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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才女顾太清的书窗。顾太清出生于1799年清朝嘉庆四年。名春,字梅仙。原姓西林觉罗氏,自己署名太清西林春。属满洲镶蓝旗名门,是清代名相鄂尔泰的曾孙女。由于祖父鄂昌因文字狱案获罪,家产籍没,故曾显赫的西林家族一夜之间门庭冷落。但“家学风尚未中断”,好学传统依然得以延续。 顾太清的姑父是汉族学士,在她幼年时便引导她如何学习读书的教育方向,而非传统女子的针线活方面的刺绣、拼布、贴布绣、剪花、浆染等手工技艺,引导她专攻诗词歌赋。书窗下,顾太清的哥哥鄂少峰、妹妹西林霞仙也和她一样,受到文化熏陶,能诗善词,形成了“兄妹皆有才”的家庭文学氛围。这种“重文轻艺”的启蒙,让顾太清从小沉浸在熟悉和喜欢汉文化的诗词体系中。 由于从小家庭发生的各种变化,故她自幼打破规矩不缠足,还取了个汉名。在学习汉诗和汉词中不断进取,既保留了满人的英武气质,又深度融合了汉文化的细腻婉约,从小就成为了清代满汉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她在11岁前的京城中虽然过着贫寒生活,但她遗传了祖辈的聪慧与傲骨,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对汉诗词学习和掌握的能力远超常人。 顾太清11岁时,正当她的少年花朵在家庭绽放时,她的父母却先后去世了,之后她开始随家人南迁,寄居于江南水乡。先后辗转苏杭、福建、广东等地。之后又被家人送到江南苏州由姑姑和姑父照顾,因为姑父顾文星姓顾,所以顾太清也改姓为顾。可以这么说,是江南的烟雨浸润了她的少年生活,使她心中埋下了才情的种子。她的这段“半生尝尽苦酸辛”的经历,成为她文学创作的闪亮底色。 尽管家道中落,但姑母却从未中断对她的培养教育,姑母的教导一度成为她生命中的温暖。她在姑母家的书窗下,有机会遍览了经史子集,从《诗经》的比兴到《楚辞》的浪漫;从唐诗的韵律到宋词的意境……顾太清在书窗下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她除了专心学习诗词写作,还学书法绘画,她笔下的兰草清幽淡雅,墨中的山水气韵生动,更的诗词才情惊艳姑父顾文星及家属。她15岁那年,开始在江南文坛崭露头角,被赞“闺阁才情,当以顾氏为最”。 书窗不仅是她学习的场所,也是她心灵的避风港。在姑母家的书窗下,她以诗词为伴,将生活中的苦涩化作笔下的柔情。她将宋代诗人郑思肖的《寒菊》中的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作为座右铭。这既是对自身品格的坚守,也是对命运无常的倔强回应。书窗下的苦读,让她在逆境中淬炼出坚韧的意志,也为日后的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江南良好的文学启蒙,奠定了她热爱文学的根基。 顾太清流落江南期间,可以说是吴侬软语、江南秀水滋养了她的性情与才情,她的容貌与气质也因江南文化之浸润,呈现出“雪肌滑肤、眼眸水亮”的南国佳人特质,与旗人血统形成了独特的融合。 道光13年(1833年),顾太清22岁时,命运的转机悄然降临。顾太清有个堂姑母的姐妹,在京城执教府中的格格与皇子诗文。当堂姑母听闻顾太清的才名时,特意将她请至贝勒府,为格格们讲授诗文。 贝勒府的书窗,与江南的寒窗截然不同,却同样承载着顾太清的才情绽放。她身着素衣,立于雕梁画栋之间,为格格们讲解诗词的平仄、书画的笔意,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闺秀的风范。她的讲解深入浅出,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实践的灵动,格格们听了无不折服。 在府中,顾太清遇见了乾隆第五子永琪之孙、荣恪郡王绵亿之子爱新觉罗·奕绘,此人才华出众。虽然性情孤傲,但在京师文坛颇有名气。而顾太清的到来,无论从容貌和才气上来说,都把爱新觉罗·奕绘吸引了。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于是爱新觉罗·奕绘便常来到顾太清的书窗下,与她促膝长谈,从诗词的意境到人生的感悟,从历史的兴衰到世事的无常,二个人的思想的碰撞,让彼此的心愈发靠近。 在这段教学经历中,奕绘力排众议,执意迎娶顾太清为侧福晋(清代亲王、郡王的侧室夫人称谓),打破了门第与身份的界限。顾太清见他真情,也同意了他的求婚。从此以“顾太清”在京华的书窗下才名远播,同时也开启了她与奕绘的文学唱和之旅。她不仅与奕绘因诗词结缘,而且也让她在贵族的家庭开阔了视野,为创作积累了更多的生活创作素材,进一步打磨了文学的功底。这段书窗下的缘分,成为顾太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顾太清与奕绘之间的婚姻关系,也成为清代文坛的一段佳话。奕绘是一个才华横溢之精英,但他从不以身份压人,反而全力支持顾太清的讲课和文学创作。他们的书窗,既可谈家庭生活,又是文学创作的圣地。每日清晨,奕绘便会早早和顾太清来到书窗下,一同吟诗作对唱和,探讨文学创作的奥秘。二人曾被文学圈人士比作赵孟頫与管夫人、李清照与赵明诚。他们还在平静安宁的生活中一同出游、吟咏酬唱,其乐融融。 顾太清与奕绘的唱和之作,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上乘。顾太清的《天游阁集》与《东海渔歌》,便是他们琴瑟和鸣和探讨的佳作见证。如《天游阁集》中的诗作,既有“夏至同夫子登天游阁”的欢愉,也有“孤影双”的深情;在词作《东海渔歌》中,既有“空庭月落”的孤寂,也有“云槎外史”的洒脱。两人的诗词,不摆“唐模宋轨”的架子,全凭才气挥洒,平添宫中生活的风流姿态。 顾太清和奕绘成婚后均,生育了四子三女。然在道光13年,40岁的丈夫奕绘突患重疾去世。顾太清悲痛欲绝,写下“洒泉寄语须相待,独坐挑灯泪满襟”的诗句,以表达对丈夫的哀思。奕绘去世后,顾太清因家庭内部矛盾(在奕绘正室夫人的长子载钧所逼迫中)只得搬出王府,移居西城养马营赁居,此时的她,己是一个失去依靠的寡妇。晚年生活中的11年,她在那里过得很凄苦。 顾太清的晚年以道号“云槎外史”之名,在书窗下创作了大量作品,不仅成就了顾太清的文学地位,更让她成为了清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她与京师的一些满汉才女联吟诗词,结集了“秋红吟社”。打破了女性被禁锢于深闺的束缚,为中国女性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她还专心于写小说《红楼梦影》。故事接续高鹗的续本《红楼梦》第120回的情节,从贾政在毗陵驿从一僧一道手中救回宝玉开始,宝玉归家后一改往日“不务正业”的习性,入翰林、当差,与宝钗育有一子名贾芝。随后情节围绕贾府“重兴”展开……成为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的代表作,展现了她超越时代的文学视野。 顾太清晚年是以“云槎外史”之名创作《红楼梦影》的,展现了她超越时代的文学洞察力。这一成就让她与清朝初年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并称为“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成为清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除了小说《红楼梦影》,顾太清还写了许多词作。如《浪淘沙》小序记载了她和丈夫春日同游石堂、见鸳鸯而作词,回忆往昔恩爱;丈夫去世后,她的诗词大多转向哀愁,如《早春怨·春夜》:“杨柳风斜。黄昏人静,睡稳栖鸦。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红楼不闭窗纱。被一缕、春痕暗遮。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词中描绘了春夜独坐的寂寥场景:短烛燃尽、长更坐尽,唯有篆香相伴;窗外春痕暗生,院内月色溶溶。看似写景,实则暗含“无人共赏”的孤独,将相思之情融入静谧的夜色之中,余韵悠长。这首词描绘了春夜的宁静与美丽,以及作者内心的淡然与宁静。 除了以上的名作外,还有《静坐偶成》: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在静坐中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真源的探求。《忆江南·其五》:这首词描绘了江南的美景,以及作者对江南的怀念之情。《长相思其二》:这首词表达了作者对远方之人的思念之情。直白而深刻地传递出她在晚年的独处与孤寂。 晚年的顾太清,历经战乱与动荡,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她珍藏著有的《天游阁集》抄本在战火中被流失域外,但她并未因此消沉,而是以残存的诗词刻本为伴,继续书写自己的人生感悟。她的晚年,是乱世中见才女精神丰碑的见证,书窗下的创作,成为她对抗命运、坚守自我的坚韧。她的词作直逼“满清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当时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赞誉她:“闺阁才情,当以顾氏为最”。 顾太清最终于1876年去世,享年77岁。顾太清的一生,与书窗密不可分。江南的寒窗,是她才情的启蒙之地;京华的书窗,是她名望的转折之刻;婚后夫妻共处的书窗,是她文学的巅峰之境;乱世中的书窗,是她精神的丰碑之地。书窗,见证了她从寒门才女到大清第一女词人的蜕变,也承载了她对文学的热爱、对生活的执着、对命运的抗争。 顾太清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她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只要心怀热爱、坚守自我,就能在书窗下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一座耀眼丰碑。 清代才女汪端的书窗。汪端出生于清乾隆58年〔1793〕年,钱塘(今杭州)一个书香门第。在家中,祖父汪宪为刑部员外郎,父汪瑜博学工诗、精医善琴,母亲梁应绢出身宰相梁诗正之家。汪家是当地杭州城有名的藏书世家。 汪端在出生时,家中已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哥哥名汪初,姐姐名汪筠。所以书窗成为了汪端和哥哥姐姐共享并喜欢的地方。汪端从小聪慧过人,5至6岁时就喜欢在书窗下看书、背唐诗。在父母的熏陶下,她从小对诗歌发生浓厚兴趣,常与哥哥和姐姐习诗唱和,展现出超凡的文学天赋,深得父母喜欢。 汪端7岁时,能面对窗外的雪景即兴作诗。相传在一个大雪初睛的冬日,书房里半开着半扇窗,凝望窗外西溪梅雪,只见湖面的水汽似在升起的烟波。父亲见书窗下的女儿汪端看得尽兴,便让她即兴以《春雪》为题作诗一首。汪端面对窗内桌台上父亲授她的宋元明诗集,她眨了眨眼睛,迈着小步在窗口旁边来回走了两遍后,便朗声诵出:“寒意迟初燕,春声静早鸦。未应吟柳絮,渐欲点桃花。微湿融鸳瓦,新泥涴钿车。何如谢道韫,群从咏芳华。”诗的整体意境清新淡雅,通过“微湿”、“新泥”等细节,捕捉了早春时节晨中特有的湿润感与生命力,表现闺阁中的春日闲情或对自然变化的敏锐感知。 汪端的这首诗,诗句老练、很有意境。诗风恰如晋代才女谢道韫的“咏絮之才”初露锋芒,此诗被其父称赞为“不逊于谢道韫“柳絮因风起”的经典咏雪句。此诗外传后,汪端因此也获得了“小韫”雅号。这一称号后来一直伴随着她整个文学生涯,也成为了其才情的标志性符号。 汪端8岁时,其母亲梁应鋗因身体得病而逝。汪端母亲逝后,其父汪瑜未再续娶,独自抚养三个子女。然不幸的事接着扑来,嘉庆14年(1809),长兄汪初在从军时卒于四川军营,父亲汪瑜闻讯,就像心中扎了针似的,整日心中不舒而成疾,并约于1809年或1810年初去世。连续三位亲人的逝去,对汪端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使她早年始便陷入孤苦境地。然痛心入骨的汪端发誓要为家人争气,终日独坐一室,在书窗下发愤图强。 此时的汪端年龄还小,出于对她的关心,除了姐姐汪筠住在宗族的老家外,她被接到姨母梁德绳家抚养。姨母梁德绳是杭城才女,以诗扬名,著有《咏春轩诗草》等。姨父许宗彦也是一名诗人,著有《鉴止水斋集》。姨母梁德绳常指导汪端如何默读唐诗和背诵。为汪端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姨父许宗彦一有空也常与她论史,但总是会被她驳倒,因此她被姨父称为“端老虎”。形容汪端在论史时的机智和敏锐,如同老虎般威猛。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汪端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随着年龄增大,汪端读诗的面越发宽广,她尤其喜读明代诗人高启、吴梅村的诗作,常常过目不忘。她还具有一定的评析能力。她认为高启的诗取法于汉唐魏晋各代,才思俊逸,风格多样,为明代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而吴梅村的诗作风格清丽哀婉,其诗风既有长篇叙事,又有以诗写史,风情宛转,变化多端。她喜欢读高启的《春暮西园》、《春暮西园》;吴梅村的《圆圆曲》、《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等。 汪端15岁那年,经媒人介绍与著名诗人陈文述之子陈裴之订婚,陈裴之生于(1794),字孟楷,号小云,别号朗玉山人,钱塘(今杭州)人。嘉庆15年,18岁的汪端嫁入钱塘陈府,与青年才俊陈裴之成婚。婚后的生活,可以说是夫妻之间情投意合,志同道合。陈裴之深知妻子非俗世庸脂,所以从不以琐碎家务束缚其才情。二人还常于书窗外的桂花树下抚琴弄笛,或在池塘岸边吟诗唱和。他们还通过“湖上泛舟,花下品茗”等方式,竞放浪漫。夜晚,两人则挑灯夜读,共赏古今佳作。其乐融融,这种精神层面的高度契合,让汪端在丧失父母、长兄相继离世的悲痛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与依靠。两人不仅是文学上的伴侣,更是清代杭州文化圈中备受瞩目的一对文人伉俪。 陈裴之虽才华出众,但仕途坎坷,他因不让汪端在家独守空房。故不愿赴偏远之地区任职,长期在父亲的县署中行走。尽管功名未显,但他对汪端是呵护备至,汪端亦不负丈夫期望,在婚后不久便着手开始整理自己的诗作,编成了《自然好学斋集》,并与当地闺中女诗人恽珠、曹贞秀等人往来酬赠,展现了她独立的文化人格。 然而,婚后美满的背后亦有阴影。由于汪端自幼体弱,长子出生后在满月时就突然夭折了,给汪端带来悲恸与惊悸,从此身体虚弱多疾。次子孝先瘦小虚弱(后改名葆庸)。加之她常年沉浸在文学创作中,所以身心颇俱疲惫。陈裴之对此深感心疼,常在旁边陪伴照料。尽管生活中有病痛与家的离别愁绪,但两人始终坚守着那份知遇之恩与夫妻之情。陈裴之甚至为了陪伴病弱的妻子,放弃施展抱负的机会,甘愿在地方小吏的位置上守护家庭。他们在困境中用行动,构筑了超越世俗的精神家园。 嘉庆21年(1816年)汪端又惊悉在家的23岁姐姐汪筠病逝。她在伤感的同时,回忆起和姐姐、哥哥在书窗下写诗唱和的情景,泪似雨下。嘉庆24年,汪端的公婆同时患病,为了让他们的身体好起来,除了请神灵保佑,她还与丈夫用斋祷方式立愿持斋三年、诵《观音经》,并在书窗下明确表达个人的愿望、如过午不食、不食荤酒、不居内寝等,以行动表示对上天、神明及远祖的敬重之情。以期获得神灵的应允或庇佑。而且夫妻二人还分室睡觉。这成为了当时封建社会中的尊老典范。 道光六年(1826年),汪端的丈夫陈裴之在外出会友时客死汉皋,得知此消息时,她万念俱灰。丈夫逝世后,年仅33岁的汪端从中年开始守寡。她在极度悲痛与家族内部复杂的权力博弈中,仍坚持要完成丈夫生前的遗愿。道光八年(1828年)春,汪端带病投入编集定文的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丈夫的遗作《澄怀堂遗集》的整理与刊印,这份深情与执着,正是他们婚后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在编订书籍过程中,汪端并未止步于简单的汇编,而是通过撰写书前的序,书尾后的跋与写的题诗,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编文方式。她还自题四律,并在自注中提及梦见陈裴之在“清虚之府”修文的场景,随后又作《庚寅孟冬二十七日纪梦诗》,将丈夫神化为道教中的“玉局司书”〔道教宫观中的管理职责人员〕。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叙述,不仅表达对亡夫的深情追念,也是对自我的精神强化。通过赋予丈夫神圣色彩,间接提升自己在家族中的话语权,并祈求亡夫庇佑愚弱的儿子。 1829年(道光9年),陈裴之的母亲逝世。此时的汪端既身处长房孤儿寡母的艰难境地,又面临着宗嗣继承与财产分配的潜在矛盾。为了保护自己与幼子,她将全部的心血倾注于丈夫的诗稿整理中。在挑灯夜战的日子里,她常常因思念亡夫痛哭至天明,或劳累过度而昏迷于案前。她开始饱受神经衰弱与身体消瘦的折磨,但依然坚持对诗稿进行严谨的校勘与分类,力求还原丈夫陈裴之诗歌“清艳”的本色。在历经波折后,在她的努力下,厚厚的《澄怀堂遗集》最终得以出版。 汪端在书窗下,还选编了《明三十家诗选》,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重新评估明代诗家,批判前后七子复古主张。前七子是指〔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后七子〔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她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品评诸家诗作,论述各自的诗歌风格,并简略品评历史上一些女诗人及其诗作,试图勾勒出一幅简要的女性文学谱系。她还将诗人高启推为诗坛之首(高启的诗作丰富多样,内容和情感上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个人特色),开创了明代女批评家品评男性文人的先河。 在《自然好学斋诗钞》诗集中,她收录其诗作数百首,风格雅正,情兼雅怨;又以女子之身创作了小说《元明逸史》80卷,但最终焚毁其稿。原因是她晚年皈依道教后,视此文字为尘累,欲“扫除尘累”以求清净,兼含丧夫丧子后的悲愤幻灭感及对作品未能尽善的焦虑,并非单纯否定创作价值。有哲人评说:该行为是清代才女在礼教束缚、家族变故与宗教寻求多重挤压下的典型悲剧缩影,反映了“才命相妨”的时代困境。为担忧“谤史”招祸,故她宁以灰烬为界,重设言论起点。 丈夫病逝后,汪端除了诗文创作和编集等,她还潜心修道。书窗下,汪端还提笔写题画诗、题壁诗,诗风细腻清艳,咏史诗、纪事诗精于用典,工于用事。如《粉围香阵起云台》这首诗,展现了汪端的文才,其中“精卫有心填海去,娲皇无术补天来”这一句,表达了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堕楼不死神扶持》这首诗,描述了汪端在家庭变故中的坚韧和孝道,体现了她的妇德和道术。在《寒浦》中:“荒桥断岸云如墨,败苇枯荷雪作花”,一般寻常景致经她窗内的凝视,就成为她在苍茫孤峭的自我写照。 汪端由于得了严重脾脏疾病,导致腹泻成疾一病不起,于道光18年戊戌12月18日(1838年)病逝,享年46岁。汪端一生,是被一扇扇“书窗”照亮的。她的书窗,不是物理意义的雕花木棂,而是她以才情凿开的认知之隙、以孤怀撑起的精神穹顶,是一扇通向历史深处的窗,是一扇映照闺阁内外的窗,是一扇在命运寒夜中仍透出清光的窗。书窗,照见的是她对待读书活动的生命的姿态,闪烁出她一生的风景。 汪端的诗歌风格多样,既有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也有对个人情感的细腻表达。她被认为是明清女子诗坛第一人,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女子诗评家。 汪端的诗歌创作告诉我们:真正的窗,不在墙上,而在心上;最亮的光,不是通过书窗照见世界,而是让世界看见一个女子是如何以书为骨、以诗为魂,用韧劲和实力推开一扇永不被关闭的书窗。 清代才女吴藻的书窗。吴藻出生于1799深秋杭州一户商贾之家,祖籍安徽黟县。与多数出身书香世家的闺秀不同。吴藻的父亲吴葆真是当地知名的富商,母亲其家庭背景与吴藻父亲相匹配。 家族世代经营丝绸生意,家境优渥。父亲虽为商人身份,但他对书香门第之事格外推崇。吴藻出生那天,吴葆真书斋前的梧桐叶落了一地。这位富甲一方的丝绸商,对着襁褓中的女儿吴藻看得出神。作为家中独女,吴藻从出生便成为了全家的心头肉,而吴葆真因祖上几代未出过读书人,将对文化的渴望全部倾注在这位掌上明珠身上。正因如此,他对女儿吴藻出生后的成长极为重视。 等到女儿咿咿呀呀会走路说话时,吴葆真决定重金聘请邻居大词人厉鹗〔清代著名诗人、学者〕为家教老师。于是便带着敬意登门聘请厉鹗当女儿吴藻的家教老师,希望在他的带教下,从幼年起培养女儿吴藻的文学与艺术素养,让她通过学习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绘图等,既荣宗耀祖,又为女儿日后的成长铺就一条平坦之路。这种“商贾为基、文化为翼”的家庭教育氛围,为吴藻童年接触诗书提供了物质与精神双重保障,为她长大后成为清代杰出女词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藻的童年书窗并非“闺阁牢笼”,而是与自然生机紧密相连的瞭望口。一天,父亲吴葆真牵着5岁女儿的手,走进雕梁画栋的书房。案桌上摆放着的《离骚》《楚辞》,散发着淡淡的书香和墨香,窗外传来邻家孩童的读书声。屋内,吴藻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盯着案头那支父亲珍藏的狼毫笔,用指尖轻轻抚摩着笔杆,一股追求学习的豪情顿时从心头涌起。 就这样,幼小的吴藻从5岁起,就在书窗下认真接受厉鹗词人的教导,在他的多元启蒙下,不仅学习诗书礼仪,更是在潜移默化中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绘图、作画。她喜欢在月升和晚霞退去的充满诗意的时候抚琴。琴声清越,引得邻家的燕子也在书窗外台边驻足;冬天到了,她还喜欢在书窗口看窗外雪中的梅开,还在纸上面勾勒出傲骨凌霜的枝干。 她写的《如梦令》:“燕子未随春去,飞到绣帘深处。软语话多时,莫是要和侬住?延伫,延伫,含笑回他:不许!”这首词以灵动活泼的笔触,描绘少女与燕子的互动,充满天真烂漫的童趣,被学界认为这是她少年时期的创作风格。词中“绣帘”“软语”等意象,也契合少女闺阁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她细腻的观察力与语言天赋。《如梦令》写尽了少女的天真烂漫,却也藏着对自由的隐秘渴望。她对着帘外的燕子低语,仿佛在问,是否有一个能懂她诗词、陪她吟咏的世界,正藏在帘外? 吴藻的童年,既是蜜糖包裹的快乐,又藏着她对广阔世界的认知渴望。吴藻在及笄之年〔15岁〕时,便“诗书琴画样样精通”,尤其在填词领域展现出超越常人的天赋,在杭州文坛崭露头角,被赞“夙世书仙”。随着年岁增长,吴藻的书窗从“个人吟咏”的空间,逐渐演变为“精神突围”的起点。她开始向往魏晋名士的清谈,向往文人雅集的唱和,她渴望如男性文人一般,邀“三五好友,风清月明,薄酒香茗,诗词互答”的雅集生活,但受限于清代女性“抛头露面为大逆不道”的社会规训,只能“独吟独赏才情”,诗词中也不免染上“句句愁人”的怅惘(《小令翻香词》)。这种“书窗内的“对文人圈的向往”,成为她后来女扮男装、混迹文会的核心动力。 19岁时吴藻创作的cn作《浪淘沙》:“画屏秋冷一枝箫,玉人何处,不记当年约。”这首词因“轻圆柔脆,脱口如生”的风格,一时传遍杭州,成为她在文坛出场的成名作和标志性作品。从少年时期的《如梦令》到19岁的《浪淘沙》,其词风一脉相承,以婉约灵动见长,同时暗含对自由情感的向往。 吴藻22岁时,嫁给了同城的丝绸商黄家的黄公子。黄家与吴家都是富甲一方的商贾,却也从未出过读书的料子。结婚当日,十里红妆,16人抬的鎏金大花轿,将全城百姓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吴家。可当花轿停在黄家府邸,吴藻掀开轿帘,没有新嫁娘的欣喜与娇羞,神情淡淡,仿佛她已看到了这一场婚姻的平淡。 婚后的生活,虽然丈夫缺乏文学修养,但对她非常宠爱,并为她布置了“整洁宽敞的书房”,提供了一个自由创作的空间,让她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丈夫对她关怀备至,包括衣食住行打理得井井有条,可每当吴藻喜滋滋地给他读自己写的诗词时,就像是对牛弹琴似的,丈夫除了点头称好,随后便一个人倒在床上呼呼睡去了。吴藻这才明白,这一场婚姻,不过是两个富商的利益联姻,因为丈夫不懂她的诗词,更不懂她灵魂深处所拥有的诗意。 每当听到丈夫的呼呼睡声,吴藻在关上书窗之后,她开始反思,为何自己满腹才情,却困于商贾之家?为何自己渴望的精神共鸣,只能在书窗后的孤吟中寻找?此时的书窗,既是她安身立命的“闺阁净土”,也成了禁锢她精神自由的鸟兽的笼子。由于丈夫无法理解她心中拥有的诗词情怀。她只能在书窗下,独自咀嚼这份孤独,将愁绪酿成一坛坛陈年的酒,似乎是越酿越烈。 吴藻在书窗下的不悦也许被黄公子看到了,他见妻子整日闷闷不乐,便让她去结交能诗会文的朋友,以开开心怀。吴藻听了如获至宝,趁机与当地名士陈文述联络后,认识了清代词人、戏曲家黄燮清、清代女诗人、词人鲍之蕙等才俊。当她置身于这些情趣高雅、大谈诗词的文人中间时,整个人的身心都欢快了起来。这是她书窗生活的第一次越界。于是她在和诗友一起诗词唱和之际,她的诗词信手拈来却蕴含深长情意,被誉为“当朝的柳永”(柳永是定代著名词人),并很快在文人圈中迅速传开。 吴藻不仅在词作上有很高的造诣,还精于绘画,26岁那年,吴藻还写了一出杂剧《乔影》,彻底震惊了文坛。剧中主角谢絮才,是一个生长闺门、性耽书史的女子,她乔扮男装,自画小影,名为《饮酒读骚图》。她对着自画像读屈原的《离骚》,狂饮痛哭,抒发牢骚愤懑之情的《乔影》作为一折杂剧,借谢絮才之口表达了吴藻的胸臆,例如“我待拨铜琶向江上歌,我待看青萍在灯前啸……”等句,展现了其怀才不遇的愤懑与突破性别束缚的豪情,而“饮酒读骚”是贯穿其名士风流情怀的重要意象,体现了她欲与男子比肩的志向。有好事者将其谱曲并传唱一时。《乔影》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戏曲作品,集中体现了“饮酒读骚”的文化内涵与个人情感寄托。 吴藻在为女性呼唤自由的同时,还进一步认识到了即使是男性想充分施展才能,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在现实生活中也很艰难,所以她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当时广大男性文人的共鸣和激赏。如清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齐彦槐有诗曰:“毕竟小青无侠气,挑灯闲看《牡丹亭》”。出生于杭州的在道光元年(1821)中举人的许乃谷更是为《饮酒读骚图》题辞云:“我欲散发凌九州,狂饮一写三闾忧。我欲长江变美酒,六合人人杯在手。世人大笑谓我痴,不信闺阁先得之。” 《乔影》盛传于外,在江浙一些梨园时有演出,传抄本通过文人名士的交游流传刊印。道光五年(1825)秋,苏州艺人在上海广场演出该剧,一时传唱遍及大江南北。 从此,吴藻的名声如日中天,她后来忽然又以“玉岑子”的男性笔名发稿子,点赞率瞬间翻倍。为体验生活,她还女扮男装,与文人白日放歌,饮酒作诗,甚至还出入青楼,与歌妓成为知心好友。她的这些行为,显然已经僭越了当时妇人的规矩标准,可丈夫却毫不在意,只要妻子高兴,她想做什么,他都支持。 就这样吴藻的才名,传遍大江南北。她的《浪淘沙》因名句“画屏秋冷一枝箫”,一出版便是成名作,受到广泛赞誉;她的《金缕曲》“英雄儿女原无别。待把柔情轻放下,不唱柳边风月。且整顿、铜琶铁拨。读罢《离骚》还酌酒,向大江、东去歌残阕。声早遏,碧云裂”,更是将冲破性别藩篱的豪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吴藻的名声越来越响,她的交友范围也越来越广,文人、官宦、名媛、商贾、逸士,不分性别,不论阶层。据统计,吴藻作品中提及的有关名字就有73人,其中可考身世的有40余人。在她写的300多首词中,交游、唱酬、题画题集之作约占四成,可见她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她被称为“清代女词家第一人”当之无愧。 吴藻婚后10年,其丈夫于道光17年(1837年)因一场病骤然离世。导致她成为寡妇,她膝下无子女。这一年她32岁。这场变故,让她从文坛的巅峰跌落,却也让她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她干脆搬到了南湖隐居,断绝了对外社交,断绝了相互比较,断绝了信息过载。她在那里开办私塾教村童,把才华的输出变成疗愈。她每天傍晚划着船到湖心自由荡漾,对着落日念一首新词,一边念一边冥想。 生活使她明了,真正的自由,不是冲破世俗的束缚,而是内心的平静与自洽。她不再渴望与男子比肩,不再渴望被世人认可,她只是静静地坐在书窗之下,看着窗外的南湖,听着湖面的波光,将满腔的才情,化作一阕阕宁静的词。“孤窗灯尽不胜寒,梅花不答,自挂东南枝。”这是后世运用“吴藻体”填词的热门句式,可谁又知道,吴藻当年的“孤窗”,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代名词。那是她冲破束缚的起点,是她人生觉醒的见证,成为了她与这个世界对话的窗口。 吴藻于1862年逝世,享年64岁。她创作的作品集《花帘词》一卷、《香南雪北词》一卷、《饮酒读骚图曲》(又名《乔影》)、《花帘书屋诗》等。被收入文集的有《林下雅音集》、《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续四库全书》、《清人杂剧二集》。她创作的自制乐府《乔影》是清代女性文学中标志性作品。她的创作成果告诉我们: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无论性别如何,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追求自由、追求自我实现的权利。 吴澡的书窗,早已不在。可她的才情,她的觉醒和敢于反抗性别束缚的精神值得传扬。吴藻的书窗,既是她的成才起点,也是我们在观景时联想的故事,是一道永恒的历史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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