作为回报，我只有哪种百无聊赖地傻笑。 “章叔，是我啊，王旭东。”我的声音有点发怵：“我先前那套房子，您晓得被谁买了不？我现在只想把它赎回来。” “旭东吗？你小子还活着啦！" 章叔那头嗓门一下高了：“房子被斜对门老倪家买了，他女儿要办好事了。你是要赎回来？可不是原来那价咯。” 阳光正好落在飞机窗口上，亮得晃眼。我想起马可画里的阳光，想起我画了30年的故乡，陡然一下笑了“章叔，您帮我告诉老倪，价格随他谈。” 傍晚走出机场出入口，熟悉的味儿夹杂晚风扑过来，还有小吃摊的油烟味，一下就把我的鼻子弄酸了。走的时候还是深冬，回来已经是初夏， 梧桐树叶子绿得发亮，跟我画过无数次的一个样。 没先去酒店，直接打了个车往老城区去。车在窄巷口停下，我站在巷口瞧了半天，墙根下卖西瓜的大爷还在，勾着脑瓜打瞌睡。 对门章叔的杂货铺换了新招牌，玻璃柜里摆起各种各样的零食。 我拖着行李箱走了过去，章叔也趴在柜台上打盹，听见动静猛地抬起了头，眼镜都滑到鼻尖上了。 章叔揉了揉眼睛，突然蹦了起来，"旭东？真是你啊……" 话没说，他挽着我胳膊就往巷子里拉，“走，老倪这时在砌长城。” 老倪的家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麻将牌碰撞声。听见门响，一个腆肚子的中年男人探出了头，瞧见我愣了一下：“是小王吗？你啥时候回的？” “刚到一会。” 我笑了笑，"倪叔，我来是想问问，我以前那房子……” 老倪 “哦” 了一声，把我拉进里屋，拍打着说："章叔跟我说了多次，不瞒你说，房子刚帮女儿装修下来，她却不满意，推迟了结婚。你实在想要，我不是不能让，就是……” “钱不成问题，合适就行了。" 我果断打断了他，从包里掏出张卡说： “您估摸说个数，我现在就付。或者另外帮你找套房。” 倪叔半天憋出一句话：“我当初花了46万买的，装修又花了26万……” 我二话没说，将倪叔拽到街头一家银行，转了85万过去。倪叔看到显示屏上的数字，眼睛瞪得溜圆："旭东，你这是……" 我望着街边那棵歪脖子枣树，以前总在树下支画架，“这房子对我很重要，麻烦您让孩子另外卖住房吧。” 拿到钥匙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推开门，走到窗边，月光正好落在窗台上，好像瞧见年轻时的自己趴在桌上调色，旁边放着没吃完的泡面。 第二天上午去江城美术馆，周馆长对着电话机兜兜转，见了我皱起眉头：“老同学，打电话投诉得太多了，说借死人炒作。要不先缓缓咋样？” 我没有做声，借着旁边一张桌子，铺开马可·珀蒂的一张画布，指着上面扎羊角辫的小姑娘：“馆长，你看，这是他在上海收的学生，叫朱宝莲，一个苏州乡村姑娘。他画了40多年，就想让中国人看看他心里的光亮。" 突然，伊莎贝娜跑了进来，她找到了养老院院长。手上拿的平板屏幕点亮了，显示出养老院的监控画面。 她指着一个老太太说：“她就是朱老太太。不过，她已改名纪念蒂……" 画面里，纪念蒂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面前摆着一只“上海”牌画笔。 养老院长曾拿着发来的马可·珀蒂画像，给朱宝莲瞅了一眼。她抓起画笔往桌上一拍，音调比平日高了很多："当年教我的马可.伯蒂先生，早战死在上海了！1945 年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你们拿幅赝品来逗我啊？" 关了平板电脑，伊莎贝娜红着眼圈捏着衣角："难道…… 马可记错了？ "不可能。" 我拿出马可·伯蒂画的《牧场雪夜》，一角有个梅花记号，胭脂色褪成了淡粉色。画面上"朱宝莲的羊角辫上，扎着一束梅花结。”马可.伯蒂说，那年他画完这幅画后，她临时给留下的记号。” 我带着画作再次去了夕阳红养老院。纪念蒂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画作的时候，她手里的搪瓷杯 "哐当" 掉在地上，枸杞菊花水洒了一地。 我指着画作上的梅花记号，笑着说：“我听伊莎贝娜说过，你当年偷你妈妈的胭脂，给马可·珀蒂先生盖上这个章，结果追得绕弄堂跑了一圈。" 纪念蒂盯着画看了半天，忽而捂住脸哭起来，颤抖着说：“那年冬天特别冷，他把大衣脱给我，说 '“宝华，画画的人，心不能冻着。 ” 后来听说他被炮弹炸没了，我把朱宝华的名字改了，这半支笔保存30年，天天夜里摸，就怕忘了他30年前的样子……" 画展开幕那天，如潮水的观客中，老倪的媳妇缩在人群里。纪念蒂坐着着轮椅来了，停在《石库门的暖阳》画前。有个扎马尾的姑娘举手问道："奶奶，马可·珀地先生并不是大师，画了一辈子画，你觉得他亏吗？" 纪念蒂爽朗地笑了，眼角里盛着一缕光，指着画里的阳光："你看这片光，照过老栆树，老巷子，也照过马可先生的牧场，从来没问过值不值。" 闭展那天，在留言簿上我瞧见一行字，留名是老倪的媳妇：“以前觉得有钱才算赢，现在才知道，有人把心交给你，你能接住，才是真本事。” 夕阳从美术馆的高窗照进来，落在画架上。我握着马可·珀蒂那支常用的画笔，笔杆上还留着他抚摸过的痕迹，时光的意义在这一刻发生了重合。 突然明白他为啥把一切都给我：不是因为我的画画得有多好，是因为他知道，这世上最宝贵的不是钱，是有人把分寸已久的念想，托给一个陌生人。 风从巷口吹进来，带着老槐树的香，也带着加拿大牧场的草气。我知道，那是马可·珀蒂仿佛在说："你看，懂得你的人，早晚都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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