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绛说：江声伴我悟人生

东湖岸边人

　　这几日，武汉终于褪去燥热。黄昏时分，我仍坐回阳台那把旧藤椅上去。藤条硌着后背，竟也觉出几分踏实。拇指摩挲过手机屏，播音键一按，那个温和的女声便再度响起，讲述着《杨绛经典语录》——不高，不低，像初秋江风拂面，徐徐入耳。
　　“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话音未落，楼下蓦地炸起一声嚷：“快走快走！培优班七点就上课了！”我扶栏俯看，是隔壁单元的小朋友天一。他背着的蓝书包早已褪色，肩带磨得泛白，沉甸甸地压得他整个人向前弓着，像棵才抽条就被风吹歪的小杨树。他慢吞吞地走，脚尖一下一下踢着石子，连书包滑落了也懒得抬手拉一把。
　　这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从前总跟在我身后，举着根芦苇仰头问：“爷爷，蜻蜓为什么要点水？”“江水为什么老是哗啦啦？”那时他眼睛清亮，像落进了星光。如今呢？那双瞳仁像是被什么磨黯了，只剩一片倦怠的灰。听说整个华中地区七成中学生每日休闲不足一小时——这哪是成长？分明是一场疲于奔命的拉力赛。杨绛先生活到百岁，若先生见孩子们这般模样，会不会轻轻叹一口气？
　　播音里的声音依旧平和。里面说，杨绛先生教女儿钱瑗，从不如此。上一秒在菜场指点着白菜萝卜讲植物分类，下一秒粥沸扑锅，便笑着打趣：“看，这白汽是不是也急着跑去玩？”你听，这才是教育本该有的样子——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束光。何须正襟危坐？何处不是课堂？
　　不由得想起上周在得胜桥买菜，卖藕的老王正捏着一节断藕对孙女说：“瞧，丝还连着，这是它的脉，水就从这里流过。”小女孩踮着脚伸手去摸，泥点沾上指尖也浑然不觉。她妈妈催她回家，她却仰头追问：“那莲蓬是怎么怀上莲子的？”——市声嘈杂，吆喝声、车铃声、馒头出笼的蒸汽氤氲缭绕，可这一方小摊前，却仿佛有个无声的课堂正在生根发芽。没有黑板粉笔，鲜活的日子，本就是一部教科书。
　　江风捎着水汽漫过阳台。我抚过藤椅微裂的扶手，忽然忆起少年时在滨湖机械厂学工的日子。师傅提着扳手，在机床轰鸣中指着齿轮说：“齿要对准，差一丝就全废了。”这场景，隔了半个世纪，竟与杨绛教女、老王说藕隐隐重合——真正的传授，不都在堂皇的厅室，也在生活滚烫的深处。想来，杨绛先生若闻此声，必会颔首微笑。
　　“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耳机里传来这一句，像温好的黄酒滑入喉肠，暖意缓缓漾开。这声音引领着我，走向另一个时空——杨绛四十七岁决心重译《堂吉诃德》，放下早已熟练的英法译本，从头学起西班牙文，连字母都重新认读。译稿曾被抄没，又奇迹般从废纸堆中捡回——纸页泛黄，边角卷皱，她便在煤油灯下一字字修补。干校劳作日夜不息，她手上水泡叠着血泡，夜里却仍蜷在褥间，借小灯微光核对动词变位。
　　这般路，几人敢走？几人能走到底？可杨绛一步一步丈量过来，最终让七十万册译作走入千家万户。岂止是杨绛？褚时健七旬上山种橙，叶嘉莹九旬跨洋传诗，还有我家邻居陈老师——退休后腾出客厅，摆几张旧课桌，为外来务工子女补课整整八载。我曾隔窗听见她教《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孩子们跟读的声音清亮如春水。问她累不累，她只笑：“容易的路越走越窄，难走的路倒越走越宽。”
　　你听，这世间总有人不拣易路而行。他们如江心礁石，任浪涛扑打，依旧岿然自立。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杨绛的这话，像块小石投入我心潭。直到前不久躺在手术台上，麻药渐侵时，我才真正懂了这话的分量。肠镜胃镜轮番探入，几十枚大小息肉被切除。吊针日夜滴答，手臂肿得发亮。可我忽然想起她——杨绛被剃阴阳头、挂牌游街时，仍悄悄把译稿塞进棉袄夹层，夜夜蜷在灯下与文字相依。那纸页上淌过泪吗？映过笑吗？与她相比，我这点痛楚又何足言道？
　　是了，苦难如淬火。非得烧红烧透，再猛地浸入冷水，才能炼出钢的脊梁。快乐从来不是纯粹的蜜糖，它总掺着细沙，磨得人清醒，就像武昌糊汤粉，总要配一口辣萝卜才够味。
　　想起2020年封城七十六天。我眼疾日重，窗外香樟渐糊作一团绿雾，连垃圾桶都成了模糊的黑斑。可耳朵却醒了：清晨志愿者鞋跟敲响楼道，脆生生的；午间张大姐喊“白菜到货啦！”，嗓门裹着热气撞进窗来；深夜犬吠一声划破寂静，像在对整座城市道晚安......
　　我便借手机语音慢慢记录，用指尖在屏上颤巍巍地敲。写麻雀在窗台啾鸣，写街道的路灯彻夜亮着，写李阿姨端来的冬瓜丸子汤，写外卖小哥风雨兼程送来的物品，写收音机里播报的抗疫消息，写封在家里的退休老人手机上按时响起的养老金发放铃声……我每天把心中最动人的感触写成诗歌或散文，共得一百多篇，发在朋友圈。有不少人说：“读了您写的，才觉出日子还在暖着。”
　　原来人即使困守一室，也可做一盏小灯。如杨绛在干校偷译《堂吉诃德》，光虽微渺，却足以照亮自己的方寸天地，亦能温暖他人的寒夜。
　　“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这句话坠进心里，漾开圈圈涟漪。我们这个时代，有人用数字丈量一切，KPI、头衔、身价如标签般贴满人生。这让我想起狄更斯笔下的葛雷梗，终日与数字为伴，却忘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可杨绛不这般。为校一个注释，她踏遍北京图书馆台阶，托人寻遍海外孤本。她的贵气，从不来自“先生”的尊称，而源于对学问的虔敬、对真理孩童般的赤诚。
　　巷口修鞋的李师傅，摊子支在老槐树下十几年了。工具排列齐整如仪仗队，剪刀柄磨得锃亮如银。环卫工鞋跟磨穿，他寻来厚皮仔细缝补，分文不取。“您天天走那么多路，鞋得结实些。”阳光淌过他花白的头发，竟照出某种难以言喻的庄重。那一刻我觉得，他比许多挥金如土者更尊贵。
　　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杨绛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真高贵从不依托华服广厦，而是内心那捧不灭的善念与本分，如长江之水，纵泥沙俱下，依旧清澈东流。
　　如今读书，字常幻作蚁群游动。可耳朵竟成了另一双眼睛。听《我们仨》，仿佛踏入三里河小院：钱瑗正为父亲钱钟书画肖像，猫的胡子翘得老高；母亲杨绛织毛衣的针儿咔嗒轻响；阳光溜过窗棂，泊在书页上暖洋洋的。听杨绛讲《斐多篇》，又似置身古希腊广场，苏格拉底与弟子论辩灵魂不朽，风里漫着青草与智慧的气息。
　　从前总以为读书须正襟危坐，字字目接。如今才懂，读书原是一场心对心的聆听。目虽昏花，心却愈发明亮，如江滩灯火，白昼隐没，夜色一临便照彻征途。
　　每至暮色四合，我总爱去江滩石阶坐坐。揣着手机，戴着耳机，任杨绛解读《堂吉诃德》的嗓音混着江涛淌入耳中——涛声激越，语音温软，奇异地交融共生。
　　眼前长江大桥车流如灯河奔涌，江汉关钟楼时针缓移。九点整，钟声“咚——咚——”荡过江面，携着水汽拂面而来，凉丝丝沁人。
　　掌心贴紧石阶，能触到江风送来的湿凉，能听见浪扑堤岸的节律，更能感知耳机里那把温和嗓音如耳语：“慢慢来，别急。”
　　我忽然了悟：真从容非如顽石寂然不动，乃如江心航标灯——任浪涌风狂，始终亮着那簇光。杨绛先生离去已九载，可她的声音从未远走。她化入一缕江声、一记钟声、一阵武昌老巷的微风，日日在两江四岸回旋缭绕。
　　涛声依旧拍岸，耳机里嗓音复起。我侧耳细听，心下更豁然：人这一生，岂仅靠双目视物？更须凭心眼看世界。能看见多少暖意，听懂几分真言，守住几寸心光，生命的天地便有多宽广！
　　风又拂过，携来杨绛的话音与江涛絮语，在耳边轻轻道：“慢慢走，好好过。日子的真味，俱在这听、这悟、这守之中。”

情深深雨蒙蒙

一篇动人的佳作！

此文最动人处，在于作者虽眼睛视字困难，却以耳为目、以心为眼，在声音与记忆中重构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正如文中所言：“生命的天地能有多宽广，取决于你能看见多少暖意，听懂几分真言，守住几寸心光。”

它既是对杨绛精神的致敬，也是一位长者与时代的对话——温柔中有锋芒，淡泊中见风骨。这样的文字，本身便是那“江心航标灯”，在喧嚣洪流中依然亮着。

致敬杨绛先生，也要致敬东湖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