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荻与张学良：烽火岁月里的深情与坚守

付爱玲 · 发表于昨天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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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张学良的生日宴上，一场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喧嚣。他匆匆离去时，眉宇间凝着的沉重，让16岁的赵一荻心头一紧，那份从未见过的凝重，像一块巨石压在她心上，却终究没能问出口缘由。两天后，《北洋画报》上的头条如惊雷炸响——张作霖在皇姑屯火车站遭日本人暗sha身亡。那一刻，赵一荻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口中的“大事”，是天人永隔的锥心之痛。她不敢奢求这段尚在萌芽的感情能有未来，只在心底默默祈祷，愿他能撑过这暗无天日的困境。　　
张学良返回沈阳后，便断了与赵一荻的所有联系。父亲的猝然离世，让他一夜之间扛起了东北的重担，内忧外患交织下，他焦头烂额地处理后事、稳定局势，整整半年未曾有片刻喘息。直到一切尘埃落定，过度透支的身体终于垮了，躺在病床上的他，才猛然想起那个在天津日夜牵挂他的姑娘。这半年里，赵一荻的世界早已崩塌，“萎靡”二字成了她生活的底色，日夜思念如潮水般将她淹没，直至一封简短的书信递到她手中。
　　信里只有三句话，却字字戳心：“我很想你”“我病倒了”“你能来沈阳看我吗？”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让濒临崩溃的赵一荻瞬间燃起希望。她来不及多想，即刻收拾行囊，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去见他，等他好起来就回家。可她未曾料到，这一去，便是一生的羁绊，再也回不去了。
　　列车尚未抵达沈阳，张学良便已在车站等候。赵一荻一出站，便不顾一切地冲进他的怀里，双臂紧紧环绕，仿佛稍一松手，他就会再次消失在人海。这场久别重逢，并非简单的约会，而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私奔，而导演这一切的，正是赵一荻的父亲赵庆华。
　　刚到沈阳的赵一荻，便在报纸上看到了父亲的断绝关系声明：“四女绮霞，今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嗣规条第十九条及二十条，应行消除其名，嗣后，因此发生的任何事情，概不负责，此启。”短短数语，将她从赵家彻底除名，一时间，沈阳城内流言四起，张学良陷入被动，多次追问缘由，赵一荻唯有泪千行，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
　　她终究不懂父亲的良苦用心。赵庆华深知张学良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唯恐女儿得不到真心相待，便用这极端的方式逼他就范——让全世界都知道赵一荻为他私奔，若他敢负她，便要承受天下人的唾骂。张学良后来将此事称为“弄巧成拙”，彼时他已有明媒正娶的夫人于凤至，赵一荻也有未婚夫，这纸声明，硬是将两个本可擦肩而过的人，牢牢捆在了一起。
　　私奔之后，赵一荻再也回不了天津，更进不了大帅府的大门。于凤至与张学良是娃娃亲，他一生尊称她为“大姐”，即便在外有情缘，也从未将人领进家门，就连张作霖首肯的二夫人谷瑞玉，也只能常年居于天津，做着异地夫妻。这一次，张学良将赵一荻安置在北陵别墅，在世人眼中，她不过是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唯一的不同，是能与他同居，陪同出席各类场合。
　　为了维护张学良的名声，也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于凤至给赵一荻安了两个身份——女秘书与女侍从，唯有这样，才能合理解释她为何总伴其左右。赵一荻坦然接受，这份坦然，源于三方面的心境：她本是赵家四小姐，自幼不缺名分与体面，如今便不再苛求；私奔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国，“女秘书”的身份，总比“私奔情妇”好听得多；更重要的是，她深爱着张学良，只要能留在他身边，任何身份都无所谓。
　　这份通透，出乎于凤至的意料，也让她对这个柔柔弱弱的女子多了几分好感。而两人真正“化敌为友”，是在赵一荻生下儿子张闾琳之后。不足二十岁的赵一荻，初为人母，毫无经验，孩子的哭声让她焦虑不已，身边却无亲人朋友相伴，唯有张学良与保姆。于凤至听闻后，心软不已，带着鸡蛋、红糖前往北陵别墅探望。
　　那是两人第一次正面接触，于凤至接过孩子时，眼神里没有丝毫幽怨，赵一荻看着眼前这个大度的女人，愧疚不已，低声叫了一句“大姐”，眼泪便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此次探望，于凤至还带来一个决定——接赵一荻与孩子回大帅府。她让人在大帅府东侧盖了一栋小楼，虽未真正归入府中，却与大帅府相连，在外人看来，赵一荻也算正式“进了门”。
　　日子渐渐步入正轨，可平静并未持续太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成为张学良一生的转折点，也彻底打破了他们原本安宁的生活。东北军未向日军开一qiang一弹，便退至关内，张学良一夜之间沦为“千古罪人”。GMD元老马君武一首诗更是将他推上风口浪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诗中牵扯赵一荻、朱湄筠与胡蝶三人，直指张学良沉迷美色，不顾国土沦陷。
　　可事实并非如此，张学良与朱湄筠毫无暧昧，与胡蝶更是素未谋面，事变当天，他也并未前往舞厅。这首诗虽与事实不符，却让他背负了无尽骂名。晚年的张学良谈及此事，坦然承认：“不抵抗命令确实是我下的，我的过错就是我的过错。”他坦言，当时误判了日军的意图，以为只是普通挑衅，才做出了错误决定，这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他终究是戴实了。
　　“九一八事变”后，灾难接踵而至。张学良引咎辞职，随后染上毒瘾，赵一荻与于凤至也未能幸免，染上了轻微毒瘾。一家人深陷痛苦，只能靠毒品麻醉自己，逃避现实。据说最严重时，张学良的胳膊、大腿上，布满了注射吗啡的针眼，早已无一处完好肌肤。
　　蒋介石担心落魄成瘾君子的张学良留在国内，影响自己的政治布局，便提议让他带着妻儿出国旅游。但要出国，必先戒毒，否则以他的身体状况，连出行都成问题。关键时刻，好友宋子文挺身而出，直言不仅张学良要戒毒，于凤至与赵一荻也需一同戒除，并从上海为他们请来了专业医生。
　　送走宋子文后，张学良立即召开家庭会议，桌上一把手qiang拍得震天响：“我已下定决心戒毒，谁若敢送毒品给我，我立马一qiang打死他！”随后，他将手qiang递给赵一荻，眼神坚定：“我戒毒期间，你拿着这把qiang，除了医生，谁都不能靠近，哪怕我再痛苦，也不许任何人进我的房间，你能做到吗？”赵一荻含泪点头，她知道，这毒，必须戒；她也相信，张学良一定能挺过来。
　　可戒毒的痛苦，远超想象。赵一荻毒瘾最轻，戒得相对容易，而张学良则备受煎熬。最痛苦时，医生不得不将他捆在床上，防止他抓挠自己，房间里传出的阵阵惨叫声，像一把把尖刀，刺在赵一荻心上。她抱着手qiang，守在门口，日夜哭泣，每一次张学良的挣扎，都是对她的凌迟。她想冲进去安抚，却又深知不能，这种“想救却不能救”的折磨，让她日渐憔悴，比自己戒毒还要痛苦。
　　熬过最艰难的一个星期，张学良终于成功戒毒，他握着赵一荻的手，声音沙哑却坚定：“我成功了，谢谢你。”赵一荻的眼泪再次流下，这一次，是喜悦与释然的泪水。
　　一个月后，精神焕发的张学良，带着赵一荻、于凤至与孩子们，开启了为期九个月的欧洲之旅。可这段旅程，终究是短暂的。期间，蒋介石想调东北军去福建攻打第十九路军，却遭到东北军抵制，无奈之下，只得下令将张学良召回。在意大利接到命令的张学良，满心欢喜，以为自己终于能被重新重用，即刻着手准备回国事宜。由于孩子们已在欧洲入学，于凤至只能留下，无法同行。
　　召回命令下达的那个晚上，张学良话多了许多，眼中满是期待。赵一荻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她早早哄儿子入睡，默默收拾行李。欧洲再好，终究不是故土，心中总有漂泊无依的不安。终于要回家了，她和张学良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只是他们都未曾料到，回国之后，等待他们的，不是东山再起的机遇，而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囚禁岁月，而这份深情，终将在岁月的磨砺中，愈发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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