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靓才 | 马日事变前桂东农民运动发展纪略

李靓才

马日事变前桂东农民运动发展纪略

李靓才

　　在马日事变前夕的桂东，封建地.主与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已将农民逼至绝境。随着革命思潮的传入与中.共.党组织的建立，这片沉寂的土地迅速燃起燎原之火，一场组织严密、席卷全县的农民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深刻地整肃了当地的社会秩序，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革命篇章。

　　一、大革命前夕的桂东：水深火热中的农民

　　1911年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未能撼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根基。在军阀混战、外敌环伺的时代背景下，位于罗霄山脉深处的桂东，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地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正承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桂东农民苦难的根源，在于极其不公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占全县总人口不足10%的地.主、富农，竟占有近半数（49.55%）的耕地；而占总人口80%的贫雇农与中农，仅拥有不到总耕地四分之一（22.77%）的土地，人均不足0.4亩，许多农民甚至无立锥之地。[1]土地的极端不均，成了阶级矛盾的焦点，并催生了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

　　这种剥削首先体现在地租上。农民佃种地.主田地，租额从最初的“二五对开”被地.主单方面提高到“四六开”乃至“三七开”，农民辛劳一年，所得仅三四成。[2]地.主更以“大斗进，小斗出”的伎俩克扣粮食，并通过“加租担”“加顶首”（押金）等方式层层加码，佃户稍有不从便以退佃相威胁。此外，农民还需无偿为地.主服劳役、逢年过节送礼，毫无尊严可言。其次是雇工剥削。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为地.主做长工、月工或零工，报酬极其微薄。一个长工全年辛劳耕种五六十石谷田，地.主在支付其微薄的口粮与报酬后，仍可从其身上榨取二三十担稻谷的纯利。地.主随意克扣工钱、无故辞退工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农民的生计毫无保障。

　　再次是高利贷剥削。每逢青黄不接或天灾人祸，农民被迫向地.主借贷。无论是借钱还是借谷，利率都高得惊人，“春借一担谷，秋还一担五”是常态。利滚利之下，“八斗九年三十担”的悲剧屡见不鲜，无数农民因此倾家荡产，最终被迫卖儿卖女，骨肉分离。寨前土豪邓满娴家中的九个丫环，便是农民血泪的见证。[3]

　　最后是市场盘剥。灾荒之年，地.主囤积居奇，将粮价抬高数倍牟取暴利。1912年饥荒，谷价飞涨五倍，而掌握公仓的土豪劣绅却拒不平粜，任由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残酷的经济剥削之上，是军阀的蹂躏和反.动政权的压迫。军阀混战期间，各路军队频繁过境，在桂东境内强行抓壮丁、派款派粮、抢jie民舍，仅1917至1924年，民众负担的军费就高达四十余万银元。[4]军阀政府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除高额田赋外，盐油税、屠税、人丁税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压得人民喘不过气。

　　更令人绝望的是，政权与司法完全由地.主劣绅掌控。他们官官相护，贪赃枉法。饥民罗国宏因率众质问囤粮劣绅，竟被受贿的县官qiang杀···；土豪邓满娴勾结县长何元祯，可随意诬告并杀···害对其不满的铁匠，农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5]匪盗横行，连县城都遭洗劫一空，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同时，封建统治者利用族权、神权禁锢思想，教育资源被豪绅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文盲，世代愚昧。当生存的最后一丝希望被剥夺时，劳苦大众奋起反抗，便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

　　二、革命思潮日益兴起，中.共桂东支部应运而生

　　正当这片土地在沉沉黑夜中窒息之时，一道思想的闪电划破长空，为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了革命的火种。这火种，最初是由一群远赴他乡求学的桂东热血青年带回来的。

　　20世纪20年代初，湖南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省城长沙与湘南重镇衡阳成为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心。正是在这一时期，陈奇、陈祖舜、黄仁宝、郭亚臣等一批心怀救国救民之志的桂东青年，冲破大山的阻隔，先后考入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6]这所学校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革命的熔炉。在这里，他们参与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聆听了毛泽东、夏明翰、夏曦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演讲。[7]这些演讲如春雷贯耳，深刻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指出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是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并提出了“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革命主张。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以及《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这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学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开始明白，要拯救备受欺凌的家乡和祖国，仅有个人的奋斗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走上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在革命思想的洗礼下，1924年，陈奇、郭亚臣经由湖南学运领袖夏曦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爱国青年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8]

　　为了团结更多在外求学的桂东籍青年，陈奇等人发起并组织了“桂东旅衡同学会”。这不仅是一个联络乡谊的组织，更是一个传播革命思想、凝聚革命力量的平台。陈奇因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革命热情，被推选为同学会及湘南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

　　星星之火，必将燎原。1925年7月，正值全国反帝爱国运动因“五卅惨案”而走向高潮，陈奇等青年怀着满腔热血返回桂东。[9]他们迅速联合县立中学的进步学生李璧、扶良博等20余人，组成“露天讲演团”。他们走上街头，慷慨激昂地向乡亲们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大家抵制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商品，将反帝爱国的思想第一次如此广泛地播撒在桂东的土地上。这次活动犹如在死水中投下了一块巨石，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为了培养更专业的革命干部，同年秋天，湘南党委特派陈奇前往广州，进入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国民革命军的政治训练班学习，使其系统地掌握了发动农民、组织武装和开展政治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成长为一名能文能武的农运骨干。

　　1926年7月，随着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在桂东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然成熟。陈奇、郭亚臣根据中.共衡阳地委的指示，秘密返回家乡。他们将在衡阳和本地活动中经受了考验的县中学生李璧、扶良博发展为共.产.党员。随后，在桂东县城一间简陋的民房里，中国共.产.党桂东支部庄严宣告成立。这是桂东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奇担任支部书记，李璧任组织委员，扶良博任宣传委员。[10]这颗红色种子的植入，标志着桂东人民的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革命斗争将从自发走向自觉。

　　支部成立伊始，便迎来了北伐革命浪潮。7月15日，北伐军右翼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率部万余人过境桂东，威慑江西军阀孙传芳，以保障主力在两湖战场的侧翼安全。[11]中.共桂东支部立即行动起来，积极配合北伐军的政治宣传和后勤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并成功招募了70余人的运输队支援前线。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和革命宣传，极大地鼓舞了桂东人民，有力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北伐军过境后，政治工作人员萧文同志受组织派遣留在了桂东，他以县党部特派员和县立中学英文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向学生们系统讲解三民主义和北伐的革命道理，深入传播革命思想。[12]

　　至此，从外部思想的输入，到本地青年的觉醒；从自发的爱国宣传，到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再到与北伐革命洪流的胜利会师，革命的思潮在桂东已从涓涓细流汇成日益兴起的澎湃浪潮。

　　三、县农筹与县工会成立，尚德乡农协率先诞生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中.共桂东支部成立后所积蓄的革命能量，在1926年的冬天迎来了历史性的迸发。这股力量的释放，源于一批核心革命骨干的集中回归。县党部派遣陈奇回乡，正式接任县党特派员，加强了党对地方革命的直接领导。同时，经验丰富的农运指导员张俊杰也奉派来到桂东。更具鼓舞性的是，早先在外求学的郭亚臣、陈祖舜、黄仁宝等进步青年，也受学校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这极大地振奋了桂东本地同志的革命信心。[13]

　　在陈奇等人的积极活动和统一领导下，1926年12月下旬，桂东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宣告成立。这一机构的诞生，标志着桂东的农民运动从零散的宣传动员，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全新阶段。会议推举了在本地青年中极具威望的共.产.党员李璧担任筹备处主任。[14]为确保工作高效开展，筹备处下设组织股和宣传股，分工负责发展会员、联络发动与宣传教育。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会议明确提出了农运工作分四步走的战略方针：第一步，广泛邀集农民，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地.主阶级的剥削罪恶，阐明农民组织起来求解放的道理；第二步，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遵循自愿原则，吸纳会员，建立起乡、村一级的农会组织；第三步，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向封建地.主阶级和反.动势力展示农民团结的力量；第四步，也是最核心的目标——打土豪，分田地，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压在农民身上千年的大山。这个旗帜鲜明的斗争纲领，直指苦难根源，迅速点燃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

　　与此同时，作为农民阶级最坚定的同盟军，桂东的工人阶级也行动起来。在县城中心的关帝庙内，桂东县工人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黄斌全为会长，黄子宜为秘书。农筹会与县工会的相继“破土而出”，象征着桂东两大核心革命阶级——农民和工人开始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准备在党的领导下，向旧世界发起冲击。

　　很快，桂东各地响应起来。1927年1月22日，在革命基础较好的寨前苏区，尚德乡（原流源乡，今为寨前镇所辖）农民协会在流源村率先成立，打响了全县农会组织建设的第一qiang。成立大会盛况空前，会员人数达3200余人。大会公推陈任贤（聚连）为委员长，邓定昌为副委员长。为保卫革命果实，农会还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农民自卫队，由邓家仁、邓富贵担任正副队长，李长科担任指挥员。[15]这支武装的建立，意味着农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拥有了保护自己的“铁拳”。

　　次日，革命的浪潮继续向前推进。在流源庙前的学堂里，尚德乡妇女联合会成立，选举郭桂香为主任、刘佩贞为秘书、姚潘桃为财务委员。[16]这标志着桂东妇女开始挣脱封建礼教和夫权的束缚，作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尚德乡的成功，如雨后春笋般带动了其他地区。仅两天后，1月25日，增口乡下东村农民协会也宣告成立，选举胡光前为委员长、李辉华为秘书，拥有会员200余人。从县级组织的筹备，到乡级组织的纷纷建立，一个席卷全县的、有组织、有武装、有各阶层广泛参与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桂东大地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蓬勃发展起来。

　　四、创办农运讲习所，县农会与县妇联正式成立

　　1927年初春，桂东的革命形势在经历短暂波折后，迎来了更为迅猛的发展。此前，因县党部特派员萧文在工作中引发部分学生和民众不满，一度造成了紧张局面。为了稳定大局、理顺工作，2月，上级党组织果断撤销了萧文的职务，正式任命深孚众望的陈奇主持全县党的工作。[17]这一决定迅速扭转了局面，为农民运动的全面铺开扫清了障碍。

　　尚德乡农协会成立后，其负责人邓兆雄、邓定昌等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深刻体会到，要真正发动并紧密团结广大农民，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必须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素养又懂斗争策略的骨干力量。他们高瞻远瞩地提出，仿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成功经验，在本地创办一所属于桂东农民自己的“革命军校”。这一富有远见的提议，立即得到了陈奇和县农协筹备处同志们的一致支持和批准。

　　于是，桂东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尚德乡农运讲习所在流源小学正式开办。邓兆雄任所长，邓定昌、李自修、米嗣凤等知识水平高、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担任教员。讲习所精心挑选了40余名年满16至20岁、具备高小文化程度的优秀青年入学。为了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学习，学校实行寄宿制。学员们白天自学文件、展开热烈讨论，晚上则聆听教员们系统讲授革命理论。教材主要采用邓兆雄等人冒着风险从广州农讲所带回的《中山丛书》《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等，系统地传播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这次培训效果显著，绝大多数学员毕业后都成为农运中坚决勇敢的骨干，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储备了宝贵的人才。[18]

　　随着骨干力量的成长和群众基础的夯实，成立全县统一领导机构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陈奇秘密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党员扩大会议。会议吸收了在农运中表现突出的邓兆雄、邓定昌、郭佑林加入党组织，并做出了四项重大决定：一、立即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桂东县农民协会；二、建立全县统一的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三、在全县范围内正式开展打土豪运动；四、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派遣郭佑林等人前往革命基础较好的沙田区，成立沙田党部筹备处。

　　恰逢省农运特派员张俊杰到县指导工作，桂东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随即隆重召开。来自全县各区、乡的农协负责人和农民代表共300余人齐聚一堂，每位代表都获颁一枚精致的银质纪念章。大会通过了包括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在内的十五项提案和决议，并选举产生了县农协的领导机构：李璧当选为委员长，扶良博为副委员长兼宣传委员，邓兆雄、郭亚林、郭亚臣等人为委员。桂东县农民协会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宣告正式成立，会址设在箭厂坪三官堂。为确保农运的胜利果实不受侵犯，陈奇从县团防局调来一个排的武装力量，作为骨干编入新成立的县农民自卫军。同时，各区乡也迅速组织起农民自卫队和儿童团，一个覆盖全县的革命保卫体系初步形成。[19]

　　与此同时，妇女解放运动也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200多名妇女代表召开大会，成立了桂东县妇女联合会，选举黄金兰为主任。大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彻底解放妇女，实行男女平等”的口号。[20]

　　五、各区乡普遍成立农会组织，严惩革命叛徒

　　1927年春，在中.共桂东支部的坚强领导下，桂东的农民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席卷全县。至4月，全县5个区、26个乡（村）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两万，代表着身后八万余渴望解放的农民、工人和进步教员。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农民运动也随之进入了“打倒土豪劣绅，惩办首恶”的斗争高潮。[21]

　　1927年1月，沙田区农协将斗争矛头直指罪大恶极的劣绅何鉴与方荣森。虽二人闻风潜逃，但农协没收了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并将其横行乡里的母亲戴上纸帽游街示众，大快人心。尚德乡农协则组织会员，将劣绅邓仁山靠贿赂得来的“善士”匾砸碎烧毁，向封建特权发起了直接挑战。

　　随着斗争的深入，革命队伍内部的纯洁性也面临严峻考验。4月1日，县农协决定在寨前区召开大会，公开斗争全县闻名的女恶霸邓满娴。然而，混入农协并担任区农协委员的叛徒邓子余，因收受邓满娴的贿赂而向其通风报信，致使邓满娴逃脱。农会会员仅抓获其子。次日，邓子余竟丧心病狂地率领流氓围攻区农协，并持匕首威胁负责人放人，强行救走了邓满娴的儿子。

　　邓子余的叛变行径激起了广大农会会员的无比愤慨。尚德乡农协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迅速部署反击。4月3日，在邓兆雄的带领下，尚德乡农协会员、自卫队、讲习所学员及妇联会员共千余人，浩浩荡荡向寨前圩进发，沿途农民纷纷加入。在寨前老圩的木桥上，队伍与邓子余及其打手狭路相逢。愤怒的群众三路包抄，用梭镖、鸟铳和石块，当场将叛徒邓子余击毙于菜园之中。

　　清除了叛徒后，革命群众乘胜追击，当晚便将逃至云从乡（今新坊乡）的邓满娴抓获。4月4日，寨前区农协组织农民法庭对其进行审判，令其戴高帽游街认罪后，押送县署严惩。县署为此特授予寨前区农协“革命先锋”匾额。随后，城厢区农协将邓满娴与本地劣绅黄镇厘等人一同游街示众，彻底打垮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在群众大会上，陈奇号召农民夺取土豪劣绅的qiang支，建立自己的武装。会后，李璧率千余会员直赴大地.主肖子清家，对其派款六百担租谷，作为农会活动经费。

　　一时间，全县农协纷纷行动起来，农民阶级扬眉吐气，一个真正由农会主导的革命新局面在桂东大地全面铺开。

　　六、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减租减息热火朝天

　　随着全县农民协会的普遍建立，桂东的农民运动在取得政治上的初步胜利后，迅速将斗争的重心转向了经济领域。革命者深知，只有彻底砸碎套在农民身上的经济枷锁，才能真正巩固斗争的成果。一场以“减租减息”为核心，旨在全面清算旧有剥削制度的经济斗争，在桂东大地热火朝天地展开。

　　斗争首先从彻底打掉土豪劣绅的威风开始。继寨前、城厢等地将邓满娴、黄镇厘等首恶游街示众后，各区乡农协纷纷行动。桥头圩的大土豪李汉湘，外号“寄生柴”，平日里鱼肉乡里，豢养打手，私设公堂，无恶不作。农民协会将其抓捕，令其头戴纸帽、身穿纸衣游街示众，并处以罚款。昔日不可一世的恶霸，在团结起来的农民面前威风扫地。其他劣绅如胡小白、熊趾祥、黄必西、李自绅等人，也相继被要求捐出粮款。[22]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县农民协会迅速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令，并通过布告昭告全县。法令明确规定：全县实行“二五减租”（即地租减少25%），不准地.主加租转嫁负担；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10%，严禁高利贷盘剥；禁止使用“大斗进，小斗出”等手段欺压佃户；严禁囤积居奇、抬高物价，并将谷价由每担3元强行降至1-2元；废除人头税、屠税、公路捐等数十种苛捐杂税；同时，对地方公款进行全面清理。[23]这些法令如春风化雨，为广大农民的经济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和明确的指引。

　　减租减息的斗争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展开。四都西水村大土豪李广本，坐拥千担租谷，历来刻薄无情。区农协委员长郭亚臣率领数百农民直抵其家，李广本只得低头认错，将多年来多收的租谷如数退赔给佃户。东水村土豪郭子秀父子，也被农协组织群众上门清算，被迫当众道歉。沙田区的劣绅之母，人称“洋颠婆”，因常年巧立名目额外勒索佃户，被农协抓起来戴高帽游行示众。

　　为解决贫苦农民的燃眉之急，农协还实行了“无息派借”政策。在青黄不接之时，由乡农协开具公函，贫困农户可凭证直接向村中殷实富户无息借贷钱粮，富户们不敢不从。对于长期被土豪劣绅侵吞的地方公款，农协也展开了坚决的清算。桥头团总李言珠侵吞的200多块银元和80多担稻谷被全数追回。一时间，全县把持公款的豪绅人人自危，或主动认罪退赔，或畏罪潜逃，但最终都被农协追捕归案。

　　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经济斗争，从根本上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广大农民分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无不拍手称快，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一个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秩序正在桂东初步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2][3][4][5][10][23]中共桂东县委党史联络组、桂东县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桂东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国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页、第6页、第7页、第14页、第31页

　　[8][9][11][13][14]桂东县志编纂委员会：《桂东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第113页、第114页

　　[6][7][12][15][16][17][18][19][20][21][22]桂东县党史办：《桂东县农民运动史略》，石建鸿记录，1989年8月18日（档案），第1页、第2页、第3页、第4页

        注：本文原载于《红色湘南》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