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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才女朱淑真的书窗。朱淑真出生于约1135年钱塘〔今浙江省杭州)一户官宦家庭,祖籍安徽歙州(今安徽歙县)。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学识深湛、气度温文尔雅的文人,母亲和蔼可亲。可称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家庭。 在童年的书窗下,朱淑真就像是一枝绽放的鲜花,在书窗边散发出诗意般的芬芳。书窗的房间里,书架上整齐摆放着《诗经》《楚辞》还有抄录的唐诗等,书页间夹着干枯的茉莉花,仿佛连空气都染上了芬芳。书窗边,不仅有诗词书画的熏陶,更有父母亲陪伴的温馨。 朱淑真自幼聪颖,在她五六岁时,当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窗隙,落在书窗案头的青石砚台上。刚会走路的朱淑真就爱学父亲的模样,趴在书窗前的紫檀木案前,看窗外不远的西湖水在阳光下闪发光粼,听从西湖传来的潺潺水声,成了她童年时的情感体验。 在晨风的轻拂中,她跟着父亲吟诵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诗句。声音清脆响亮。被父亲夸她“举止大方,有才华、有诗韵、有风度,声音如琵琶在弹奏”。除了读和背诵诗词,她还喜欢书法和绘画,常会用笔蘸着墨汁,在宣纸上写下歪歪扭扭的字迹;还在案头的宣纸上,用稚嫩的笔勾勒出荷花、蜻蜓。除了这些,她还在书窗下学习抚琴吟唱,优雅的琴声与窗外小树林中鸟的歌唱声交织,吸引了周边的行人,被称之为小才女。 在书窗下,好奇的朱淑真还会听父亲给她讲历史故事伯牙的故事。伯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琴师,最擅长弹琴,弹琴技术高,但他一直缺少能理解他音乐的人。直到他遇到樵夫钟子期,钟子期通过伯牙的琴声感受到他的情感和思想,两人因此成为知音……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美丽的传说,更是一则富有哲理的人生寓言,告诉朱淑真,从小要懂得珍惜知音,重视心灵的沟通与共鸣。父亲除了给她讲伯牙,还讲东晋时期梁山泊和祝英台的生死相随的故事,成了她心中最初的书窗之梦。 朱淑真的童年书窗,是南宋仕宦人家雅致的缩影,也是她才情与个性成长的摇篮。在书窗下,她学会了用诗词表达情感,用书画描绘风景。在父母的开明与包容中,她养成了率真烂漫的性格。从此这扇临近西湖和被洒满阳光的书窗,见证了她从懵懂孩童到才女雏形的蜕变,也为她日后在词坛的绽放,埋下了最动人的伏笔。 朱淑真进入少女时期,已经成为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的“才女”。在她写的诗里,满满都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词风明朗而轻快,笔调稚嫩而柔软,在感叹还包裹着一份灵动的孩子气。 夏日的午后,蝉鸣聒噪,朱淑真却总爱独自坐在窗边。那时的她,爱穿淡红色的衫裙,裙角被微风轻轻扬起,她手中捧着的《西厢记》,被透过窗纱的阳光,在脸上镀上一层金色,就连翻书的沙沙声,都成了岁月静好的注脚。于是,她即兴写了一首《夏日游水阁》诗:“淡红衫子透肌肤,夏日初长水阁虚。独自凭阑无个事,水风凉处读文书。”这首诗描绘了夏日初长时,诗人独自凭栏,于水风凉处读书的情景,展现了诗人闲适自在的生活状态。反映了她当时的心境和生活状态。父亲看完她写的诗后,很高兴地与她一同品茗论诗。 朱淑真少女时期己长得貌美如花。一个秋日,朱淑真在书窗下触景生情写下了《秋日偶成》:“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前二句的意思是少女初学梳妆,心中已萌发情思,却不知这份心意最终属于谁。意味着古代少女成年时,已开始接触婚嫁议题,少女己经开始学习自我塑造与展示,也暗示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爱情的朦胧期待。后两句表达了她希望将如中秋圆月般美好的情感,寄托于写给伴侣的万首诗中,体现了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即是一位能诗会赋、有共同爱好和情趣的知音。父亲读罢,眼中满是欣慰,笑着问她:“将来若遇了真正懂你的人,定要好好待他。”那时的朱淑真还未懂得自己写“萧郎”的深意,只是懵懂地应着,却不知这句诗中,早已埋下了她对浪漫与自由的向往。 随着她的长大,她的父母却是希望她能成为一位大家闺秀。随着她的不断努力,朱淑真的才气很快远近闻名。当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她期待的是一个才华横溢、能诗能文的伴侣,但她的世界被“仕宦之家”的规矩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潜规则牢牢禁锢着。按常理,她应精通女红厨艺,为嫁入豪门做准备,可她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她除爱读四书五经,还爱游杭州山水,爱以写诗词抒怀。这种“不合时宜”的觉醒,让她在书窗下开始了在精神的旷野中独自奔跑。 朱淑真的父亲是地方官员,本可为她铺就一条“安稳”的婚姻之路,可媒人上门时却犯了愁:原来朱淑真太有才了远近闻名,提亲的人虽络绎不绝,但都没有成功。朱淑真的才情,却成为了她青春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她只能在深夜的书窗下,借着油灯的微光,诵读自己喜欢的《诗经》《楚辞》,在泛黄的诗稿中,埋下对自由的渴望。那时的书窗,成为她与世俗对抗的第一道防线。 相传在这一时期,朱淑真爱上一位也能写诗词的穷书生,两人曾有过一段诗词唱和交往密切的过程,并心中自然产生了互爱的情愫,朱淑真父母知道了坚决反对,两人从此被拆散。后来由父母做主,将她嫁给了一个地方上家底较为殷实的一个小官吏。初婚时,两人的感情尚好。但朱淑真丈夫对文学毫无灵气,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当朱淑真用诗要和他唱和时,却就像是对牛弹琴一样。 有一天,朱淑真忽然想起要给穷书生寄一首唱和诗,便在纸上画了个圈儿,还在寄的一本书脊夹缝里藏了一首《相思词》,此事被丈夫看到后顿时心情不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矛盾逐渐显现。更糟糕的是,这个丈夫还染上了拈花惹草的恶习。朱淑真哀叹自己的人生不幸,即兴写下了“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的诗句,表达了她与丈夫已经无法相容的痛苦。 终于一天,这个看似无用的丈夫当着面告诉她,自己要娶个小妾回家。这样的明目张胆,今朱淑真再忍不住了,她表示反对。然不久,丈夫被调往别的地方为官,当朱淑真知道他要带着小妾同往时,她的心中顿觉翻江倒海般的痛,于是便借自己的身体不好,希望丈夫让她留在娘家养病。这样两人就此分道扬镳。面对现实,朱淑真苦闷极了,她想不通为何自己想追求一份理想中的美好爱情和婚姻,最后却落到支离破碎的下场。绝望中,她发出了“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的呐喊。还写下“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的决绝诗句,把鸥鹭和鸳鸯羽翼不同,不宜同处一池,比喻为夫妻双方很难彼此适应,难以沟通,暗指婚姻中双方志趣不合,难以和谐相处。最终选择分居回娘家为宜。所以之后在她的一些作品中,总是会出现表达对初恋的思念和离别之苦的诗文。 分居后,她独坐在她的书窗下,以纯情的少女之心,创作了许多表达思念与遐想的情感诗词。她的书窗,也成为了她与附近一些文人雅士唱和的窗口。虽然当时的社会不允许女性随便见外男,可她总是以少女的浪漫心理,或借“赏梅”之名,或托“传诗”之由,与志同道合的文人一起开展诗词唱和,寻得一丝精神的共鸣。她在《蝶恋花·春景》中写道:“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独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绿满山川闻杜宇。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说的是她以书窗为立足点,望着楼外的垂杨、柳絮、杜宇,以“把酒送春”的悲壮,抒发对青春易逝、理想难酬的绝望。书窗内的她,是孤独的,却也是清醒的。她不愿随波逐流,宁愿在“潇潇雨”中,独自坚守书窗下的灵魂净土。 在《清平乐·夏日游湖》中她写道:“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这首叙事言情之作,刻画了一位感情生活愉悦的少女形象。词的开篇以“娇痴”二字勾勒出少女在恋人怀中毫无顾忌的娇憨之态,“和衣睡倒人怀”的细节描写,将两人亲密无间的互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分手时“归来懒傍妆台”的慵懒情态,更将少女沉浸在甜蜜回忆中、无心梳妆的娇羞与满足感刻画得入木三分,尽显少女情态的纯真与热烈。 在《生查子·元夕》中写道:“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首词是朱淑真作品中极具争议的经典,她以元宵节的今昔对比,抒发了刻骨铭心的相思之苦与物是人非的悲凉。上片回忆去年元宵与恋人相约的美好场景,“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勾勒出繁华浪漫的氛围,暗含两人私会时的隐秘与甜蜜;下片转写今年元宵的孤寂,“月与灯依旧”的重复,强化了时光流转、人事已非的无奈,最终以“泪满春衫袖”的直白抒情,将相思成疾、物是人非的悲痛推向高潮。此词语言浅白如话,却情感浓烈真挚,成为千古传诵的相思绝唱。 在《菩萨蛮·山亭水榭秋方半》中写道:“山亭水榭秋方半,凤帏寂寞无聊懒。香冷欲擎云,月寒犹卷门。愁多知几许,刚为青苗树。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这首闺怨词以中秋前后的秋景为背景,抒发了朱淑真因包办婚姻而深陷的孤寂愁苦。开篇“山亭水榭”的良辰美景与“凤帏寂寞”的内心凄凉形成强烈反差,凸显“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无奈。词中“旧愁未去,新愁又生”的愁绪叠加,以及“起来临绣户”却只见“疏萤度”的失望,将她独居的孤寂感层层递进。最妙的是结句“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词人移情于月,赋予月亮人情味,写月亮因怜悯闺中人的孤栖而“不忍独圆”,以缺月之形映照自身之孤,比苏东坡“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的圆月之叹更具婉曲之致,尽显愁苦的绵长与深沉。 除上述诗词外,她还写了《蝶恋花·送春》: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拟人手法,将暮春景色表现得委婉多姿、细腻动人。表达了词人对春天离去的惋惜与惆怅之情;《书窗即事》:通过花落、鸟啼点染春归的气氛,借蜂蝶的多情行为抒发自己眷恋春天的深情;《减字木兰花·春怨》:充分表现出朱淑真孤独与寂寞的情感,似乎“独”字贯穿在她的一切活动中;朱淑真在词中透露出对知音的渴望,同时反映了她因婚姻不幸而产生的愁怨之情。尽显封建时代女性被婚姻束缚、内心苦闷无处诉说的悲剧命运。 以上这些诗词都是她在丈夫走后,以诗词为墨,以岁月为纸,以少女的心态书写出的超越时代的灵魂独白。她的书窗,既是成为她对抗世俗的堡垒,也是成为她安放灵魂的栖息地,更是一扇照见宋代女性精神世界的意境含蓄和深邃。 朱淑真在婚姻中遭遇不幸,在与丈夫志趣不相投,感情破裂的情况下,父母不但不理解,而且还会去指责她。这就更导致了她的极度孤寂、苦闷。朱淑真和丈夫的长期不睦分居,实际上已成为了事实的离异。面对这一切,朱淑真大胆地以少女的情怀,把自己想要的幸福通过各种方式,用诗词反映出来,所以她的作品又显得较为香艳露骨〔因为内容涉及情爱或女性魅力描写既艳丽妩媚,又直白毫无掩饰,暗示过度暴露〕,故她的爱情诗词在当时在诗界带有一些争议,表明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苛刻和限制。另有一说是因她与其他男文友在一起诗词唱和,还被传为她也有婚外恋情。在多种非议下,使她最终陷入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状态。1180年中的某日,朱淑真带着病体走近了西湖畔,面对荡漾的湖水,她投入了西湖,时年约45岁。 朱淑真的投河自尽的消息传开后,人们在叙说时,都对她的死表示婉惜。朱淑真过世后,满腹封建思想的父母为嫌弃她伤风败俗,将其生前的文稿搬出在场院准备付之一炬,好在当时在现场的一些有识之士拾起她的诗稿并留下。之后由南宋爱好文学的官员魏仲恭辑录其诗为《断肠集》十卷,并写序,使得朱淑真的作品得以流传后世。后又有南宋时期学者郑元佐注释了朱淑真的《断肠诗集》,并又增辑后集七卷;作注《断肠诗集前集》十卷和《断肠诗集后集》八卷等;其中《断肠集》中的《如梦令》《一剪梅》等词被广为流传。 如今,当我们翻开《断肠集》,读着朱淑真的诗,仿佛仍能看见她坐在书窗前的身影。朱淑真的书窗,是她写就的一首对抗世俗堡垒、呼唤女性人格独立的诗;抒发了誓不与世俗礼教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喊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最强音。她的每一句诗都流淌着灵魂的痛楚与觉醒,她是宋词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位重要女性人物。 朱淑真在书窗下的故事,彰显了她的独特才华。她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才女之一,对后世女性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宋代伤痕文学代表”的有独特见解的才女。 南宋才女张玉娘的书窗。张玉娘生于宋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春,出生在处州松阳(今浙江丽水)一个书香门第的官员家庭,名玉娘,字若琼。家庭祖辈都是做官,曾祖父是淳熙八年进士,祖父做过登士郎。父亲曾任过提举官,这样的家学渊源,让张玉娘自幼浸润在笔墨纸砚的书香雅苑中。 张玉娘敏慧绝伦,自幼热爱读书并不断追求知识。张府书房的书窗下,是张玉娘童年生活的精神乐园。书窗不仅是启蒙她学习的场所,更是她的诗词才华萌发、情感世界孕育的空间。书窗下,她在父母带教下,从小就能诵读经史子集〔经,包括儒家经传方面的书;史,包括各种历史书、地理书;子,包括诸子百家的著作;集,包括诗、文、词、赋等〕,学习诗词格律。这种“饱学”的经历,为她日后创作诗词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基础。 每天清晨,除了读书诵经,她还喜欢伴着鸟鸣研墨铺纸,临摹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因母亲告诉她:《兰亭序》不仅文学价值极高,其书法章法、结构、笔法完美无瑕,是书法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是集文学、书法、哲学于一体的经典之作,故她越写越有劲。午后,她在母亲指导下诵读《诗经》,在读“关关雎鸠”中初识情思的婉转;黄昏,父亲还会为她讲解《史记》里的忠义故事,如“周公摄政”、“孔子周游列国”、“萧何保全关中”等,在她幼小的记忆里,络下了展现了古代忠臣义士的高尚品质,种下了甘愿为赏识自己、栽培自己的人献身的千古绝唱。 她聪慧过人,稍大些便能即兴赋诗。当邻家孩童玩“猜谜”游戏时,她看到了就会随口编出“白玉盘中盛珍珠,银烛影里舞清辉”的打油诗,引得满院哄笑;当地私塾先生夸她:“才比班昭”。她听了只是抿嘴浅笑,心里在想,我还要编得更好! 说来也是巧合,与她同年同月同日生(仅早三个时辰)的孩子,就是隔壁邻居沈家的小儿子沈佺,沈佺是北宋徽宗时期状元沈晦的第七代孙,出身松阳(今浙江丽水)书香门第,两家毗邻而居,而且又是表亲关系。看着两个孩子蹦蹦跳跳在一起,故两家父母决定为两个孩子许下婚约,这在当时被传为“才子佳人”的娃娃亲组合。 孩童时的张玉娘与沈佺,他们生活在青梅竹马的岁月里,种下了朦胧的情愫种子。如春日一起踏青,夏日一起扛着粘在竹圈上的蜘蛛网在树上粘住蝉翅捉蝉等。沈佺从小爱画山水,平时总爱用竹枝蘸着晨露,在溪边的石头勾勒松阳的青山绿水;张玉娘除了爱写诗,还在母亲指导下学会了刺绣,亲手绣制了一个香囊。将汉代才女卓文君所作的《白头吟》中的“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期许,缝进了香囊每一根丝线中,把她心中的小秘密藏进《紫香囊》的针脚里。 在书窗下,端庄温婉的张玉娘还常常对着窗外的松阳青山吟诗;书窗下不仅成了她写诗文的摇篮,更是成为她的性格与情志的塑造之地,时间一长,骨子里藏满了挚着的倔强。 15岁那年,张家和沈家在一个好日子为孩子的成亲订婚交换了男女生辰八字的帖子,决定为二个孩子定下婚约。从此张玉娘的书房多了一份写诗的激情。她在婚约后研墨写下了《双燕离》。其中的句子:“燕子双去复双来,将雏成旧垒”,暗喻她和沈佺永不分离并立下誓言;沈佺看了,也立即回赠一首《折杨柳》。其中写道:“柳枝袅袅牵人思,愿随春风到君侧”。用柔情回应这份赤诚。他们的诗笺,藏在了张府的书架深处,成了少年时期她们最珍贵的纪念。她还以《紫香囊》写下诗:“珍重天孙剪紫霞,沉香羞认旧繁华。纫兰独抱灵均操,不带春风儿女花。”这是张玉娘送给沈佺的香囊题诗,表面写高洁志向,实则暗藏“非君不嫁”的决心。诗中“珍重天孙剪紫霞”以紫霞喻二人纯洁爱情,“不带春风儿女花”则表明不愿随波逐流、改嫁他人的坚定。从此,他们在赏景过程中,常常在观景中即兴和诗,情感越来越深。 南宋末年,江南地区突发瘟疫并大规模传染。沈佺的父母不幸染病双亡。家中的大树倒下以后,沈家的家境骤然下落。张玉娘的父亲张懋见沈家生活开始贫寒,便萌生了悔婚念头。信息传到女儿张玉娘耳朵里,她坚决不同意,而且要以死相争,并写下了诗《双燕离》。其中的:“朱户琼窗侣梦违”,既暗指她与沈佺的婚约面临变故,也借“琼窗”这一书窗意象,寄托对往昔书窗下共读时光的怀念。最终父母只得妥协。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是“欲为佳婿,必待乘龙”的条件。也就是说,沈佺必须要考取功名,方能迎娶女儿张玉娘。 为履行婚约,在张玉娘的鼓励下,沈佺找回了原本失去考取功名的信心,于是白天黑夜抓住时间发愤攻读,最后在张玉娘的资助下,于南宋咸淳辛未年(1271年)上京赵考。张玉娘在送别沈佺赴京应试时写了《送沈生》,其中“把酒上河梁,送君灞陵道”的离别场景,与书窗下的“细与温存”形成对比,凸显书窗作为“情感港湾”的深情厚意。还以“白杨花发春正美,黄鹄帘低垂”的意象,抒发了她对爱情的坚守与对离别的不舍。 沈佺记着张玉娘对他的好,用百倍的信心走进了考场,经过努力的沈佺一举获得成功,高中榜眼,名震京师。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时间的下决心苦读,沈佺的身体被累得耗损,加上他在进京赶考途中染上了伤寒,所以当他接到高中榜眼准备与张玉娘团聚庆贺的时候,他忽然病情恶化倒在返程途中。张玉娘获知消息,她含着泪水写下了自己非沈佺不嫁的誓言。当临终前的沈佺收到张玉娘“愿死以同穴”的遗言表达对他的坚守时。沈佺含泪强撑着身子用颤抖的手写诗回应:“隔水度仙妃,清绝雪争飞。娇花羞素质,秋月见寒辉。何当饮云液,共跨双鸾归。”表达了他对张玉娘的敬仰和理解。 沈佺写毕后就病逝,时年22岁。张玉娘知道后悲痛欲绝,矢志守节。她坐在书窗下,除了回忆她和沈佺从童年、少年和成年的交往。包括赏景、互动交流、诗词唱和等,就会泪似雨下。她在书窗下回忆童年时期学写诗歌;少女时期写出的《清昼》:“昼静春偏远,诗成兴转赊。看山凭画阁,问竹过邻家。摘翠闲惊鸟,烧烟晓煮茶。无端双蛱蝶,绕袖错寻花。”诗中“摘翠惊鸟”“煮茶引蝶”的细节,生动勾勒出她风雅的生活情趣,画面清新明丽,春日闲适的闺阁生活,尽显少女时的灵动与雅致。此诗曾被誉为“以乐景衬闲愁”的佳作。 沈佺离世后,张玉嫁闭门守节,在相思与哀伤中度过了整整6年时光。在这6年中,她以诗为伴,写下了许多诗词。如《山之高》(三章选录)第一章直抒相思:“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以“山高月小”的视觉反差,烘托相思的深沉;“一日不见”的直白呐喊,将分离的痛苦推向极致,与《诗经·卷耳》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异曲同工,却更显女子的真挚炽烈。第二章以苦喻情:“采苦采苦,于山之南。忡忡忧心,其何以堪。”借“苦菜”的苦涩,隐喻相思的煎熬;“忡忡忧心”四字,将内心的焦灼与无助刻画得入木三分,仿佛能看到她在山野间独自采苦、泪洒衣襟的画面。第三章(生死告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以“古人”(指代沈佺)呼应,表达“心意相通,生死不渝”的坚定,即便生死相隔,这份思念也永不消散。 她的《古别离》:“下阶欲别离,相对映兰丛。含辞未及吐,泪落兰丛中。高堂秋静日,罗衣飘暮风。谁能待明月,回首见床空。”此诗写于沈佺被迫离家赴考、两人被迫分离之际,是张玉娘对“离别”这一残酷现实的泣血控诉。以“兰丛”的芬芳反衬离别的凄苦,两人相对无言,泪水滴落兰草之间,画面凄美而令人心碎,仿佛能闻到泪水的咸涩与兰草的清香交织的绝望气息。此诗不仅表达了个人的情感体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离别和命运的无奈与感慨。 她的《哭沈生》:“中路怜长别,无因复见闻。愿将今日意,化作阳台云。仙郎久未归,一归笑春风。怅恨生死别,梦魂还再逢。” 以上这些诗都是张玉娘在沈佺病逝途中、未能见到他最后一面而创作的悼亡诗,是她爱情悲剧的终极悲歌。“中路怜长别”道出沈佺病逝途中的遗憾;“愿将今日意,化作阳台云”以“阳台云”寄托生死相随的愿望;“怅恨生死别”直白道出“生离”变“死别”的绝望;“梦魂还再逢”则以“梦”为唯一慰藉,尽显思念的执念与痛苦。此诗被誉为比《梁祝》更凄美的爱情悲剧。 如《玉蝴蝶·离情》中的片段:“极目天空,春山蹙损。倚遍雕阑,翠竹参差声戛。环佩珊珊,拭啼痕,强作欢颜。镜光羞照,孤负青鸾。何时星前月下,重将清冷,细与温存?蓟燕秋劲,玉郎未归鞍。到黄昏,败荷疏雨,几度销魂。”此词以“离情”为题,是张玉娘与沈佺分别后的泣血之作。开篇“春山蹙损”以拟人手法写愁眉紧锁,“败荷疏雨”“黄昏”等意象层层渲染孤寂氛围;“玉郎未归鞍”直指爱人音信全无的绝望,“几度销魂”则将离别后的反复煎熬具象化。整首词以景衬情,将“望断天涯路”的悲怆刻画得入木三分。 在《寄沈佺》的片段中:“中路怜长别,无因复见闻。愿将今日意,化作阳台云。妾不偶于君,愿死以同穴也!”这是张玉娘得知沈佺病重后,寄出的泣血家书。诗中“中路怜长别”直指爱人命悬一线的绝望,“愿死以同穴”更是以生命为誓,宣告“非君不嫁,非君不活”的决绝。后来沈佺病逝,张玉娘以“白衣素服,哭到晕厥”回应,此诗成为两人“松阳梁祝”悲剧的“终章”,字字泣血,句句痴绝,是张玉娘悲怆情感的生死同穴“终极爆发”。 张玉娘在书窗下用6年的时间追忆和用泪水写下一首首从她心中流出的诗。这其中她还多次拒绝父母逼她再嫁,最后于1277在忧郁中绝食自尽,时年28岁。死后根据她生前意愿,与沈佺合葬于松阳县西郭枫林旁。而原在她身边陪伴的丫鬟、鹦鹉鸟也因悲痛相继离世,被合葬在附近的“鹦鹉冢”。这段“有情人难成眷属,含恨千古”的故事,在张玉娘的诗作中写成了“梁祝版”的凄美色彩。她的人生故事成为南宋最动人的爱情悲剧之一。 张玉娘死后,她留下的遗作有《兰雪集》两卷,存诗117首、词16阙。在《兰雪集》中,她的作品诗体裁多样,题材和风格迥然相异,既有清丽凄婉的爱情悲唱,又有气势磅礴、壮怀激烈的爱国咏叹,很有艺术成就。《兰雪集》是由宋末元初张玉娘的族孙,收集整理集录汇编而成。被元明学者称赞有《诗经》之风,体现了她对爱情的执着与哀婉。后又被著录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的别集类存目,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张玉娘在书窗下写就的诗词,在南宋文坛上自成一体。现代著名文学研究专家、词学家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将她列为“宋代四大词家”之一〔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娘〕。现代戏曲史家赵景深称其故事为“一出希腊式的大悲剧”,她的诗作正是这场悲剧的情感载体,将“求而不得”“生离死别”的悲怆推向极致。 张玉娘的书窗,是南宋闺阁女性的精神镜像,是乱世中个体生命的诗意栖居。她的文字,既有“小窗绝嚣响”的静谧之美,也有“千里相思共明月”的深情之痛,更有“长驱空朔漠”的家国之志。而沈佺作为她生命中的挚爱,其“生死相守”的情志也成为南宋忠贞爱情的象征。 今天,当我们重读张玉娘在书窗下写的诗,不仅是在品味一首首绝美的宋词,更是在触摸一个灵魂在乱世中的挣扎、穿越与坚守的人格精神绽放的才女。她是中华文化中“才情与忠贞”的永恒符号。 南宋女词人吴淑姬的书窗。吴淑姬约公元1185年前后在世,出生于湖州(浙江)一户贫寒家庭,父亲是当地秀才,是地方上的一位教师先生,母亲是普通农家女子,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支撑起贫寒的家庭。 作为秀才的家庭,家中亦有少些藏书。在一方简易的书窗下,吴淑姬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接触了《诗经》、《花间集》等中的一些经典诗词,从童蒙时期就开始学习格律与意象表达,包括学习怎样写作诗词,为吴淑姬提供了良好的文学启蒙环境,也为她日后对事物理解、分析、感悟、觉悟的能力和才华埋下了伏笔。 书窗下,吴淑姬还从小受宋代的“母教”文化影响,在母亲督促下如何培养礼仪。核心的文学启蒙仍来自父亲的指点。在父亲的教导下,幼年的吴淑姬常在父亲批改作业的桌旁,捧着泛黄的诗卷反复吟诵,这样的家学氛围滋养了她的文学天赋。夜晚,在书窗的油灯下,她乐于反复吟诵诗卷。她7岁能作诗、12岁通音律。书窗下的吟咏为她日后“慧而能诗词”的才名奠定基础。是当时寒门家庭“倾尽资源培养才女”的一户典型。 从童年到少年,吴淑姬的容貌开始越长越美,成为当地“貌美、慧而能诗词”的少年才女。又由于吴淑姬以才情闻名,所以地方上的一些富家子弟都想强占她为妾。但吴淑姬不愿并尽量避开他们的骚扰。后来她却被人诬告不守妇道,指控她有“偷欢”食野食的行径。她气愤之极,投郡进行控诉。却反而被一帮掌控权势的无懒倒打一耙,还把她抓进了监狱,成为一桩压在才女身上的一桩冤案。她不服,多次泪似雨下地伸冤,受到了地方主婆官员的关注。当时刚上任的湖州知州王十朋〔史记上任不久的知州王十朋〔1167年上任〕知道了此案,当他知道吴淑姬蒙冤,于是便让她以“冬末春初积雪未消、寒梅怒放”为题当庭即兴作词。以观她的才华和诉求实情进行公正处罚。 这是1167年冬,湖州府衙的公堂上,吴淑姬被戴着沉重枷锁跪于阶下。郡僚们为验证其实情和才名,设下“以词自证”的生死考题:吴淑姬心中明白,若能即席赋词见真自己的才华,便能反击恶鬼为自己申冤。彼时窗外梅枝覆雪,吴淑姬略一凝思,挥就了《长相思令·烟霏霏》:“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塞管催。” 词中“烟霏霏,雪霏霏”的恶劣气候,暗喻词人蒙受冤屈的黑暗环境;“雪向梅花枝上堆”的沉重压迫,既是自然之雪,更是流言蜚语的枷锁;“春从何处回”的叩问,是对清白与自由的渴望;“疏影横斜安在哉”的设问,化用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的典故,既证明自己的清白,又暗含对司法黑暗的控诉。这首词通过描绘雪景和梅花,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愁苦和对春天的期盼。字里行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诗词展现了吴淑姬卓越的文学才华,也正是因为这这首词的深意打动了郡僚,第二天郡僚就将吴淑姬的冤情如实转告予知州王十朋,王十朋知道真相后下令将其释放,最终她洗刷了冤屈,重新获得人生自由。 这场“狱中书窗”的即兴创作,不仅洗刷了冤屈,更让吴淑姬的词作成为宋代女性文学中“以文证道”的特例。吴淑姬的这首词被后世称为“中国词史上的绝地反击”。此案后来被收录在清代的《洗冤录》集中。法官范应铃还在批注此案中写道:“才女之词,竟成铁证,此乃法律之耻,更是文明之幸。” 然而使吴淑姬伤心的是,当她蒙冤入狱期间,父亲因她的蒙冤遭受奇耻大辱、家族名誉扫地,爱好面子的秀才父亲在呼天喊地后最终上吊zisha。这一悲剧性结局,又一次成为吴淑姬人生转折的关键节点,同时也侧面反映了当时一些家庭对“名节”的极端重视。这对吴淑姬和家庭是沉重打击。 家族名誉扫地,吴淑姬无人敢明媒正娶。为了活下去,吴淑姬被迫成为周介卿(有经济实力的人)其子之妾。原因是因为周介卿的儿子倾慕她的才华,便出资将她买下做妾,并取名淑姬。这也是历史上吴淑姬名字流传的真正来历。之后,吴淑姬在苕溪畔的深宅大院中的书窗下,将满腔悲愤化作词章,写下了她的诸多诗词。从侧面印证了她自幼在诗书浸润中积累的才情,而“书窗”正是成为她重新打磨诗词创作、技艺、孕育才情的起点。 吴淑姬在诗词代表作《小重山·春愁》写道:“谢了荼縻春事休。无多花片子,缀枝头。庭槐影碎被风揉。莺虽老,声尚带娇羞。独自倚妆楼。一川烟草浪,衬云浮。不如归去下帘钩。心儿小,难著许多愁。”词中“谢了荼蘼春事休”的残春景象,既是自然之春的消逝,也是诉说词人青春的凋零;“一川烟草浪”的独创意象,将无边愁绪具象化为滚滚草浪,更显女性视角的细腻与凄绝。此时她的“书窗”,是深宅大院中隔绝外界的屏障,也是词人倾诉悲愤的唯一出口。此诗词被誉为是宋代女性文学的巅峰之作。 她在《惜分飞·送别》中写道:“岸柳依依拖金缕。是我朝来别处。惟有多情絮。故来衣上留人住。两眼啼红空弹与。未见桃花又去。一片征帆举。断肠遥指苕溪路。”以“多情絮”“留人住”赋予柳絮人性,将离人的不舍投射于自然景物,实现情景交融。通过“啼红”“空弹”“遥指”等动作细节,生动展现离人的悲痛与无助,让情感更具感染力。柳、絮、征帆、苕溪等意象,既贴合送别场景,又承载了传统诗词中“折柳送别”“舟行离别”的文化内涵,拓展了词的意境空间。这首词以婉约之笔写深挚离情,语言清丽,情感真挚,展现了吴淑姬敏锐的观察力与高超的抒情技巧,成为南宋女性送别词中的佳作。 她在《祝英台近·春恨》中写道:“粉痕销,芳信断,好梦又无据。病酒无聊,欹枕听春雨。断肠曲曲屏山,温温沉水,都是旧、看承人处。久离阻。应念一点芳心,闲愁知几许?偷照菱花,清瘦自羞觑。可堪梅子酸时,杨花飞絮,乱莺闹、催将春去。”一是其艺术特seqing景交融。通过选取“春雨”“屏山”“沉水”“杨花”“飞絮”等暮春意象,将抽象的“闲愁”具象化,实现情景的高度融合。二是细节传神,情感真挚:通过“欹枕听雨”“偷照菱花”等生活化细节,生动展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情感表达细腻而不失力度。三是词牌契合,借题发挥:《祝英台近》词牌源于梁祝爱情悲剧,吴淑姬借这一词牌名,既暗含对美好情感逝去的哀悼,又以“春恨”为表、身世之悲为里,赋予词作更深层的意蕴。 总之,这首词以婉约笔触勾勒出闺中女子的愁苦心境,既有个人情感的细腻抒发,也折射出古代女性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是南宋婉约词中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佳作。 吴淑姬约于1185年左右离世〔卒年不详〕。吴淑姬曾写过许多诗词,但现存只留存32首,其中28首创作于冤案之后。当代学者在《宋代女性文学与法律》的研究中发现:从吴淑姬案后,南宋女性诉讼胜诉率提升了17%。她的许多诗词,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歌,更是宋代女性冲破礼教束缚、以文学争取话语权的象征,吴淑姬功不可没。 历代著名文人对吴淑姬创作的诗词予以高度评价。后世文学评论家、《全宋词》等文献的编纂者,在通过收录其词作后,间接肯定了她的文学价值,赞扬说:“佳处不减李易安(李清照)。”这一评价,既肯定了吴淑姬的文学艺术成就,也揭示了宋代女性文学的多元面貌。她不同于李清照的婉约深情、朱淑真的直白哀怨,张玉娘的意境悠远,她的词作是具有以“以景喻情、以词证道”的独特风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吴淑姬与李清照、朱淑真、张玉娘并称为“宋代四大女词人”。她是南宋词坛不可忽视的一位文学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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