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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先生开讲“芷江史事”之以讹传讹的迷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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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11-29 20:20: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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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芷江古代史志和相关史籍内容,总体上是随着阅读的广泛和深入,历史的脉络越来越清晰,对于方方面面人事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然而,我们也常有迷茫的时候:一方面是囿于史志所记过于简括,具体到某些人事上面就很难求得相应的完备。另一方面是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多有以讹传讹导致的模糊甚至错误。于是,我们将其中比较重要的或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以期辨正。




    省总督

    芷江设立“五省总督”一说,源自清同治《沅州府志》所收郑文虎《原序》:“迨明嘉靖年,设五省总督以节制之,万历中,命偏沅巡抚以莅治之,沅固重镇哉!”郑文虎所言,大抵依据《沅州府志· 卷之二十七·名宦》之“张岳”条目:“(嘉靖)二十七年八月,设总督于沅州,节制五省湖广、贵州、四川、广西、云南。”因此,历来有“五省总督”张岳的说法。然而,这里有三个问题不能不加以辨明:


    一是清同治《沅州府志》在芷江设立“五省总督”的提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查《明史·卷二百·列传第八十八》之“张岳”条目,相关记载如下:“湖贵间有山曰蜡尔,诸苗居之。……诸苗数万,官兵不能制。侍郎万镗征之,四年不克。乃授其魁龙许保冠带。湖苗暂息,而贵苗反如故。镗班师,龙许保及其党吴黑苗复乱。贵州巡抚李义壮传警,乃命岳总督湖广、贵州、四川军务,讨之。”这里提到的只有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并且行文是用的完全列举。另据《沅州府志·卷二十·名宦》之“冯岳”条目记载:冯岳为“嘉靖中进士,以兵部侍郎总督湖广、贵州、四川、云南等处军务。” 冯岳是继张岳之后的第三任官员(第二任仅任职一年),官职一样,事由也一样。总督的范围由张岳的三省扩大到了四省。又查《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职官二》:“嘉靖二十七年,以苗患,又设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等处军务。四十二年罢。”这里提到的也是“四川、湖广、贵州、云南”四省。《沅州府志》所说的“总督湖广、贵州、四川、云南军务”,依据应该在此。即便如此,屈指数来也只有湖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而非“五省”。


    二是“总督某省军务”与“某省总督”意义并不一样。比如:总督四川军务,是指因形势需要(一般是四川或相关地域发生了战事或动乱)而临时指派官员前往驻节,掌控四川军事(一般也并及地方政务)大局。待局势稳定或事态好转后,该官员一般会调回或改任。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省会志·秩官》列“总督湖广川贵军务都御史一员”,其后注释有“间值地方有警,特命当征,事定还朝,不常设”,说的就是这层意思。而四川总督则是一级固定职衔,任职后要开署办公,也就是设总督府衙门办理日常公务。也就是说,总督某省是临时差事,某省总督是固定职衔,不可同日而语。将“总督某省”说成“某省总督”,只是民间习称,并非史志的正式用语。据同事刘楚才先生在相关专著写作过程中对诸多史料的梳理查证,同一时期稍稍晚出而事关芷江的“偏沅巡抚”,也有一个由朝廷临时差委之“巡抚偏沅”到作为一级定设机构之“偏沅巡抚”的转变过程,足资参证。


    三是查阅相关史籍,西南地区的确有过两次“五省总督”之设,都在明末。《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天启元年(1621),以土官奢崇明反,又设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总督。”《镇远府志·卷四·前事志》引顾炎武《圣安本纪》:“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秋八月,明罢偏沅巡抚,以前右佥都御史杨鹗总督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兼理粮道。” 又,清同治《沅州府志·卷之三十二·记兵》:“顺治元年(1644)八月,明福王令加何腾蛟兵部右侍郎兼湖南巡抚,代李乾德。寻以故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召总督杨鄂还。”《镇远府志》所记与《沅州府志》所记是前后相接的同一官职的两任人选,可当作一件事看待。问题在于,这两次设立“五省总督”和“总督五省”官员,前者是为了平定贵州西部发生的土官奢崇明“叛乱”,后者是明福王朱由崧领导的明军余部及地方反清势力的抗清斗争,并非如同明嘉靖年间那样,是为了平定湘西地域所谓“苗乱”而专门设立。并且,既已撤销了“偏沅巡抚”这一机构,新委的“总督五省”官员也就不太可能仍在原“偏沅巡抚”所在地驻节。具体驻节地,上述相关史志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可以依据事理加以推测:奢崇明“叛乱”发生地在贵州西部,地域远离沅州府治所在地,“叛乱”的发展方向也不在东边,因此,总督官员驻节之地最大可能是放在贵阳以西。清顺治初年,湖南大部已沦为战场,沅州也岌岌可危,杨鹗、何腾蛟所任都是为抗清而设立的总督五省军政之职,其驻节地也应该放在贵州西部,甚至是作为南明王朝最后存身之地的云南境内,这在当时是确保安全的必然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沅州在明嘉靖年间既然未曾设立过总督“五省”官员,为什么会有“五省”总督一说?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清同治年间的撰志之人按当时的行政区划,以湖南、湖北“两省”加上贵州、四川、云南三省而计为五省之数。然而元、明两朝,湖南、湖北并为行政区划“湖广行省”。“湖广分省”的时间,在清康熙六年(1667)。关于湖广分省在康熙六年一事,中华书局《清史稿订误·地理十五·湖南》有专文辨误:“《通考·舆地考十二》:‘本朝初属湖广省。康熙三年,分为湖南省。’《光绪会典事例》卷23 :‘是年,湖南分省,偏沅巡抚自沅州移扎长沙,改湖广巡抚为湖南巡抚’,皆误。《通考· 舆地考十二》:‘六年,定湖北、湖南为两省,改左布政为湖北布政使司’;《舆地考十三》:‘六年,改右布政为湖南布政使司。’《通典·州郡典四》:‘康熙六年,定湖北、湖南为两省。’”中华书局之所以要郑重地“辨误”,是因为湖广分省之史事,例有“康熙三年”与“康熙六年”两说。认为是“康熙三年”者,有《通考·舆地考十三》:是年“分湖广右布政使司驻长沙,又增置按察使司,并偏沅巡抚驻长沙,分领长沙、岳州等七府及郴、靖二州”。主张是“康熙六年”者,有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清代地理沿革表序》:“例如湖广分省,本书采用了康熙三十三年本的《湖广通志》和《清通典》、《清通考》的六年之说,而抛弃了《会典事例》及《清通志》等书的三年之说,因为康熙三年还只是分司,六年才分省咧!”顾颉刚先生的辨证,颇有说服之力。况且,无论湖广分省在康熙三年还是康熙六年,都不影响嘉靖年间“湖广”只能作一省计数这个常识的成立。因此,我们才说无论张岳“总督”还是冯岳“总督”驻节沅州的嘉靖年间,总督的范围应该还是当时区划的“四省”而非后来区划的“五省”。


    其实,芷江或许还真有过一次“总督五省”的设立,只是时间要晚至明末天启年间。据《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天启六年(1621)闰六月辛丑朔:“壬子,升偏沅巡抚闵梦得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五省兵马钱粮。”这条史料明言“总督五省”,但仍然未能标明“五省”之具体所指。参照前文“顺治元年(1644)八月,明福王令加何腾蛟兵部右侍郎兼湖南巡抚,代李乾德。寻以故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召总督杨鄂还”,其所涉“五省”应有承续关系。极有可能的是:天启六年(1621)闵梦得总督的“五省”,就是“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顺治初年,由于满清大军的步步进逼,总督驻节之所迫于无奈而撤至贵州境内。只是,闵梦得“总督五省”也并不等于“五省总督”。




    郎国


    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以王昌龄为友,是诗友,也是诗歌以外的那种朋友。既然是遥寄王昌龄,李白诗歌中提到的“夜郎”,距离“龙标”应该不会太远。《湖南通志·卷末之十六·杂志十六·辨讹一》收录了清道光十七(1837)年署芷江知县胡礼箴的《夜郎县考》一文,文章曾经对“夜郎”相关问题作过比较详细的考证,转引主要内容如下:


    沅水汇㵲水,经城外为沅州。西流平便村,谓之便水。又西径龙溪有夜郎故县,有太白亭,旧传李白流夜郎过其地。《一统志》:“唐置夜郎县,在沅州西一百里。”郦道元《水经注》:“郁水,夜郎豚水也,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此为夜郎之始。”夜郎之境错杂五省:一在贵州(汉时为牂牁南境,故且兰地。至如石阡,晋分置夜郎郡普安厅,皆割据夜郎地。遵义为夜郎、且兰二县之地。桐梓即汉夜郎县,晋仍属牂牁郡。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置夜郎郡,治夜郎县,隋并入牂牁县。唐贞观十六年,开山峒分置夜郎县,珍州治焉。元和初,州废,县属溱州。唐末,没于夷。至宋大观二年,复置夜郎县,属溱州。宣和三年,夜郎县废。)一在云南(广南府之宝宁、富州,广西寻甸府之平彝、宣威,昭通府之恩安、镇雄,皆牂牁夜郎故地),一在广西(柳州府之怀远县,汉时牂牁夜郎之境),一在四川(叙州府之高县,古夜郎地。屏山,汉时属牂牁二郡),一在湖南,唐贞观五年置县。八年,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为理所。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曰沅州,析夜郎置渭溪县。长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县又置舞州,治夜郎县,渭溪亦改属焉。开元二十年,置峨山县而夜郎废。


    这段文字开始几句表达有些费解,不妨先行作些辨析。“沅水汇㵲水,经城外为沅州。”这一句是说:沅水汇集㵲水,流经城外,(这地方)是沅州。“西流平便村,谓之便水。”这一句是说:㵲水西边上游处有平便村,(有水)叫做便水。“又西径龙溪有夜郎故县,有太白亭,旧传李白流夜郎过其地。《一统志》:“唐置夜郎县,在沅州西一百里。”这几句是说:便水以西路边龙溪口有旧时的夜郎县,县境有太白亭,旧时传说李白流放夜郎时经过这地方。《一统志》记载:“唐朝时设置了夜郎县,在沅州西边一百里。这段文字中两度提到“沅州”,表述的时空却有些错乱:前一处“沅州”,是指唐代的“沅州”,地在黔阳古城(今洪江市黔城)。后一处《一统志》所说的“沅州”,是指清代的“沅州”,地在芷江。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夜郎”,就是李白诗中所指之地,位置应该在现在的新晃侗族自治县境。问题在于:“夜郎县”与“夜郎国”不是一回事。成语“夜郎自大”说的是夜郎古国,不是夜郎县。


    夜郎古国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不光历史上众说纷纭,直到今天,为发展旅游,不少地方还在为“夜郎”的权属而争执不下。


    按胡礼箴的考证,夜郎古国疆域阔大,地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湖南五省版图。以此,则当今多地争“夜郎”皆在情理之中。


    夜郎古国疆域阔大,地跨五省版图,当年夜郎王以此自大,不能说是毫无底气。问题是夜郎古国的都城或者说中心区域在哪里?胡礼箴《夜郎县考》意在考证地在今湖南西偏的夜郎县,对此未作说明。


    查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其第二册所刊“秦·淮汉以南诸郡”地图中,夜郎国版图的中心区域在如今贵州遵义-贵阳一线迤西位置。“西汉·益州刺史部南部”地图则标有“夜郎都尉”,地在今贵州安顺西南的关岭,属牂柯郡。“东汉·益州刺史部南部”地图也标有“夜郎”,仍在关岭,属牂柯郡。其第三册所刊“三国·蜀汉·益州南部”地图标有“夜郎”,地在关岭,属牂柯郡。“西晋·梁州 益州”地图标有“夜郎”,地在关岭,属牂柯郡。其第四册所刊“东晋”地图有“夜郎郡”,治地在关岭,属宁州。南朝宋、齐、梁、陈,“夜郎”位置皆与东晋相同。其第五册所刊隋代地图,“夜郎”未见标示,其时安顺、关岭均从牂柯郡划出,地入云南。唐代地图,“夜郎”地在黔中道业州治所,按如今地理位置看,地在新晃以东,芷江以西。其第六册所刊两宋地图,“夜郎”均未标示。其第七册所刊元代地图,安顺、关岭均属云南行省,“夜郎”也未见标示。其明代地图,关岭属贵州行省,“夜郎”仍然未见标示。其第八册所刊清代地图,于关岭设“关岭镇”,属贵州行省,“夜郎”未见标示。


    综合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关标示以及其他相关史料,我们可以作出两个合理推定:


    其一,夜郎古国都城应该在贵州安顺西南的“关岭”,其中心地域在北至遵义(遵义早期归属四川省),东北至贵阳,东至都匀,东南至广西天峨,南至云南广南,西至贵州盘县之间广大范围内。


    其二,唐代所置夜郎县,地域主体部分在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以西、贵州镇远县以东较大范围内,但治所位置则不在湘黔两省交界处,而是远在偏东的芷江境内,具体位置应该就在芷江侗族自治县新店坪镇一里街。我们作这样的推测,有以下三个理由:一是按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夜朗县治的位置虽在芷江与与新晃之间,但它更靠近芷江,其距离只有新晃距离的二分之一。谭其骧先生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治学一向严谨,他的标注,应该可信。二是从现在的地理环境看,芷江新店坪镇一里街地方,一面倚山,三面环水,内部则土地平旷,既有漫滩,又有台地。利于生活,也便于防守。并且,街名“一里”,在湘西山区,不是乡里一级行政建置所能拥有的街道规模。三是从考古实证看,一里街曾经出土国家二级文物“东周乳钉纹青铜编钟”(现藏怀化市博物馆),编钟是庙堂礼器,不是一般的地方都能出土的。可以想见的是,上古时期的一里街有过一定的建设规模,唐代在这样的基础上设置一个县治,合情合理。

    此外,还有三件必须加以说明的相关“史事”。


    一是“李白流放夜郎路经芷江”。清同治《芷江县志· 卷四十六·艺文志》收有李白诗歌四首,一首寄王昌龄,另三首都是流放夜郎途中所作。收录李白诗歌,就是将他作为流寓芷江的历史文化名人对待。换句话说,就是认定李白曾经到过芷江。依据除了上述三首诗歌之外,还有他《寄王明府》诗中有“去岁左迁夜郎道,今年赦放巫山阳”一句。然而清同治《芷江县志》所列举的三首诗歌,并无事关芷江的明证。而《寄王明府》诗中那两句,与其说是证明了李白经过芷江,不如说是证伪了李白经过芷江一事。因为“今年赦放巫山阳”一句,巫山阳是指巫山以南,与芷江相隔千里。因此,李白流放和返回所走的都应该是古“川陕古道”,并不是必须经过芷江的“湘黔古道”。何况,我们都知道,“安史之乱”中,李白报国心切,误入永王李璘幕府。唐肃宗李亨主政后,李白受到牵连,流放夜郎。但是,李白流放并未到达夜郎,途中便遇赦返回。因此,即便走湘黔古道,他也还来不及到达湘黔边境,更不可能从芷江经过。关于这一点,前人曾经有过辨明,清光绪《湖南通志·卷末之十六·杂志十六·辨讹一》亦有《李白流夜郎辨》一段文字,说得比较明白,无须赘述。


    二是石阡与夜郎。明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七·合属志十五·石阡府》记载石阡之历史沿革,有“战国属楚,秦为黔中郡地,汉为夜郎县、牂柯郡地。晋分牂柯置夜郎郡,宋南齐因之”的内容。也就是说石阡在汉代亦曾设立过“夜郎县”,明代石阡府地域归属汉代牂柯郡所属夜郎县境。晋时,夜郎县升为夜郎郡,南北朝宋、齐两代沿袭不变。这是贵州的“夜郎郡县”,各归各,毫无争议的必要。


    三是乾州与夜郎。清光绪《湖南通志》所录历代区划,南梁《疆域志》和南陈《疆域志》,都曾有“夜郎”并附有说明:一则“梁置,今乾州厅地。”二则“今乾州厅地。”也就是说,南朝梁、陈两代都曾在乾州厅一带地方设置过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夜郎”,治所就在乾州厅,即现在的湘西自治州吉首市附近。因此,如果非要争执“夜郎”权属,除了原有的贵州遵义(其时地属四川)、贵州安顺、贵州石阡、湖南新晃等地以外,还得加上湖南吉首以及湖南芷江。


       文:曾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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