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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先生开讲“芷江史事”之奏折里的芷江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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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11-20 19:59: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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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为《清代朱批奏章实录》(收录于《历史·芷江》第二卷,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4月版)作标点译白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批涉及芷江及周边地域历史的皇帝朱批奏章,内容宽泛,包含了地方官员的委署调补、引见弹劾、嘉奖休致,地方的灾情赈恤、区划城建、学政驿务、米价年成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上下一百六十余年间的诸多历史片段,其中不乏比较完整的芷江故事。标点译白工作完成后,一直想将这些历史故事整理出来,却一直懒于动手。现在趁写作《芷江史事》的时机,顺便完成这一夙愿,也算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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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蕨贵州遭误会


    清乾隆十二年(1747)九月二十四日,皇帝接到太子少保、云贵总督张允随的一通奏折。张允随在奏折中禀报:据思州府(治所在今铜仁市思南县)知府杨士鉴、贵东兵备道陈玉璧等人反映,当年思州府境内秋收年成尚有正常年份的七八成,但是湖南的辰州府(治所在今沅陵县)、沅州府(治所在今芷江侗族自治县)一带收成歉薄,致使这些地方的灾民纷纷涌入思州境内,上山挖蕨,舂粉做粑度日。这时候的乾隆皇帝虽不像后来那般疏于政事,对此事却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只轻描淡写批了五个字:“好的,知道了。”


    事情真相如何?据杨士鉴等人的陈述,主要是自八月初起,湖南所属芷江、辰溪两县灾民男女老少共一百八十多号人来到思州所属注溪,上山挖蕨,已经影响到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他已经传讯当地乡长保长和地方住户以及湖南方面灾民代表胡秀生等人了解情况,都说是因为老家遭遇旱灾,只好前来挖蕨度日。他一方面责令当地乡长保长及地方住户准许灾民挖蕨,并担保不出乱子。另一方面,挖蕨一方当事人也已经签定保证文书备案。随后,他又移交公文,知会辰州、沅州两府,让他们查明这些民众是不是因灾外出。张允随也向朝廷禀明:考虑到湖南方面有更多灾民涌入思州的可能,当地难于招架,他已经准备了三百两公银用于赈济。一待立春,便资助盘缠将灾民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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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牵涉到湖南方面,官员们也不敢怠慢。十月十二日,革职留任的湖南巡抚杨锡绂也上奏朝廷,说他十月初六接到贵州巡抚孙绍武的咨文,要求他查明事情真相。他依据辰州、沅州两府此前上报的“远近俱报甘霖”的晴雨折,判明并无旱灾发生。即使部分地方高山田地得雨稍迟,也不至于酿成灾荒。并且辰州、沅州两府境内米价也只较上年稍有上涨,不可能导致所谓“灾民”远去思州挖蕨度日。至于大批民众前往思州挖蕨的原因,他推测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辰州、沅州两地民众素有农闲挖蕨舂粑售卖补贴家用的习惯,这次仍然如故。另一种可能是两府部分地方确有灾情,地方官员没有据实上报,又不曾采取赈济措施,以致灾民外出。乾隆皇帝览奏后,还是轻描淡写一句:“孙绍武已经奏明。”


    十一月二十八日,湖广总督塞楞额接着上奏朝廷,说他已经查明,辰州府属辰溪县秋收年成仍有八分,沅州府属芷江县稍欠,但也还有六分。并且两地米价中平,未曾发生灾荒,因此也不存在地方官员隐匿不报的问题。并且,他还在奏折中详细说明了芷江县民胡秀生等人远赴思州挖蕨的情况:辰州、沅州一带地界紧邻贵州,因为山多田少,那些没有田地又没学手艺的人,全靠给人帮工维持生计。秋收之后,田地里无事可做,生计没了依靠,便拖家带口前往贵州境内,上山挖蕨。即便是稍有田地家产的人,遇到年成稍欠,也会租山挖蕨,既可以用蕨粑补足口粮,也可以变卖蕨粑换取日常开销。这样,贵州方面的山主可以凭借出租山地获利,湖南方面的贫民也可以依靠挖蕨舂粑谋生,双方都有好处。至于所谓“灾民”的说法,是因为胡秀生一行人进入贵州后,担心地方汛塘营兵盘查拦阻,于是谎称“灾民”以便顺利通行。查明实情后,他已经责成辰州、沅州两府派人将辰溪县的五十二人、芷江县的七十一人分别招回原籍,妥善安排。塞楞额还请求朝廷考虑两地民众的历史习惯和生计需要,继续允准他们农闲时去贵州租山挖蕨,并且保证做好相应的管理事宜。乾隆皇帝朱批还是只有三个字:“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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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初二,湖南巡抚杨锡绂上奏朝廷,附议湖广总督塞楞额的意见,请求乾隆皇帝训示。这回乾隆皇帝多批了几个字:“军机大臣等人议定后再作奏报。”


    十二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日,贵州布政使恒文、贵州巡抚孙绍武再度上奏朝廷,说明了相关情况并报告了为这件事动用官府银两的具体数额。乾隆皇帝分别对待,给恒文的朱批是:“照奏俱悉。贵州遥远,此等奏报须以实而不可稍涉粉饰也!”给孙绍武的朱批是:“照奏俱悉。”上奏之人一为满员一为汉员,朱批内容一繁一简,一严一宽,其中差异颇有点耐人寻味。至此,因胡秀生等人前往贵州思南境内买山挖蕨造成湖南辰溪、芷江两地“灾民”流入异地的误会得以消除。一桩惊动湖南和贵州两省三级官员并上达朝廷的公案,告一段落。


    十四年后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十一日,贵州方面再次因为芷江、辰溪两县民众进入思州境内挖蕨一事上奏朝廷。上奏者还是孙绍武,官职也还是贵州巡抚,应该是再任。挖蕨的带队者也还是胡秀生,看来他一直是芷江这边的挖蕨专业户兼免费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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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鞘银惊朝野


    清朝的大宗官银调运,无论是军费还是行政费用,都以“饷鞘”为名,也称“鞘银”。之所以称为“鞘银”,与它的集装及运输方式有关。集装后既称为“鞘”,似乎与皮革工具相关。其实不是这样,装鞘的载体是一截一截的圆木栋子。圆木栋子一剖两半,两头留足一定厚度的档头后,将中间部分挖空,做成鞘筒备用。需要押运饷鞘时,先将官银一锭锭装入鞘筒空腔,然后将两半合而为一,箍上铁箍或者用篾捆扎紧固,贴好封条待运。至于鞘筒的规格,没有具体资料,只知道有可藏“现银三十六锭,重三百六十两”一种规格。


    芷江地当古西南驿道湘黔两省交通节点,历来就是军需饷鞘运输的必经之地。因此,常年都有押运饷鞘的队伍经过芷江境内各驿站。事多必失,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以及乾隆五十六年四月,芷江境内先后发生过境饷鞘丢失大案,两度震惊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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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饷鞘官银丢失是一起责任事故。


    乾隆二十六年(1761)五月二十九日,湖南巡抚、降一级留任冯钤向朝廷奏报,芷江县便水驿驿丞陈以鑛、沅州府知府瑭珠逐级上禀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有广东委派的高州府通判胡之楚押解云南饷银二十五万两、共计二百五十鞘到达驿站。当即随同押解人员逐一查点,只有二百四十九鞘,里面少了一个“礼”字十五号饷银鞘筒,现在正在四路追寻。当时,芷江知县闵从隆去了省城,瑭珠立即指令芷江县典史沈炅多带精干差役火速追查寻找,并查明遗失的缘由。随后,典史沈炅禀报:这批饷银鞘筒,四月二十八日住宿县属的沅水驿,按照件数点明,原来编组有“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号,每号五十鞘。二十九日旱上八点,押运队伍由沅水驿起身,照例用铁链将五个鞘筒穿锁成一联。因为鞘筒多,铁链不够用,随即加用棕绳,凑合着连贯到一起,并拨给脚夫抬送。差役共二十五人,每人押管十鞘,同沅州协弁兵一起护解到便水驿交割替换。当天,因为途中遇到暴雨,抬送鞘筒的脚夫急于找地方躲雨,跑得太快,以致有不少用棕绳连锁的鞘筒颠断散开。押解的营兵顾到前面顾不到后面,于是遗失了一个鞘筒。事情发生后,瑭珠一边饬令芷江县随同押解的人员将丢失的饷银先行垫补,另外装鞘护送前进。同时悬示重赏,挑选府、县精干差役以及沅州协弁兵,严密缉拿,务必寻获并另行禀报。


    湖南巡抚冯钤因为事关丢失鞘银,搜查缉拿贵在迅速,当即行文提刑按察司,饬令委派与沅州府接壤的常德府知府耿兴宗星夜赶往芷江,协同沅州府知府率领文武属员设法收买线索,搜寻缉拿,并挨号拘留查讯各位抬送鞘筒的脚夫,严厉追究。同时还委派了两个干练的便衣人员,前往沅水驿一带附近各处秘密查访,希望能迅速查获赃贼,依法追究惩治。五月初一日,芷江县知县闵从隆从省府启程回芷江,冯钤饬令他日夜兼程,赶回芷江协助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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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七日,常德府知府耿兴宗与沅州府知府瑭珠禀报湖南巡抚冯钤说:他们派拨兵员在四方要道设立关卡,并且收买线索查访缉拿,已经由芷江县知县闵从隆设法购买线索,查访出疑犯夏老满等人,现在已经拘拿并正在审讯。十一日早上,知县闵从隆押带这些疑犯返回县城时,搜寻丢失鞘银的兵差在哨路口对面山坡上找到鞘筒外壳,篾捆上还沾有泥土,鞘壳表面原来编定的‘礼字十五号’字样已磨去‘五号’两个字,打开鞘筒查看,里面有现银三十六锭,重三百六十两。上面刊印有“广东”字样,正是原先丢失的鞘银。


    官银丢失,失而复得,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丢失的一鞘官银共三十六锭,总重三百六十两,数额巨大。并且官银由官府统一铸造成锭,每锭银子上面都留有官府特有的铸造印记,不可能在市面上公开流通。夏老满等人捡到后,不敢拿走,藏在路边草丛里,等待观望。另一方面是芷江知县闵从隆赶回芷江后措施得力,查到相关线索并抓获夏老满等人,确保了鞘银的安全。


    丢失鞘银失而复得,各级官吏皆大欢喜。七月三十日,乾隆皇帝降下谕旨:“从冯钤奏呈芷江县知县闵从隆缉访查获饷银鞘筒的折子看,广东押解云南的饷银鞘筒虽然是在芷江疏忽丢失,但是芷江县知县随即能够设法收买线索并全部查获,还算是有本事的属员,与遇到事情漫不经心的人有很大差别。如果不明确表示奖励劝勉,用什么来使众人知道应当怎样努力?着令湖南巡抚查明这位属员平日官当得如何,依据实情奏报,等候朕颁降谕旨。其他兵差等人,也着令湖南巡抚饬令查明,论功行赏。”随后,湖南巡抚冯钤上奏乾隆皇帝,说是闵从隆平日做官还算勤勉,供职办事也还老练。但是任职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并且年纪已过了六十岁,绝不是精明强壮一类的属员。言下之意就是闵从隆不必嘉奖,只须奖励寻获鞘银的兵差等人就可以了。乾隆皇帝御批“知道了”三个大字,后事如何却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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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饷鞘官银丢失是一起刑事案件。


    乾隆五十六年(1791)六月初二日,护理湖南巡抚、布政使王懿德上奏朝廷,请求将时任沅州知府孟甡康革职。王懿德参劾孟甡康的理由是孟甡康玩忽职守,酿成丢失鞘银重案。事情经过如下:


    当时,江西委派官员孙澧管押贵州饷银,于四月三十日到芷江县的罗旧驿馆住宿。当晚,所有鞘筒都收藏在第三进厅屋里面,紧挨西头板壁并排连接安放,板壁外面是一片菜园。第二天早上,管押人员发现板壁地枋脚下被盗贼挖了一个高五寸、宽二尺多的地洞。一数鞘筒,少了最后一号。应该是头天晚上的盗贼从洞外将未尾一个鞘筒横移到洞口,撬断鞘筒铁箍,窃取一千两官银后逃离。这批鞘银,一个鞘筒装官银一千两,应该是另一种较大规格。


    勘查现场之后,沅州知府孟甡康、芷江知县方廷机等人认为挖出的洞仅高五寸,外面的盗贼根本不能进入,一定有内外勾结,共同盗窃的隐情。于是将所有兵丁、差役集中起来,挨个审讯。结果,更夫唐守兴供认,是他叔父唐开泰邀合彭有才串通他合伙实施了盗窃。其后,官府抓获嫌疑犯唐开泰、唐守兴、彭有才等人。刑讯之下,嫌犯一时认罪,一时又翻供,官府衙门也没有找到失窃赃银和唐开泰等人行窃的直接证据,案件一时难于进展。湖南巡抚、布政使王懿德接报后随即去函,委派代理辰、沅道台伯起图前往芷江县查究,追寻正贼真赃。同时,王懿德参劾押解饷银不小心的相关人员,请求谕旨革职拿问,并且饬令提取案内一揽子人犯和证据来省府审办。就在这时,沅州府知府孟甡康接到芷江县知县方廷机报告,说嫌犯之一的彭有才于五月初七日病死,已经委派代理麻阳县知县牛曾若前往查验。由于丢失鞘银一案内抓获的人犯还没有认定,彭有才的死因也还存在疑点,加上沅州府知府孟甡康“近在同一城市,并不亲身前往查验,只是委托邻县知县,对重大案件玩忽职守”,王懿德十分恼怒,于是在奏折中将上述情况一并禀陈,请求以“玩忽职守”罪名革除孟甡康的沅州知府职务。与此同时,王懿德一方面委派官员彭凤尧前往芷江摘取孟甡康官印并代理沅州府知府公务,一方面与湖广总督毕沅商量,委派代理提刑按察使臧荣青日夜兼程赶往芷江,接手案子,检查勘验,查明案情,追回赃银,以期迅速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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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湖南巡抚一职由姜晟正式接任,案子也由此移交到姜晟手中。姜晟刚上任便接到大学士和坤信函,说是乾隆皇帝有谕旨:“饷银押解过境,这些人犯胆敢起意偷窃,数量竟达到一千两,实在属于目无法纪,自然应当严加审讯,从重办理。但是必须起获贼赃,供认确凿,才能办成铁案。如果现在没有赃据,而且这些人犯又时而认罪,时而翻供,恐怕会是严刑威逼,无奈之下被迫招供,致使有所冤屈。想必现在姜晟已经抵达任上,该巡抚长期在刑部任职,对于这类案件自然能够认真谨慎,妥善办理。着令传谕该巡抚,务必要提拿人犯亲自审讯,细心研究审讯的方法,一定得要起出原赃,才可将相关人员定为这案子的真正罪犯。既不可以任随人犯狡辨抵赖,也不得草率定案,以致稍有冤枉委屈。”姜晟随即回禀:“偷窃饷银鞘筒,罪责关系重大。确实如同皇上谕旨所说,必须起获赃据,供认确凿,才能办成铁案。臣下到任时,臧荣青已经前往沅州府,随即再次去信着令他详细查勘,催办并拘押人犯、证物等迅速提解到省府,用不了几天便可以到案。彭有才虽然已经死亡,更夫唐守兴以及其他人犯的家人、押解差役等人都应当追究。一待犯人押解到省府,臣下一定遵照谕旨,亲自细心审讯,一定以赃据为凭证,断然不敢草率结案。同时,提刑按察使恩长也就近选派了四名有能力的手下乔装查探,务必让真正的盗贼、赃银找到。”话是这样说,可惜这桩盗窃案最终如何结案,彭有才的真正死因是什么,赃银是否如数追回?朱批奏折没有下文可证,地方史志里面也没有依据可查,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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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家丁欧典史


    封建官场,等级森严,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只是事情的正面效应,其侧面效应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用说官员的亲戚朋友,即便是官府的一个下人,也颇能够狐假虎威而飞扬跋扈,叫嚣于街市,横行于乡里。清乾隆年间,芷江就曾经发生过一起沅州府通判的家丁殴打芷江县典史的刑事案件。一个通判家丁,其实也就是一个下人,竟能殴打一个典史,原因正在于通判与典史之间官阶的巨大级差。通判,州府长官的副职,官阶为从五品或正六品(知府为正五品或从五品),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此外对州府的长官还有监察的责任和权力。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知州知府对这个位置上的人都会有几分忌惮。而典史只是知县的佐官,掌管一县之内的辑强捕盗、收监治狱及其治安方面的一些杂事,没有品级,也就是史籍中所称的“未入流”的差吏。典史之职,虽然也是上级任命,但在一般人眼里,尤其是官场中人看来,大多是不以为然的。于是,就有了沅州府通判傅伦的家丁殴打芷江县典史罗万全的案子,并且一直惊动到了朝廷。事件经过大致如下:


    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月初六,沅州府通判傅伦与芷江县知县曾应召因为安南国(今越南)民众黄公缵等人路过芷江县境,赶赴便水驿站办理公务,着令家丁刘升等看守公馆。


    初八这天,当地有新来的小戏班在傅伦居住的准提庵公馆前殿演戏敬神。刘升邀请平素相识的知府跟班石成以及芷江县典史罗万全、县衙马号的跟班王文以及店老板沈丰等人看戏喝酒。到了半夜后,一伙人都进了醉乡。王文、石成先行告辞离去,吴经、王义也因为酒醉回房睡下。刘升又邀留罗万全等人继续喝酒,罗万全说要查巡监房,起身告辞,没有顺从刘升的意思。于是相互间出言顶撞,罗万全一气之下,喝令戏班收场。刘升气愤罗万全不给面子,又喝散了他的班戏,以致口角升级。沈丰劝阻不住,便悄悄回到店中。刘升就拉扯罗万全胸襟,踢伤他左膝,又喝令通判衙门差人、兵丁帮忙殴打。当时衙役冯秀、跟班刘盛也都醉得厉害,冯秀首先帮忙殴打,用拳头打伤罗万全右眼,刘盛用拳头击打罗万全额颅,罗万全挣脱后逃回捕署。刘升见沈丰及戏子等人都已散去,更加愤恨,随即带领刘盛、冯秀、滕元,又胁迫彭兴尾随他前往典史衙门追打。刘升打烂门扇,将衣服脱下交给滕元,随同刘盛、冯秀赶到里面。典史罗万全坐在二堂喝骂,扬言要查拿他们。刘升不服,就上前揪住罗万全发辫,将办公桌带翻。典史衙役陈德上前扯劝,被刘盛推开。刘盛用拳头打伤典史罗万全左眉,冯秀用拳头打伤罗万全囟门偏左的地方。一行人将罗万全按倒在地,刘升踢伤罗万全右肋,冯秀踢伤顶板心偏左,刘盛踢伤右手肘、右胳膊、右臂膊、右膝。罗万全的儿子罗文星出来维护,冯秀又用拳头打伤他右眼并把他推跌倒地,以致磕伤左膝、右手肘。罗万全站起来,想逃跑躲避,刘升扬言要拉他到公馆理论。这时彭兴赶到,滕元将衣服交给他后进到里面。典史衙役陈德上前拦阻,被滕元推开,用拳头打伤罗万全右额。刘升等顺势将罗万全扯住往外走,因为头道门已关拢,刘升便将门推倒,摔破了一扇。这时,通判衙役周杰、张士虎、号房冯世隆先后来到典史署前,同街民一起劝解,并由胡国柱、邹明德将典史罗万全扶着送进署内。此时,正好碰到巡城千总曹兆熊带领兵役巡夜到那里,听说通判的兵丁、家人殴打典史,就当街追捕查拿,于是将刘升、冯秀、刘盛以及在场劝解的周杰、张士虎、冯世隆一并抓获关押。滕元、彭兴乘机逃走躲避。第二天早上,典史听说后,就将已经抓获的各名人犯开列清单,报送县衙审查。芷江县令曾应召在驿站听到消息,于当天中午赶回县里,亲自到典史衙门验看伤情、查勘现场、提讯人犯查究。审讯后,曾应召录上供词,向省府报送了案情公文。湖南巡抚永德一面指示将涉案人犯提押到省城审查,一面向朝廷奏报。不久后,永德离任,梁国治继任,接手了这桩案子。


    梁国治带领司、道等官员提出人犯,逐个分别审讯。刘升等人对寻衅行凶、殴打并侮辱典史等情节供认不讳。为慎重对待,梁国治三度审讯,人犯始终没有翻供,案情十分明了。于是,梁国治于十二月初二上奏朝廷:“臣下查明:定例载有‘光棍’犯罪,为首的人判处‘斩立决’,胁从的人判处‘绞监候’等规定,现在刘升本身是家奴,胆敢纵酒行凶,率众殴打、侮辱官长,目无法纪,应按照‘光棍为首’的条例判处‘斩立决’,先行刺字。长随刘盛、衙役冯秀、滕元不加劝阻,反而听任追随刘升逞凶,助忙打人,都是犯罪行为。应当依照‘光棍为从’的条例判处‘绞监候’,秋后处决。长随石成、通判家人王义、吴经并芷江县令长随王文、店老板沈丰,擅自与典史一起饮酒,也有不合法的地方,都应当照‘不应重’律判决杖责八十板、各自责打三十板,分别递送原籍管束。典史罗万全,身为在职官员,与奴仆喝酒看戏,行为卑下,与职务不相称,已经上报革职,应当不用再议。冯世隆、周杰、张士虎都是在现场劝解,被兵丁黑夜误抓并胡乱认罪,并没有帮忙打架,应当与无关的人在省城释放。刘升等人打烂典史衙门办公桌、门扇等东西,饬令县衙估计价值,在各人犯名下追赔。罗万全和他儿子罗文星的伤痕已经平复,通判傅伦,漫无约束,致使家人生事行凶,已遵奉谕旨将他革职,这些都不用再议。芷江县令长随王文,擅自与典史同席喝酒,知县曾应召虽然是因办理公差外出,可见平时约束不严,应说明情况,听候吏部议处。”


    奏折在前任湖南巡抚永德业已奏报案情的基础上,依照相关法律条规草似了对该案所涉人员的处理意见,请求朝廷谕旨。乾隆览奏后朱批:“着令刑部、吏部审核定拟,迅速奏报”。


    封建社会,对于“犯上”的案子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估计最后的判决结果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官场等级森严,官员属下飞扬跋扈;另一方面则是一旦有人“犯上作乱”,朝廷决不姑息。于是,偌大的官场,一折又一折的悲剧必然会连番上演。




    杀胞弟因色心


    相对而言,侗民族的历史性格里面,平和的色彩一直比较浓郁。然而,这是就地方整体所作的判断。具体到某些时段,某些具体对象则未必尽然,必然也会出现暴力甚至血腥的场面。乾隆六十年(1795)六月十十五日,芷江就发生了一起哥哥砍死同胞弟弟的血案。依据太子太保、大学士阿桂等人于嘉庆元年(1796)二月十九日上呈的奏折,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十四日,早春时节,万物萌动。芷江某地(奏折未曾具体说明)乡民魏国端同往常一样,处出做事谋求生计,留下年少的妻子陈氏一人在家。魏国端的同胞哥哥魏国堠虽已自立门户,却一直未曾娶妻生子。他见弟媳陈氏年少独居,就上前调戏。遭到陈氏拒绝后,魏国堠就将陈氏强行抱入房内,捆绑双手,强奸后扬长而去。魏国端回家后,陈氏向丈夫哭诉了事情的经过,魏国端当即前往魏国堠住所理论。魏国堠已经外出躲避风头,魏国端只得返回劝慰妻子,并嘱咐她家丑不可外扬。魏国端的忍让,并没有换来兄长的收敛,六月初五这天,魏国堠再次乘隙捆绑陈氏,欲行不轨之事。陈氏拼命反抗,哭喊叫骂,魏国堠心虚逃走。魏国端回家后,将妻子解开,随即前往大哥魏国良家说了这件事。魏国良便同魏国端一起去捉拿魏国堠,不料魏国堠早已逃得不见了踪影。魏国端想等抓获魏国堠后再去报官,事情暂时作罢。不料魏国堠因为存有正月里做工积攒的三两银子,便偷偷潜回家中。拿到银子后,竟然又去找陈氏,想要用银子引诱陈氏与他通奸,遭到陈氏严辞拒绝。正在这时,魏国端回家了,陈氏就将魏国堠引诱之事当面告诉丈夫。魏国端一面咒骂,一面声称要前往邀约大哥和已经再嫁的母亲宋氏,一同将魏国堠捉拿送官。魏国堠心虚,再次逃走。母亲宋氏到来后,收好银子,嘱咐兄弟二人以及陈氏,以后不许魏国堠上门,然后散去。当母亲的一念之慈,再度埋下了祸根。六月二十日,魏国堠潜回附近的背阴山上,搭盖窝铺收割荞麦。二十五日,陈氏上山帮丈夫砍柴,被魏国堠看到。魏国堠上前将陈氏拉入窝铺,想要强奸。陈氏大声喊叫,就在附近的魏国端听到,就手持柴刀过来捉拿。魏国堠将陈氏推倒在地,迎出来扭打,将柴刀夺到手里,两人一齐滚到坡下。魏国堠起意杀死魏国端,就顺势用刀将魏国端右后肋连砍两刀。魏国端松开手,魏国堠起身后又连砍他的颈部,当即将魏国端砍死。魏国堠转过头来告诉陈氏,诱哄她一起外逃。陈氏边哭边骂,魏国堠以死威胁,叫她不要声张。陈氏怕他像前几次一样逃走藏匿,便假意答应一同外逃,要求回家收拾一下行李。魏国堠色为迷心窍,将陈氏放走。陈氏立即找到大哥魏国良一起报官,官府立即前往魏国堠藏身之处将其擒获。经官府审讯,魏国堠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于是,湖南巡抚以“想要强奸而被抓获,起意将人杀死,并不是预先设谋杀人”将案子定性,上报朝廷。


    接到地方官府呈奏后,太子太保、大学士阿桂等人随即上奏,并表达了他们共同审理后的处罚意见:“臣下查到刑律载明:‘强奸兄弟妻子的,强奸者斩立决’。又有判例载明:‘强奸他人妻子,她丈夫听到喊声赶去救助,强奸者逞凶拒捕,立时将人杀死的,判处斩立决’。又有判例载明:‘凡是五服之内的长辈杀死晚辈,如果是意图强奸而谋杀等等情况,都按照平常人员办理,不得因为是长辈而宽大减免’等等规定。这件案子中,魏国堠强奸弟媳,杀死同胞兄弟,实在是蔑视法理,淆乱人伦。按照法律、判例都应当判处斩立决,两个罪名相等,依从一个定罪。魏国堠应当如同这位巡抚呈报的,依照‘强奸兄弟妻子的,强奸者判处斩立决’律条,判处‘斩立决’。”


    当时正逢乾隆皇帝逊位,雍正皇帝临朝,按惯例应该举行大赦,魏国堠有可能死里逃生。因此阿桂等人在奏折中强调:魏国堠的犯罪事实虽然发生在当年正月初一日皇恩赦免以前,但是蔑视法理,淆乱人伦,不应援用恩典予以赦免,应仍旧着令湖南巡抚按照判决执行。此外,阿桂等人还提出了同案诸人的处理意见:一是陈氏虽然多次被强奸,但都已经告诉了丈夫。只是因为魏国堠当时外逃躲避,才没有即时报官。丈夫被杀死后,魏国堠引诱她一同外逃,陈氏谎称回家,随即同大哥魏国良一起报官。根据魏国良的口供,这些情况全部属实,并无其他隐情,依照判例,不予追究。二是魏国良及其母亲宋氏,因为亲属犯了强奸重案,顾念亲情,没有及时报告官府查办,本身不合法例。但经过讯问,两人没有及时报官,是因为魏国端建议抓到魏国堠以后再报官府,应当免于追究。三是宋氏收管魏国堠的三两银子,罚没入官。四是魏国端的尸棺,饬令亲属领取埋葬。


    一桩血案,就此了结。刚刚登基的雍正皇帝,朱批六字:“随即就有谕旨。”想必雍正皇帝也会以江山社稷为重,不作法外开恩之举。



    文/曾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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