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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清秋丽影 于 2026-1-7 06:17 编辑
【编者按】本文钩沉历史文献，生动再现清代湖南巡抚李发甲三疏争设科举分闱的艰辛历程。作者以严谨的史学笔法，剖析奏疏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民本情怀——从初探圣意到以“救生桩”巧喻，从数据对比到“不费国帑”的务实方案，层层递进地展现古代官员“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此篇不仅是珍贵的区域史考证，更对当代政务沟通具有镜鉴意义。（海尔罕）
李发甲三疏争设湖南分闱始末 李靓才
戊戌三月既望，余于同门郭君永红处，觅得清代刻本一卷，欣然购归。
展卷观之，全卷凡15叶，半叶6至9行不等，行3至19字不等。版心为单鱼尾，黑口，无行界，四周单边，框高19.5厘米，宽12厘米。书口仅刻体裁、篇名与叶码，而未见书名。封面、封底俱为素面，古雅朴素。尤为可贵者，扉页印有“彭俊乙丑状元捐送壹千本”字样，足见其刊刻原由与流传之绪。
全卷所收文章五篇，皆为清代“湖南乡试分闱”之重要文献，依次为：雍正皇帝之上谕，湖南巡抚李发甲之初请分闱事折、题恳建南闱疏、再请湖南分闱折，以及其本人传记。
李发甲，字瀛仙，号云溪，1652年出生于云南澄江府河阳县（今澄江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人，榜姓施。曾任清代元江府教授、福建布政使，后升任湖南巡抚。李发甲在湖南巡抚任上勤政爱民、尤有担当，致力于南北乡试分闱。下面就李发甲的三份奏疏，让我们层层深入，看这位封疆大吏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公文技巧，一步步从试探请示、正式奏请，到最后冒着触怒圣意的风险“为民再争”，为湖南士子叩开一条性命与功名之路。
第一篇：湖南巡抚李发甲初次奏请分闱事折
这篇奏折是一份逻辑清晰、情感充沛、策略高明的公文。其核心事件是湖南巡抚李发甲上奏皇帝，为湖南士子（读书人）请求在省内设立一个独立的省级科举考场（乡试分闱），并就此事先行请示皇帝的意见。
李发甲首先指出，湖南各地的学子要去省城武昌（当时湖广省的省会）参加乡试，路途非常遥远。最关键的是，他们必须在秋季横渡风高浪急的八百里洞庭湖。这个季节的洞庭湖天气恶劣，“暴风陡发，波涛腾涌”，导致前来应试的学子经常发生翻船溺亡的惨剧，赴考之路充满了生命危险。
由于赴考之路如此艰险，湖南的学子虽然有心求取功名，但更害怕丢掉性命。因此，十个人里有七八个都因为害怕而放弃了参加考试。这直接导致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尽管湖南的学校和生员名额都比湖北多，但每次乡试，湖北的考生有将近一万人，而湖南的考生却不足三千人。人才选拔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李发甲预见到朝廷会拿“惯例”来反驳，于是他主动提出：虽然与湖南情况类似的陕西、江南两省也没有分设考场，但它们的情况完全不同。陕西全是陆路，江南只隔着一条江，都没有洞庭湖这样致命的天然障碍。他还坦陈，康熙年间已有两位巡抚为此事上奏，但都被相关部门驳回。
李发甲报告说，湖南的学子们十分迫切地请求他上奏此事。为了表达诚意并打消朝廷在财政上的顾虑，学子们主动提出，愿意集资捐献自己三年的俸禄、补贴和各项考试费用，利用长沙府城内一块宽敞的明代藩王府旧址来修建考场，并保证绝不耗费国家一分钱（“不费国帑”）。
考虑到此事是国家大典，并且之前有过被驳回的记录，李发甲表示自己不敢擅自正式上奏（具题）。因此，他先写了这封奏折，将情况原委和解决方案一并陈明，恳请皇帝定夺，指示他是否应该将此事正式列为议案。
奏折的末尾记录了皇帝的批示（朱批）：“即当具题。”这表明皇帝认可了李发甲陈述的理由，同意他将“为湖南设立分闱”一事正式上奏，交由朝廷讨论。
第二篇：湖南巡抚李发甲题恳建南闱疏
本疏是湖南巡抚李发甲，在获得了皇帝“即当具题”的初步许可后，正式呈报的奏疏。他会同湖广总督和湖南学政，为解决湖南士子赴省城武昌参加乡试时，因横渡洞庭湖而屡遭生命危险的困境，恳请皇帝批准在湖南长沙设立一个独立的省级考场（即“南闱”）。
奏本首先引述了湖南布政使宋致转呈的、以杨启鼎为首的湖南学子们的请愿书。
首先，请愿书开篇先是颂扬当朝皇帝振兴文教，使得天下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为后续的请求奠定了“此举亦是为国选才”的基调。
其次，明确指出湖南学子赴考的最大障碍是“远隔八百洞庭之险”。每逢秋季乡试，正值洞庭湖“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万顷汪洋，排山倒海”之时，风浪极大，导致“历来应试诸生，屡遭覆溺”。其后果极为惨痛，甚至出现“一家父子兄弟，立尽须臾，半生性命功名，倏归乌有”的人间悲剧。
最后，通过数据对比，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湖南的学校和新生名额（994名）比湖北（914名）还要多，但实际赴考人数却天差地别：“湖北约近万名，湖南则不满三千名”。请愿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非湖南人文远逊于湖北也”，根本原因是洞庭湖过于危险，导致十有七八的学子“功名之念，不胜性命之忧”，被迫放弃前途。
为应对朝廷可能以“祖制”或“先例”为由的驳斥，请愿书和奏本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奏本承认江南、陕西两省也分设巡抚，但并未分设考场。但立刻指出其地理条件完全不同：“但秦省两抚所属，俱为陆地，无洞庭之险也。”而江南也只是隔江，危险性无法与洞庭湖相提并论。
为了证明因地制宜的可行性，奏本列举了朝廷早已因洞庭湖之险为湖南开了诸多先例，如漕粮运输改为折算银两（“漕粮则半改折色”）、举人选拔方式特殊处理（“举人则一科拣选”）等。由此发出强有力的质问：“宁独惜此一闱分试，不生全九属之士命乎？”意即，既然钱粮、官职都能为生命安全破例，为何性命攸关的科举考试不能？
奏本详细描述了此事从请愿到正式上奏的完整官方流程，体现了其严肃性和广泛的民意基础。
巡抚李发甲接到请愿后，批示布政使司进行调查（“仰布政司查议”）。布政使宋致随即下文至湖南各道、府、州，收到了从衡州、长沙到辰州、靖州等所有地方主官的一致回复，他们都转呈了当地士子的相同请求，证实了此事的普遍性和迫切性。
李发甲建议在“长沙府设立科场”，并指出当地有“明藩旧址，地势宽敞，建造有余”，选址问题已经解决。
奏本明确表示，建考场的费用由地方自筹，学子们公议决定“愿将廪膳、科举、盘费及岁贡旗匾、举人会试脚费各项银两，捐扣三年”，如有不足，地方绅士会继续捐助，核心承诺是“不费国帑”，为中央政府扫清了最大的财政顾虑。
作为此事的最终推动者，李发甲在奏本的后半部分加入了强有力的个人意见。
首先，他以亲身经历为证，“但臣昔年身经洞庭，每遇七八月，秋水时至，一派汪洋，士子赴试，实有性命之虞”，证实了危险的真实性。
接着，他巧妙地在奏本中提到，自己此前已就此事用奏折请示过皇帝，并“奉御笔朱批‘即当具题’，钦此。”这一举动等于向所有会审此事的中央官员宣告：皇帝已经原则上同意，你们的职责是讨论如何执行。
然后，他考虑周全，连后续的考务管理都提出了方案，建议朝廷“另差正副主考官”到长沙主持考试，而日常的协调调度工作，则“请于湖南道员中，拣委一员调度”。
最后，他将此事从一个地方事务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称此举不仅能让湖南士子感恩戴德，更能感化边疆的少数民族（“即土司苗瑶，亦欣欣向化”），共同景仰王朝的文明盛治，从而为国家带来长远的文化和政治利益。
这份奏疏情理兼备、逻辑严密、程序合规、方案周全。它成功地将一个地方性的民生问题，包装成了关乎科举公平、皇恩浩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议题，最终恳请皇帝“破格俞允”，批准施行。
第三篇：李发甲因部议驳回再奏请旨折
在为湖南士子请求设立独立考场（南闱）的正式奏疏被礼部以“不合定例”为由驳回，且皇帝也批准了礼部的意见之后，湖南巡抚李发甲没有放弃，而是再次上了一道奏折，直接向皇帝本人进行申辩和恳求，希望皇帝能够“特事特办”，推翻此前的决定。
李发甲遵照皇帝“即当具题”的旨意，正式上奏了此事，但礼部等中央机构以“科举考场制度是实行已久的定例，不方便轻易更改”为由，提议驳回。而皇帝也批准了礼部的意见（“奉旨依议”）。李发甲表示，按理说他绝不敢再冒昧上奏，自找罪过。
李发甲以皇帝自身的“破例”来反驳“定例”，他巧妙地指出，礼部“不便纷更”的理由站不住脚，因为当今皇上本人就是一位最善于为国为民而“破例”的明君。他列举了一系列皇帝超越旧有“定例”的创举（旷典）：多次增加乡试的录取名额；在会试中实行分省录取，照顾边远地区；遇到皇上万寿庆典时加开恩科；允许边疆的苗族、瑶族子弟参加科举；允许文武官员跨界参加对方的考试。他以此论证，既然皇上为了培养人才已经有了这么多打破常规的先例，“何常拘于定例”？
李发甲提出了一个极为精彩和有力的类比。他提起当年皇帝“南巡”视察黄河水利时，怜悯百姓渡过洪泽湖时风波危险，特地命令设立了“救生桩”，救活了无数生命，至今仍被百姓感戴。紧接着他指出“今洞庭之险，十倍洪泽”，而且因为湖面过于浩瀚，根本无法设立救生桩。因此，“惟有分闱一举，可以保全士子之性命，是即洪泽湖之救生桩矣。”这句话将“分设考场”这一行政举措，提升到了与“救生桩”同等的、直接拯救生命的高度，极具情感冲击力，直指皇帝的“好生之德”。
李发甲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与官员的责任心。他再次强调，此事并非他一人心血来潮。在他之前，已有赵申乔、潘宗洛两位巡抚先后上奏，均被礼部驳回。如今他奉旨具题，仍然被驳回。这“前后三抚臣，叠奏不已”的现象，恰恰证明了洞庭湖的危险确实到了万分危急、士子们迫切呼号的程度。他表明自己的立场：作为地方大员，有责任将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情上报。如果因为害怕部门的反对意见（“郡议”）就不再为民请命，那就是辜负了皇上的恩情，是更大的罪过。
在陈述完所有理由后，李发甲表明，除了再次递交正式的会同奏疏外，他特地写这封“专折”直接呈送给皇帝本人，就是恳请皇帝能够重新审阅此事，超越部门的常规意见，“特赐恩允施行”，以皇权做出最终裁决，批准这项可以广施仁德、拯救生命的善举。
结语与启示
观此三疏，李发甲为湖南分闱可谓呕心沥血，其奏请之路一波三折，最终仍以部议驳回、圣意难改告终。从文书上看，他的努力似乎在当时归于沉寂。然而，历史的进程从不辜负执着的先行者。李发甲在奏疏中展现出的民本思想、缜密逻辑与百折不回的担当精神，将“洞庭之险”这一沉疴痼疾以无可辩驳的方式摆在了最高统治者面前。他的呼声汇入了历史的长河，最终激荡出回响。雍正元年（1723），清廷终于下诏，允准湖南设立贡院。可以说，湖南分闱的最终成功，正是在李发甲这样数任官员前赴后继的努力下才得以实现。他这三份奏疏，也因此成为见证“为生民请命”精神的珍贵历史文献。
附：
雍正皇帝关于湖南乡试分闱的上谕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钦奉上谕，谕礼部：
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由洞庭湖，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朕心深为恻然。或至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才之意。今欲于湖南地方建立试院，每科另简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场，永无阻隔之虞，共遂观光之愿。明年二月为乡试之期，尔部可即行文湖南巡抚。若能于二月之前，预备场屋，则于明春，即分湖北湖南两闱考试，倘为期已迫，预备不及，则于下科举行。钦此。
（本文原载于205年《人文湘南》第4期，总第46期）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钦奉上谕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钦奉上谕
此书为乙丑状元彭浚所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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