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治齐”的智慧双壁

鲁文可 · 发表于 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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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晏治齐”的智慧双壁

---读《管子》《晏子春秋》随记

　　《齐河县志》载：齐河县城驻地晏城，是山东古镇之一。“春秋时，为齐国正卿晏婴采邑，故名"晏”，时人筑城修宅，谓之晏城，是齐国唯一以晏婴姓氏而取名的城镇。城内原筑有晏婴宅，供其临时下榻。”晏婴连任齐国正卿50余年，先后辅佐三代君王，以节俭力行、谦恭下士著称。为纪念这位名相，后人在晏城镇毛官屯村筑起晏婴衣冠冢，在城内建有晏婴祠、晏婴路、晏婴广场。晏城因晏子而名传遐迩，晏子因重民爱民乐民而名垂青史。晏婴遗风，遍及桑梓，后世流芳，熠熠生辉！

　　我身处晏婴采邑之地，很自然的就对这位贤相充满了景仰。本人在从事史志工作期间，虽曾查阅、编写过有关晏婴的资料、文章，但多为应急公务，并没有真正精读过《晏子春秋》，更谈不上深刻理解其思想精髓。退休后，有了充足时间，得以坐下来读了部分传统书籍，其中带着故土深情重新通读细读了《晏子春秋》，同时兼读了齐国的另位名相管仲的《管子》，读后豁然开朗，教益良多，遂整理笔记，成此小文。

　　在读两书之前，先读了《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将管仲、晏婴合传，赞曰：“夷吾成霸，平仲称贤。成礼而去，人望存焉”，高度评价管仲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晏婴以贤德闻名于世，“齐国二相”依礼践行使命，其声望与贡献永载史册。太史公又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意思是说，读了他们的著作后，想让世人了解其生平事迹，遂为其作传。受此启发，我亦步亦趋，先后细读《管子》与《晏子春秋》，愈读愈觉两部著作堪称“齐国双贤”的智慧双璧，“管晏治齐”的历史宝典。

　　一、《管子》：经世致用的治国宝典

　　通读《管子》，给我的基本印象是，它与其他先秦诸子的最大不同，在于摒弃空谈义理的玄虚，突出治国理政的实践操作。它不像《论语》专崇仁德，不像《老子》追求无为，也不像《韩非子》专论法治，而是博采众长，形成了一套以治国为核心的综合性学说，充满了一种经世济民、务实求真的治国智慧。

　　从书中还能看出，《管子》并非管仲亲著，而是依托管仲思想和实践，由先贤学者集体编撰而成，是先秦诸子文集中篇幅宏富、体系完备、内容广博的政论著作之一。该书现存七十六篇，思想上兼容并蓄，融合了道、儒、法、兵、阴阳家等多元学说，内容上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法律、伦理诸多领域，堪称春秋时期齐国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文体上大致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轻重”等部分，各篇长短不一，风格各异，既有理论阐述、史事记载，也有具体政策设计，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民为本、以法治国，以德化民，以利养民，以兵强国”，集中体现了齐国“因俗简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务实传统。

　　在政治方面，强调富民为先，顺民心者昌。开卷第一篇《牧民》即点明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将民心向背与政权兴衰紧密关联，把“顺民心”作为治政的根本准则，进而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千古名言。《治国》篇又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强调治国的道理就是要先解决民众的温饱和富裕问题，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贫穷就难以治理，深刻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入国》篇提出“九惠之教”，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赈困、接绝”，推行九种社会救济的民生措施，敬重百姓，慈爱民众，帮助穷人，以赢得民心，稳定国家。

　　在经济方面，实行宏观调控，图谋富国强兵。《管子》系统谋划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贵轻重，慎权衡”，通货积财，利用市场调节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小匡》篇从经济基础重构入手，推行“四民分业”政策，士、农、工、商四类民众各聚一处，各司其职；《乘马》篇聚焦农业生产与土地管理，推行“均地分力”“与之分货”政策，明确土地权属、合理分配收益，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收，释放农业生产力，夯实国家经济基础；《轻重》诸篇主张“轻重之术”，提出“轻重九府”。所谓“轻重”，就是利用物价波动的规律，由国家掌控货币、平抑物价，在物资过剩时收购，短缺时抛售，顺势而动，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书中曰：“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意思是说，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则国家不能成立，并强调“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赈，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到安葬，穷者得到救济，招引天下人民。《地数》篇创设“官山海”之策，实行盐铁专卖，既保障民众生活稳定，又为国家建立了稳定的财政基础。这种将市场调节与国家调控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这无疑是极具开创性的。

　　更有趣的是，管子的“消费拉动就业”观点出人意料、十分新颖。《侈靡》篇曰：“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意思是说，把鸡蛋雕一雕花再煮，木柴刻一刻纹再烧，这样可以增加就业；让富人奢侈消费，乃至倡导“巨瘗堷、美垄墓、巨棺椁”，久丧厚葬，消耗富人财富，扩大穷人就业，让底层百姓有事干、有饭吃。仔细想想，这些看似荒唐的论说，打破了重义轻利的思想桎梏，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哲学方面，主张“礼法并用”，宣扬“国之四维”。一方面，强调法源于道，法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曰“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凡君国之重器，莫终于令”，制定明确、公正的法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令不可随意更改，君主要以身作则遵守法令，“法不阿贵”，以法治规范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重视礼义教化作用，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存续的四大支柱，教化引导民众向善，实现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权修》篇又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正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名句的最早来源。书中还涉及选贤任能、外交策略等诸多内容，形成一整套逻辑严密、可操作性强的治国体系。

　　在军事方面，主张“寓兵于农，平战结合”。书中有《七法》《兵法》等多篇论述兵法的独特观点。最为突出的是设计了一整套“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平战结合”制度，“作内政而寄军令”，这就类似于”全民皆兵“，推行”兵不离农，农不误兵”，农忙时生产，农闲时训练，和平时期安心生产，战时迅速组建军队。同时，《管子》还为这套军事体系设计了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措施，涵盖了行政、经济、社会、军事等多个领域，甚至推行“兵器赎罪制”，使得齐国兵器储备日益充足。孔子曾赞曰·：“管仲相齐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这是说，管仲辅佐齐国霸业，不是靠wu力杀···伐，而是靠国家综合威力，成就了春秋的首霸伟业。

　　《管子》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治国策略的完备，更在于他根据国情灵活取舍、务实变通的思维：尊重规律、顺应人性，承认人性之私，又不放纵私欲，通过制度设计将私人利益导向公共利益，让国家与人民形成互利共赢的共生关系。这种务实主义精神，即便在当今依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晏子春秋》：贤相风范的操守智慧

　　读《晏子春秋》比读《管子》更轻松有趣，全书以短篇故事形式写成，兼具史料性与文学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也非理论学说。全书八卷215篇文章，收录180余则故事，内篇六卷记载晏婴劝谏君主、匡正朝政的事迹，外篇二卷记述晏婴与诸侯、士人交往的故事及后人对其的评价与赞赏。所有故事均以晏婴为中心，通过其处理政务、料理事务的具体事例，以及他与君主的对话及言行举止，生动展现了这位“贤相”的政治智慧、清正廉明与人格魅力。全书每篇文章都是短小精悍，主题突出，读起来不拗口、不费解，不仅能了解一位历史名相的生平事迹，也能从中认识到一种为官做人的价值追求。按照我读后的理解，晏婴的政治智慧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民为本”是晏婴思想核心与行动准则。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极力劝谏“三公”体恤民情，轻徭薄赋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的事例，主张“权有无，均贫富”，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反对横征暴敛。《叔向问处乱世其行正曲晏子对以民为本》中，晏婴提出”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叔向问意孰为高行孰为厚晏子对以爱民乐民》篇中，他强调“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晏子始终将人民视为根本，他认为，“思想没有比爱护人民更高尚的，品行没有比让人民快乐更淳厚的。”当齐国遭遇饥荒时，晏婴主动向景公请求开仓放粮，同时减少自己的俸禄，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百姓，以实际行动践行“以民为天”的理念。

　　“以俭养德”是晏婴的人格魅力。书中多篇记载晏婴节俭力行的事例：穿衣，“衣缁布之衣”“一领狐裘三十年”；吃饭，“食脱粟之食”，吃粗粮，“肉不足”；居住，“湫隘嚣尘”，潮湿狭窄而又脏乱差；出行，“乘弊车，驾驽马”，乘坐的是劣马拉破车；对待俸禄，极力主张“德厚而受禄，德薄而辞禄”，即便告老还乡也拒收了齐景公的封邑传给儿孙。晏子认为，节俭是一个贤人的基本品质，他对富贵骄奢、铺张浪费的人或行为从心底里抱有一种反感，乃至对齐景公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多次批评。他身体力行，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齐景公多次给他调整住宅，还趁他出使在外替他建了一座新宅，他都坚决辞谢了。当齐景公赏赐他车马时，他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这就是说，他要以节俭作表率，以防百姓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以礼治国”是晏婴的政治品格。书中很突出地记述了晏子对礼的重视。他说：“礼者，所以御民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把礼看作是治国的根本，对无礼或不合礼的行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这里包括晏婴犯颜直谏、坚守正义、和而不同、敢于担当精神。面对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的过失行为，晏婴始终坚守“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原则，从不阿谀奉承，敢于直言进谏，以理服人。秉持“和而不同，坚守正义”的大无畏精神，挺直腰板，直言面谏。比如，庄公沉迷酒色、荒废朝政，晏子便以“酒醴之味，金石之乐，足以丧邦”劝谏；景公滥用刑罚、残害百姓，晏婴便以“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警示，等等。全书记载晏婴“劝谏敢谏”的文章占了大量篇幅，如《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景公爱嬖妾随其所欲晏子谏》等，他的劝谏让君王的错失有所收敛或改正，把他们从危险的道路上拉了回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利的。当然，晏子的劝谏并非生硬说教，而是善于运用比喻、寓言等方式委婉引导，既维护君主的尊严，又达到劝谏的目的，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沟通艺术。

　　“灵活应变”是晏婴的高超治理艺术。《晏子春秋》记述晏婴的政治生涯、治理艺术是全面的、立体的，充满了智慧和机敏。晏婴面对齐国政权更迭频繁、贵族骄奢淫逸、崔杼弑庄公之乱等复杂的政治环境，不死君难，不计较职位，能上能下，始终保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平衡。比如说，他谏言庄公遭无礼，果敢辞官东耕于海滨，曰：“君子有力于民，则进爵禄，不辞富贵；无力于民而旅食，不恶贫贱。“意思是说，如果有能力为百姓做事，就加官进爵享受俸禄；没能力为百姓做事，就另谋生活。当庄公被崔杼所弑，晏婴义正言辞，不为昏君殉死，也不逃亡国外，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景公下派他到东阿做宰邑六年，能够在现实政治中坚守原则，灵活应对。在对外交往中，他善于辞令，既维护国家尊严，又避免战争冲突。出使楚国时，遭遇楚王的羞辱，他凭借机智勇敢、不卑不亢的态度，先后挫败了“狗门迎客”“齐人善盗”等刁难，维护了齐国的尊严与声誉，展现了“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外交气节。书中还记有孔子对晏婴的高度肯定和评价，赞曰晏子：“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可谓能远害矣”；孔子误解晏后婴歉曰：”今丘失言于夫子，夫子讥之，是吾师也。”并派宰我去道歉，随后又亲去拜见晏子。由此足见晏婴的智慧与贤德，无愧成为后世从政为官的典范。

　　三、“智慧双壁”的遐思：古今相映的治理之道

　　通读《管子》与《晏子春秋》，掩卷遐思：两位贤相，前赴后继，从开创者到守成者，或以制度立国，或以德行化民，二者薪火相传，共同成就了齐国的强盛与文明；两部著作，如同“智慧双壁”，或突出治国之术，或彰显人格风范，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而深邃的治理图景。管晏遗风不仅属于春秋时期的齐国，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同时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经验借鉴。结合我在职时的工作思维，大体想到以下几点：

　　一则，“制度与人格”是治国理政的驱动双轮。《管子》所展现的是一套系统、精密、务实的制度设计与经济方略，如同国家的“骨骼”与“血脉”。通过“牧民”“轻重”“九府”等具体政策，构建起富国强兵的坚实框架。管仲的智慧在于，他深刻认识到“利”是驱动社会运行的基本力量，并善于通过制度引导和利用这种力量，达到“予之为取，政之宝也”的境界。这是一种宏大的、着眼于整体结构与根本动力的制度理性。而《晏子春秋》所彰显的是执政者的人格魅力、道德操守与政治艺术。晏婴如同一面“人镜”，以其节俭、忠诚、机智、仁爱等，展现了权力应有的人性边界与道德引领，这是一种灵活的、依赖于个体道德秉性与智慧的实践理性。二者结合，恰好揭示了有效治理的两个维度：健全的制度是基础，高尚的人格是引领。无制度则国无纲纪、事无常规；无人格则制度易沦为僵化空文，甚至成为苛政工具。管仲为齐国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制度与经济基础，是给齐国搭骨架的人，让齐国站得起来，走得出去；而晏婴则处在国力相对式微的时期，以个人德行弥补制度可能出现的疲敝，维系了国家的稳定与声望，是给齐国填血肉的人，让齐国站着的时候，还能暖得起来。这两个方面对于今日思考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如何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无疑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二则，“富国与安民”是发展路径的平衡智慧。《管子》毫不讳言追求“富国强兵“，其轻重之术”充满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精密算计与宏观掌控，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积聚国力是应对变局的根本。然而，这种“富国”并非纯粹的君主敛财，其底层逻辑是“富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才是国强的源泉。晏婴则更直接地站在“安民”“恤民”的第一线。在《晏子春秋》的记述中，他像是一位民意的代言人与守护者，几乎每次的重要劝谏，都与减轻民赋、体察民瘼、匡正君主相关。他以实际行动不断警示：国力的积累不能以民生的凋敝为代价，政权的稳定离不开民心的支持。二者的思想结合，揭示了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富国”与“安民”必须协同并进，发展的成果必须惠及于民，发展的过程需要关注社会公正与民生福祉。这也提醒后人，任何宏大的发展战略，都需要以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最终衡量标准。

　　三则，“变通与坚守”是从政艺术的辩证法则。管仲与晏婴都是务实的政治家，但他们的务实呈现出不同的面向。管仲的务实体现在“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改革精神上。他根据齐国的实际确立“尊王攘夷”战略，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因时因地变通，在复杂环境中明确发展方向，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成就齐国霸业。晏婴的务实则更多体现在复杂政治环境中对原则的坚守与灵活落实，“稳健守成、纠偏补弊”：他坚守礼制，更强调礼的实质是“节用”“爱民”；他忠于君主，“和而不同”，绝不阿谀盲从，坚守“国有道，即顺命；国无道，即衡命”，以道义为准绳进行劝谏；他“节俭力行”，既是一种道德坚守，也是一种在国力有限情况下务实的选择。两人的政治艺术共同表明：真正的智慧在于把握“变”与“常”的辩证法。管仲善“变”，变的是不合时宜的旧制；晏婴守“常”，守的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大道。没有“变”的勇气，无法开创新局；没有“常”的定力，容易迷失方向。

　　读罢两书，弥补了往日遗憾，也获得新的文化滋养：读《管子》，如登高望远，见江山脉络，经济机杼，窥识治国之“方略”，惊叹于其经世致用的治政智慧；读《晏子春秋》，如对坐清谈，观风骨气节，处世精微，觅得为政之“心法”，敬仰于其清正廉明的贤相风范。这一“方略”，这一“心法”，共同铸就了“管晏遗风”的丰富内涵。他们的智慧早已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升华为关于权力、民生、制度、道德等永恒命题的深刻思考。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今天，这份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智慧双壁”，依然闪烁着穿越时空的光芒，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引为镜鉴。历史虽不能简单重复，但智慧却可古今相映，常读常新。

　　 202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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