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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先生开讲“芷江史事”之奏折里的芷江故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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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11-25 15:46: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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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官司争田土


    清代的芷江版图,仍旧与相邻的贵州天柱、玉屏、万山等县相互交错,不少地方还互有“飞地”。不仅两省民众生产生活多有不便,还经常因为山林、田土的权属纠纷酿成争端,甚至演变为大规模的两省边境械斗事件。据相关朱批奏折的内容,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开始,两省边民之间的一桩“山场田土”纠纷的官司,一直打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四朝一百年间,不断争执,不断上告,甚至激起几次大规模械斗,互有死伤。百年官司,竟起于一处祖坟。


    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湖南省芷江县苗民杨济超派遣儿子杨必元到京城告御状,控告贵州省苗民杨元通等人霸占自家山场田土。嘉庆皇帝御批指令:“就近提取搜集人证,秉公研究审查,作出判决,详尽奏报。”于是,案子移交到时任贵州巡抚鄂云布手中。


    鄂云布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乘办理公务路过芷江时,调阅相关案卷,了解案情,结果发现这是一桩错综复杂的百年积案。


    事情的源头远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当年,贵州苗民杨通元等人的祖辈杨胜鍪在横坡安葬坟茔。杨济超等人的祖辈杨再春争执阻拦,到思州府衙门告状,没有结案。五十年(1711),双方互相攻讦控告,贵州思州知府会同湖南沅州知府前往察看后作出裁定:横坡一处地方,贵州苗民葬有十多座坟冢在里面,因此将横坡断给贵州苗民管理经营。康熙五十四年(1715),湖南苗民又与贵州苗民互相争夺老榭等处山坡土地。贵州苗民将湖南苗民杨正纲、杨正经、杨正乐三人打死。贵州苗民畏罪,由土司周琇处理裁定,将老榭等五处山场田土全部交归湖南苗民耕种管理,并立有“永远不再相争”的字据。当时双方苗民都未曾剃发归化,于是就依照苗家惯例调解结案。以后几十年里,双方相安无事,未曾争执。


    乾隆十七年(1752),贵州苗民贪图利益而翻悔,前往开垦老榭坡山场土地,湖南苗民前往拦阻,致使杨朝健被贵州苗民用枪戳伤。控告到官府后,沅州知府去函告知思州知府,饬令委托湖南省芷江知县、贵州省青溪知县勘查裁定。十九年(1754),两县知县等人共同会勘查明:因为棍甲、横坡两处山场与贵州苗民居住的平亚寨地界相近,横坡山里,贵州苗民葬有祖坟,并已经将山地土坡开垦成熟土,于是将横坡、棍甲两处山坡田地断给贵州苗民。其中,棍甲以山岭为界,棍桑以溪沟为界,老榭坡以坡坎为界,除坎下溪边田地断归贵州苗民以外,棍甲山岭以外、棍桑溪流以外、老榭坡坎上及平铳一处地方全部山坡都断归湖南苗民,并签定公约结案存档。乾隆三十九年(1774),湖南苗民在老榭坡贵州苗民地界里面开垦山地种植小米,贵州苗民争执阻拦并呈状控告。湖南辰、沅道台饬令委派芷江知县、青溪知县共同勘查,裁定将老榭坡右边从干沟直上山坡为界,左边归湖南苗民耕种管理,右边归贵州苗民耕种管理。贵州苗民不愿遵从,连年控告不停。乾隆五十一年(1786)又一次控告后,前任云贵总督富纲批转提刑按察司,饬令委派思州知府与芷江知县共同勘查审定,仍旧依照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裁定签约结案,但未曾树立界标。


    嘉庆十一年(1806),湖南苗民杨光儒在平铳山地界内建造房屋,这里毗连贵州苗民所属的棍甲地界,贵州苗民杨通福怕他越界占地,就前往阻拦争斗,杨光儒被杨通福打伤后死亡。报案后,经芷江知县验查,判决杨通福抵命,杨通福随即在监牢里病死,书面判决结案。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间,湖南苗民杨光斗在老榭坡左边界上犁地,与贵州苗民杨正惠发生口头争执,杨正惠将牛拉走,杨光斗赶去争夺揪打,将杨正惠打死。贵州苗民书写诉状控告,经过思州知府张经田验查审讯后呈报,将杨光斗判决绞监候。


    这就是百年间湖南苗民、贵州苗民互相争占山场,并多次械斗,致人死伤的情况。至于当时的矛盾焦点,主要是老榭坡一处地方的权属。因为乾隆三十九年(1774)裁定的界线不够明晰,并且未曾竖立界石,以致互相争占,接连控告不停。


    鄂云布查明情况后,随即作了一系列处理:一是派员到现场再次详细踏勘,并绘出地形图纸。二是将应当讯问的人证、历来呈控的卷宗解送到贵州,并委派贵州布政使、提刑按察使督促委派官员彻底调查讯问。三是细仔审核每份卷宗,确切查看图纸及说明,并亲自提取两方人证,逐一秉公研究讯问。多管齐下,终于厘清了双方历年争执不断的症结所在:原来,湖南省芷江县所属高寨苗民杨济超、吴毓秀等人与贵州省思州所属平亚寨苗民杨通元等人居住的地方接壤,当地名叫老榭、平铳、棍桑、棍甲、横坡的五处山场,历史上本是权属官府的荒地,并无业主,也没有划分界限,任凭百姓自由开垦耕种,于是不断地酿成纷争。对此,鄂云布作出裁定:此后,棍甲地方以山岭为界、棍桑地方以溪沟为界、老榭坡地方以坡脚为界,西北归湖南苗民管理经营,东南归贵州苗民管理经营,老榭坡的右边以坡脚干沟靠近西南的第三冲、沿山岭直上大梁为界,山岭左边归湖南苗民,山岭右边归贵州苗民,并且在地形图里面分别标出了明晰的界线。此外,鄂云布还就几桩遗留问题作出相应处理:一是贵州苗民在老榭坡建造的房屋自愿拆迁。二是同意贵州苗民恳求,将以前在平铳山内安葬的三冢祖坟酌情留出禁区,但日后只许祭扫,不准增添安葬,更不准借葬坟侵占山地。同时,湖南苗民也不得践踏对方祖坟。对于鄂云布的调解,湖南、贵州双方苗民均表示服从。在此基础上,细心的鄂云布还提前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要求两地官府在派员到实地勘查的基础上,按照新的界线认定的双方田土面积交纳公粮,以免彼此牵混,继续滋生事端。于是,百年积案总算有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结局。




    菅人命昏知县

    在芷江历任知县中,有的人在清同治《芷江县志》中有一段专写的小传,有的则是类似人事档案,寥寥数语。还有个别知县,姓名、出身、籍贯、任期之外,几乎不着一字。显然,第一类人是能官,合该事迹流传。第二类人是官吏,走个过场而已。第三类则大多是昏官,比如嘉庆十四年(1809)上任的蔡孔易,史志上没有记载他的事迹,朱批奏折中的他,却因为在任上断了一桩糊涂案而声名狼籍。


    蔡孔易,江西湖口人,进士。嘉庆十四年(1809)到任,十六年(1911)离任。蔡孔易到任不久,就有县民罗仁邦报案,说是嘉庆十四年(1809)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里,他家被盗贼挖墙洞进入室内盗去银钱、衣物,蔡孔易随即调派差役缉查。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二十八日,犯罪嫌疑人涂田保因为另外一桩盗窃案被官差抓获。蔡孔易追问涂田保,罗仁邦家失窃一案是不是他做的,涂国保心有所动,便一口承认下来。当蔡孔易进一步追问赃物的下落时,涂田保就说藏在涂拔元家里。其实,罗仁邦家的案子并不是涂田保做的,因此也不存在将赃物存放在涂拔元家的事。涂田保之所以承认并没做过的案子,完全是破罐子破摔,顺势拉一个仇人垫背。原来,涂田保曾经向涂拔元借过钱,到期后还不出来,被涂拔元当众辱骂并剥去外衣。涂田保一直怀恨在心,便趁机拖涂拔元下水。蔡孔易将涂拔元传唤到案后,涂田保一口咬定,大堂威严,刑讯恐怖,涂拔元竟然被迫承认了窝赃。蔡孔易在没有起获赃物的情况下,将涂拔元关押追赃。三月二十六日,涂拔元在管押期间死亡。三月二十八日,涂拔元的儿子涂正通从外地回来,听说父亲涂拔元被涂田保诬陷窝藏分赃,知县派差役捉拿到县衙,曾经被刑讯责打,以至二十六日死亡。他怀疑父亲是被拷打致死,又想到事情是由罗仁邦家被盗窃一事引起,又怀疑是罗仁邦串通差役唆使窃贼诬陷牵累,于是呈状向督察院衙门控告罗仁邦。


    督察院受理案件后,随即进行调查。根据县衙差役田发供述:“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间,上司将涂拔元交给他管押追赃,后来因为没有缴出原有赃物,上司将涂拔元责打了十下手板,又用竹条在背上责打了三十下,仍旧交给他看押。后来涂拔元患病,没有人取保领出,到二十六日病死。”另一方面,湖南巡抚景安自广东办差完毕回到任上,随即在前任护理湖南巡抚朱绍曾指令提刑按察使委派官员提取尸棺、人证、卷宗检查勘验、审讯办理的基础上,催办案件并委派长沙府知府张凤枝等人前往芷江,再次开棺验尸。检验结果:涂拔元全身尸骨呈现白色,是患病死亡的症状。虽然左右胳膊等骨节缝内有可疑黑色,但仵作鲁俸等人呈报:“涂拔元棺木里面浸有污泥黑水,骨缝里的黑色是因为泥水长时间浸渍造成。”张凤枝又让仵作等人仔细检查牙龈、心坎等处骨殖,都是白色,并没有其他非正常迹象。


    根据这些情况,景安一边结案定论,一边上奏朝廷,请求将“因为盗窃人犯诬陷牵累善良民人,未曾能够审查出真实案情,致使将无辜民人关押致死的知县解除职务,质押审查”。当时,蔡孔易因为母亲去世,已回老家江西守制。于是,景安一边饬令布政使委派官员接任代理芷江知县职务,并查明蔡孔易经手的仓库、钱粮有没有未曾结清的情况。一边上奏朝廷,请求对蔡孔易予以“解除职务留置湖南,以便提拿会同人证对质审查究办”的处理。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二十二日,皇帝御批“另外有谕旨”。结果如何,没有着落。





    黔聚讼为六里

    区划疆界,大多是依据山川地理的自然分隔和基本走向,以河流主河道中线为界,以山脉中脊线为界。这些都是惯例,洲界国界如此,省界县界如此,一乡一村之界亦无不如此。然而,在山重水复,沟坎纵横的湘黔边地,却因为山水往往曲折,区划疆界大多犬牙交错,甚至还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出现。于是,嘉庆二十年(1815),先是民间,后是官府,湖南省沅州府芷江县与贵州省镇远府玉屏县打起了官司,由两县到两州府,由两州府到两省巡抚,由两省巡抚到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最后官司打到朝廷,惊动了嘉庆皇帝。


    事情起于芷江的西部“六里”地方。“六里”,包括当时芷江西部错入贵州玉屏县,并与天柱等县接壤的平二里、平三里、平四里、平五里、平六里和永正里。其中平二、平三两里居民为汉人,平三、平四、平五、平六、永正四里则由“苗民”居住。


    嘉庆二十年(1815)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一年(1816)正月十一日,湖广总督马慧裕、湖南巡抚巴哈布先后接到军机大臣转达的嘉庆皇帝谕旨,说是云贵总督伯麟等人陈奏,邻近贵州的湖南地方民人愿意划归贵州省管辖,两省官员共同勘查协商未能确定,请求敕令交由湖南省核查商议。并且,在给马慧裕的谕旨中,嘉庆皇帝很不高兴,甚至有“着令将马慧裕交吏部审查议处”的狠话。马慧裕接旨后,诚惶诚恐,赶紧陈奏说明。另一边,巴哈布接到谕旨后,也赶紧陈奏,向嘉庆皇帝说明相关情况。于是,“六里”风波的前因后果浮出水面。


    事情起因早在雍正年间。


    当时,划分湖南、贵州两省疆域,将原属贵州省镇远等县版图却插入湖南省境内的“飞地”五万九千多亩划拨给了湖南省的麻阳等县,同时将插入贵州省版图的湖南省芷江县平二里第四甲和第八甲的两千一百多亩田地划归贵州省玉屏县管辖,作为补偿。两省疆域划定后,贵州方面就有人到衙门呈状,请求将属于芷江管辖的“六里”地方一并划归贵州管辖。由于朝廷未予应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嘉庆年间,芷江被革职差役吴祖凤鼓动“六里”地方民众,推举杨再略、吴祖俸等人到贵州巡抚衙门呈状控告,旧事重提。说是湖南芷江县六里地方,距离贵州玉屏县地界很近,距离芷江很远,交纳公粮、参加科考以及诉讼案件都要老远赶赴芷江,极为不便。这些地方的民众自愿依附贵州,请求将“六里”地方划归贵州省管辖。


    湖南官府方面却坚决不同意划拨,理由也颇有份量。于是两省官员各执一辞,相争不下,这才惊动了嘉庆皇帝。嘉庆皇帝谕旨一下,官员们不敢怠慢,一方面依旨办理相关事项,一方面撇清自身的责任。湖广总督马慧裕和湖南巡抚巴哈布二人也急忙陈奏,说明不可将“六里”地方划拨贵州的理由:


    其一,雍正十三年(1735),贵州台江苗民“叛乱”,贵州东部都被波及,并且大有向湖南西部蔓延的趋势。正因为当时“六里”地方的苗民向来归属湖南管辖,与贵州台江“叛乱”苗民不相往来,官兵才能够严守辖地,得以保全巩固。乾隆元年(1736),湖南巡抚钟保也因为沅州是全省咽喉,至关紧要,于是奏报朝廷,请求改沅州为沅州府。沅州升州为府,并以芷江县附郭以后,又添设了通判、巡检、守备等官员,以便对外防御贵州苗民,对内安定湖南边境。长期以来,两地民众相安无事,湘黔境也得以稳定。


    其二,根据官府讯问,“六里”地方的士绅、民人吴继儒等人供述,是贵州省玉屏县民人刘世华等人因为玉屏土地狭窄,民人稀少,首先倡议在贵州呈状,请求将“六里”改拨玉屏县管辖。以致四里的苗民杨再略、吴祖俸等人听从挑唆而递交诉状,并非直正的民意。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愿意划归贵州的只占百分之十几,不愿意划归贵州的也只占百分之十几,近百分之八十的民众都没有明确表态,对“六里”地方划与不划都无所谓。


    其三,依照惯例,湖南省食用的官盐是淮盐,贵州省食用的官盐是川盐。如果将“六里”划归贵州,改食川盐,贵州的盐商们就可以将食盐运到清水河等地方,顺流下运私自贩卖,牟取暴利。


    其四,芷江“六里”地方,虽然离玉屏较近,但地方向来隶属湖南省,多年来完粮、考试都过来了,也没见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在奏折中,湖广总督马慧裕特别强调:芷江是整个湖南的门户,而“六里”又是芷江的屏障。事情关系到长久以来划定的疆域,不应该轻易变更,说改就改。


    湖南巡抚还巴哈布则专门回应了所谓官府“捉拿民人,勒令做出保证”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说是先前接到贵州巡抚曾燠的公文,芷江县六里的民人杨再略等人呈状控告“芷江知县派差役拘拿他们,勒令书写悔过保证”,又有吴正乾等人在玉屏县呈状说“湖南省府派差役包围房屋搜捕他们,勒令作出保证”等等情节。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经他饬令调查并根据沅州知府蓝嘉瓒等人先后上禀的调查结果,并没有差役包围“六里”地方捉拿民人,勒令作出保证的事情。至于杨再略等人,只是由官府传讯协助调查,并不是“派差役拘拿”。


    对于湖广总督马慧裕嘉庆二十年(1815)十二月二十四日奏折,嘉庆皇帝朱批:“秉持公心,妥善商议,绘出地图,详尽奏报。”


    对于湖南巡抚巴哈布嘉庆二十一年(1816)正月十一日所上奏折,嘉庆皇帝朱批意见明确而且具体:“这件事以不划拨为正确的办理方案,然而因地制宜,我也不做遥控。你们二人秉公商处议定,希望务必要经历久远而无弊端。”皇帝开了尊口,芷江“六里”地方不划拨贵州也就成了一个方向。于是,两省官员再度协商,最后商议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并上报朝廷。于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析芷江县晃州巡检司地的平二、平三、平四、平五、平六、永正六里,改置晃州直隶厅。最终结果,“六里”地方仍留在湖南,但不再隶属芷江县。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如今的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




    生纠众殴考官

    考生大闹考场,砸毁设施,殴打考官致人重伤,这在封建时代无疑是一桩骇人听闻的重大案件。孔门弟子做出此等“暴戾”行径,实在有辱“斯文”。一时间,芷江满城风雨,省内省外也闹到沸沸扬扬。


    光绪十二年(1887)五月,沅州府知府邓天符照例举行岁考。筛选芷江、黔阳、麻阳三县以及凤凰、晃州二厅童生。由于人数众多,考试分两阶段举行:第一阶段初试,淘汰一部分考生。第二阶段复试,筛选出获取乡试预备资格的考生。因为考棚数量有限,不可能所有考生同时参加考试。于是又将初试分两批进行:先考芷江及凤凰、晃州一县两厅考生,再考黔阳、麻阳两县考生。初十这天正式开考,芷江及凤凰、晃州一县两厅共有生童九百多人入考场应试。十三日,官府出榜公示,榜上有名者五百人。当时,参加考试的生童都前去看榜,场面比较喧闹。芷江籍考生杨春培、龙鹤龄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心里不服气,认为录取不公,应该向掌管答卷的官员索要试卷查看。芷江籍考生李敷华虽然榜上有名,但名次在最后面,心里也愤愤不平。于是也在一边怂恿,说是应该阻止第二阶段的复试,不让考官发放试卷,以此达到要挟官府补充录取的目的。于是,杨春培、龙鹤龄随即各自邀集到杨思麟、肖克修等人生事扰闹。因嫌人数太少,就一同赶到明山书院室长杨瑞堂的书房,强迫他起草公开抗议的签名信。杨瑞堂拟写了包含“府试发榜只取五百名,我们四百多人苦读寒窗,没有名额参加复试,务必要一齐会集到考棚生事扰闹”等等内容的草稿,杨春培、龙鹤龄、肖克修、杨思麟各自缮写多张,由杨春培、龙鹤龄分路张贴。随后又有未曾取录的生童张盛才以及有子弟参加考试而未曾取录的监生黄昌菊先后到来,经杨春培等人邀集后答应参加闹事。很快,他们纠集了芷江四乡未曾取录的生童一百多人,于是一同前往考棚,正碰上知府邓天符主持黔阳、麻阳两县生童考试。杨春培、龙鹤龄乘发放考牌开门的机会,率领众人挤进大堂,肆意吵闹,并推翻办公桌,砸毁印架、官轿、灯彩等东西。杨春培、龙鹤龄、黄昌菊还检起砸毁的印架等物件打进上房,一些人见事态扩大了,不敢跟进,便留在大堂观望。当时观看的人愈聚愈多,知府邓天符听到吵闹,带领兵丁差役出外弹压。这时,有人趁乱用石块砸破了邓天符的额头。混乱间,代理芷江县知县余良栋以及文武官员各自带领兵丁差役赶到,将杨春培、黄昌菊、肖克修抓获,其余的人纷纷逃散。邓天符将考试事务处理完毕后,将考生扰闹考场的情况禀报湖南巡抚卞宝第。卞宝第批示提刑按察使派遣辰、永、沅、靖道台前往勘验现场,发现邓天符伤势严重,已经损伤到颅骨。于是,卞宝第督促辰、永、沅、靖道台协同沅州知府、芷江知县继续抓捕,将龙鹤龄辑拿到案。杨瑞堂、张盛才听说官府抓人,随即投案自首。经由道台审讯定案:依照惯例,将为首的杨春培、龙鹤龄先行正法,枭首示众。协从黄昌菊、肖克修判处绞监候,杨瑞堂、张盛才减等判处流放。


    至此,一桩考生闹考案惨烈收场。


    其实,人命关天,对杨春培、龙鹤龄“先行正法,枭首示众”的做法,并不符合制定于顺治、颁于乾隆的《大清律例》,而开启这种“先斩后奏”恶例恰恰始于乾隆。据林乾先生专题研究文章(见《新华文摘》2019年第8期转载),清代的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为:聚众罢市、罢考,抗粮闹漕,冲击或堵塞官署,殴打官府差役人员以及通过匿名揭贴等形式纠约众人等。自乾隆十一年(1746)开始,全国许多省份不断出现抗拒官府的群体性事件。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初六日,乾隆皇帝发布长篇上谕,提出“聚众抗官,大干法纪,最为地方恶习,不可不亟加整顿”,“此等直省刁民,聚众抗官要犯,作何令其警戒不敢干犯法纪之处,着该部另行严切定例具奏”。圣谕一下,刑部等部门随即定例:“凡直省刁民,因事哄堂塞署,逞凶殴官,聚众至四五十人者,为首照例拟斩立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其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系同恶相济,亦应照光棍例,拟斩立决;其余为从之犯,照例拟绞监候。”乾隆十三年定例,有两点特别严厉:一是从重从快,对首犯不经过一般的司法程序而就地正法,所谓“一面具奏,一面正法”,实际上是赋予了地方官“先斩后奏权”。二是扩大了主犯的惩罚范围,适用就地处决的犯罪客体被延伸到“同恶相济”,包括同谋者、缴约聚众者、下手殴官者等三类,涵盖了从起意、聚众到实施行为的整个过程。恶例一开,便一直沿用到清朝末期。于是,杨春培、龙鹤龄等人也就成了“严刑”的冤死鬼。


    问题在于:杨春培等人为什么要冒掉脑袋的风险大闹考场?是什么因素造成他们落榜后的巨大心理反差?湖南巡抚卞宝第的奏折里没有透露相关信息,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但是,从其他一些史料的相关记载中,我们仍可以推断出一些可能存在的客观原因。


    一是上榜与落榜的巨大利益反差。清光绪二十一年(1896)闰五月初四日,湖南巡抚吴大澂一份奏折提到:“自光绪十六年候补知府朱其懿署理沅州府事,创建沅水校经堂,延请山长,以经史实学课士。仿照省城校经书院之例,每生月给膏火银八两。只以经费不敷,定额十八名。”沅水校经堂的学生,人头经费高达每月八两银子,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不妨作一些比较:其一,据清同治《芷江县志·卷七·驿递》所载,沅水驿“现设马夫二十二名半,年支工食银一百六十二两。现设兽医一名,年支工食银七两二钱”也就是说,当时沅水驿站的马夫和兽医这类“工薪族”,每年的工钱都是七两二钱银子,平均每月只合六钱银子。又据清同治《芷江县志·卷八·田赋志》记载,下级官吏驿丞(未入流)一年的俸银为三十一两五钱二分,每月也只合二两六钱。其二,当时的物价大约是五钱银子一担大米,每担大米一百二十斤。按米价换算,当时的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6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在那个时代,能做官学学生,待遇不低,因此相关个人的期望值肯定也不低。何况一旦获得参加乡试资格,便打开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人生通道,“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尽在可期。因此,上榜与落榜,其中的差别无异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二是考场风气不正,考试结果可能不公。据嘉庆五年(1800)七月初三日湖南学政吴省兰关于湖南各地考试情形的奏折,岳州府、常德府、辰州府、沅州府、靖州府、永顺府等地的贡生选拔考试,考风考纪都大有问题。比如沅州府,吴省兰到达之时,先有五六伙新化、溆浦二县民人以及贵州、江西民人在那里招摇撞骗,提供舞弊服务,已经被沅州知府张翙、芷江知县蔡兰芳查访捉拿办理。比如靖州,吴省兰说考试时有会同县生童反映:有本县民人伍茂礼顶替堂弟伍懋华的姓名入场考试,溆浦民人龚上清顶替陈宏的姓名入场考试,黔阳民人赵纯顶替杨泽姓名入场考试,溆浦民人丁清平顶替伍大猷姓名入场考试,龙阳县民人张宏恩顶替谭盛玉姓名入场考试,生童杨名扬请用溆浦民人萧应桃顶替姓名入场考试,杨名扬又顶替因为生病没来考试的堂弟杨彩的姓名入场考试。并且都在吴省兰点名时经由各廪保指认坐实。此外,在考场巡察时,吴省兰还现场抓获夹带舞弊的考生。甚至发现还有职业“枪手”和职业中介,专门经营替考生意,现场招览考生共同舞弊。在奏折中,吴省兰特别强调沅州府向来被称为考试中的“弊薮”,也就是舞弊之人聚集的地方。这份奏折中提到的虽然都是嘉庆年间的情形,从清朝末年的官场腐败和社会奢糜风气看,八十七年后的光绪十二年(1887),考场风气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倘若如此,杨春培、龙鹤龄二人带头大闹考场固然有辱“斯文”,然而“先行正法”并且“枭首示众”的处罚,则不能不说是十分冤枉。


    当然,称沅州为“弊薮”,这种称呼很不光彩,即便是今天的我们从感情上也很难接受。但理性地看,这也许就是历史真实。



    文/曾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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