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靓才 | 秦汉古道临武段：红色革命的空间叙事与历史价值

李靓才 · 发表于 3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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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古道临武段：红色革命的空间叙事与历史价值

　　李靓才

　　秦汉古道，这条自秦汉起便贯通中原与岭南的千年大动脉，承载了无尽的商旅驼铃与文化交融。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中国革命的烽火岁月，这条穿越临武的古道被赋予了崭新的红色生命。它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通道，更升华为一条“革命走廊”，发生在秦汉古道上的革命故事，不胜枚举。例如在1934年，红军长征时，中.央红军整建制涉足临武，将其作为重要的战略通道。除此以外，更有无数仁人志士在此播撒火种、组织斗争，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地方革命史诗。本文旨在循着这条被称为“红色路段”的古道，探寻其独特的空间叙事，揭示地理环境与革.命活动间的深刻互动，并论证其在湘南乃至中国革.命史中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一、龙口山——北境门户与革命火种的植入

　　秦汉古道，支线众多。其中一条由北而南，经桂阳两路口后，蜿蜒进入湘南边城临武的北境，再直入广东连州。在临武，古道邂逅的第一个村庄便是龙口山。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个看似平凡的村落，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贫苦的社会底色，成为中.共在临武植入革命火种、开启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起点与神圣摇篮。

　　（一）艰难地植根：两位特殊的“流亡者”

　　1945年春，古道上出现了两个步履蹒跚的身影。他们是一对看似落魄的“夫妻”，男的名叫周采生，女的名王淑兰。他们挑着烂棉被、破鼎锅，风餐露宿，一路乞讨，从衡阳流浪至此。这位“周先生”，正是时任中共衡（阳）安（仁）耒（阳）工委书记的范卓；而他的“妻子”王淑兰，则是毛泽民烈士的发妻、坚毅的女共.产.党员。他们奉中共湖南省委指派，如利剑插鞘般深入湘南腹地，建立地下交通站，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为即将到来的解放大决战播撒火种。

　　他们由桂阳荷叶，来到龙口山。这是一个典型的湘南贫困村落，“村子不大，人口不多，都很穷苦”。这里的群众在三重压迫下艰难求生，这种贫穷孕育了对旧世界的冲天憎恨和对变革的炽热渴望，为革命者提供了最天然的群众基础和最安全的庇护所。

　　范卓与王淑兰的到来，本身就是一场对意志的极致考验。据范卓晚年回忆，当他们走到临武两路口附近的田塍上时，已是“连累带饿，疲劳得实在是寸步难移”。进入龙口山村后，一位同样穷苦的杨姓裁缝见二人情状可怜，心生同情，不仅为有病的范卓烧了一碗滚烫的热开水，还煮了一钵洋芋头给他们充饥。这份来自底层劳动人民朴素而真挚的阶级友爱，如暖流般温暖了两位革命者，也让他们坚信，这里就是可以扎根、发芽、开花的土地。

　　为了生存并掩护革命工作，他们想尽了办法。范卓曾将身上仅有的一件烂棉袄以七毛钱变卖，暂解燃眉之急。王淑兰则以并不熟练的裁缝手艺替人缝补浆洗，闹出过将大人裤子裁成小孩裤子的笑话。然而，当地群众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因她“秀丽温存，对人和气”，更加同情和接纳了这位流落至此的“四嫂”（毛泽东对王淑兰的尊称）。这些布满艰辛的生活细节，正是他们融入群众、建立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

　　（二）星火的播撒：从教书缝衣到组织建立

　　在站稳脚跟后，范卓与王淑兰开始以龙口山为基点，将革命工作的触角向南延伸。范卓化名周采生，利用“识得几个字”的优势，在鹤塘、大泉、石里湾等村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考察和培养革命骨干。他的“学堂”极为简陋，报酬微薄，但他真正意在通过教育孩童，接触和发动他们的父辈。王淑兰则继续扮演裁缝的角色，走村串户，在龙口山、沙田罗家、石里湾等地，利用与妇女们拉家常的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地下交通员。

　　到1947年，王淑兰凭着她那双缠过的小脚，硬是沿着古道走出了一条红色交通线，先后建立了龙口山、沙田罗家、石里湾等几个关键的地下秘密交通站，确保了桂阳至临武一线情报的畅通。这双“革命的小脚”踏遍了临武城郊及其中部、东北部的山岭田埂，为日后组织的大发展和武装起义的联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在湘南建立统一领导核心的任务日益迫切。1948年底，根据湘南工委指示，从栖凤渡派来的毛允明、王荐贤等人来到临武，与范卓、王淑兰成功接头。12月，一场决定临武革.命命运的秘密会议在龙口山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共临武县工作委员会”，由经验丰富的范卓担任工委书记，毛允明任副书记，王荐贤、熊子烈、袁理凡等人为委员。这个在龙口山简陋农舍里诞生的领导核心，犹如一颗强有力的心脏，开始为临武全境的革命斗争输送血液和力量，使临武的地下革.命力量从零散星火汇聚成一股准备燎原的洪流。

　　（三）燎原的烈焰：领导起义与迎接解放

　　中共临武县工委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备武装斗争。在范卓的统一领导下，工委成员分头行动，积极发展党员，团结进步青年，筹集武器经费，革.命的种子很快便开花结果。

　　1949年5月和6月，在县工委的周密策划下，临武接连爆发了两次影响深远的武装起义。5月18日，在小城村的秀龙岩，“临桂边人民解放工作队”宣告成立，打响了临武人民武装革命的第一qiang；6月24日，在贝溪小学，临武人民抗征游击队举行起义。这两支由临武工委亲手创建和领导的革命武装，犹如两把出鞘的尖刀，直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为临武人民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此后，以范卓为首的临武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积极配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组织群众，筹粮筹款，支援前线；引领解放军，追歼残敌，为最终胜利铺平道路。1949年12月1日，临武全境解放。县城各界赠予新政府的锦旗上“解放了临武十三万人民”几个大字熠熠生辉，这正是对范卓、王淑兰以及所有在秦汉古道临武段上奋斗过的革命者们功绩的最高褒奖。龙口山，这个古道旁的北境门户，见证了革命火种从微弱植入到燃起熊熊烈焰的全过程，它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起点，更是临武红色革命精神的不息源头。

　　二、小城——“三袁”的革命接力与武装斗争的中心

　　沿秦汉古道从龙口山继续南行，便抵达临武北境一个更大的村落——水东镇小城村。这里不仅是连接湘粤的古道要冲，更在二十世纪的革命狂澜中，演变为武装斗争的策源地和干部培养的摇篮。尤为传奇的是，从这个村庄走出的“小城三袁”，在三个不同的革命时期，用青春和生命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接力，将小城村的名字与临武革命史诗紧紧镌刻在一起。

　　（一）革命地标：武装起义与干部摇篮

　　小城村的地理空间本身就记录着革命的烙印。村前的秀龙岩，因其“环境隐蔽”，成为地下党活动的绝佳场所。1949年4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中.共湘南工委书记谷子元亲赴小城部署，决定在此举行起义。5月18日，谷子元与县工委负责人范卓、毛允明等人抵达小城，在交通站的秘密通知下，龙口山、小湾等地的百余名革命骨干再次集结。当晚，就在小城村后的一棵枫树下，由谷子元亲自主持会议，庄严宣布起义，并正式成立了“临桂边人民解放工作队”，任命欧阳显杰为队长，袁理凡负责党的工作。这次“小城起义”（又称“秀龙岩起义”），打响了临武武装革命的第一qiang，其指挥中枢和爆发地均在小城村。

　　起义之后，小城村迅速转变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1949年6月至7月，由县工委委员熊子烈主持，在秀龙岩开办了两期干部培训班。在没有课桌、文具自备的艰苦条件下，范卓、熊子烈等亲自授课，内容涵盖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这批学员后来大多成为临、桂、嘉三县游击队和解放初期土改工作的核心力量，为新政权的建立储备了宝贵干部资源。小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群众基础，承载了从武装发起到政权筹备的关键环节，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中心。

　　（二）“小城三袁”：贯穿三个时期的家族史诗

　　如果说小城村是临武革命的地理中心，那么袁氏家族三位革.命者的事迹，则是贯穿其中的精神血脉。

　　第一位：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先驱袁痴。

　　袁痴，乳名龙得，宗谱名玉湘，字绍枚，号醉仙，1898年出生于小城村旁白水岱村的一个贫苦农家，是临武最早的革.命播火者。他在衡阳省立三师读书期间由毛泽东发展为中.共党员。

　　1926年春，袁痴肩负双重使命回到临武，其公开身份是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的特派员，秘密任务则是创建中.共在临武的第一个组织。他深知发展同志、壮大力量的重要性，积极启发教育本地进步青年。在他的影响下，从衡阳省立三甲工业学校毕业归来的黄琼林等一批知识分子迅速成长，并由袁痴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23日晚，袁痴在县城武庙主持成立了“中共临武特别支部”并亲任书记。支部成立后，他带领同志们积极开展农运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上，黄琼林被选举为组织部部长，袁痴随即委派他分管西区、北区的农运工作以及重要的香花岭矿区工运。

　　袁痴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点燃了临武的农运烈火，他创办农会，将土豪劣绅画成“大狗头”羞辱；他夺下团防排长的qiang，带领农会会员将反.动地.主游街；他更组织数千农民武装请愿，包围县府，迫使腐.败县长释放被诬陷的群众。其革.命豪情与宏大志向，集中体现在下面他亲笔撰写、至今流传的这副对联之中：“抱定三民主义，与帝制派奋斗，与军阀派奋斗，有志竟成，且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誓扫若侪登鬼箓；联合五族同胞，遵马克思遗言，遵孙总理遗言，余勇可贾，从此东欧西亚，南非北美，尽归吾党作神交。”

　　1927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bu笼罩湘南，袁痴在坚持武装斗争中不幸被捕，于10月1日英勇就义，年仅29岁。他用鲜血，为小城的红色历史写下了悲壮的开篇。先年，袁氏族人在续修家谱时，歌颂其德，齐声赞曰：“袁公绍枚，革命先烈。为国为民，一秉忠心。鞠躬尽瘁，徇难忘身。慷慨就义，成功成仁。红旗招展，际会风云。全国解放，民众欢腾。兹修家乘，谨叙公绩。流芳千古，永颂德恩。”

　　第二位：土地革.命初期的继承者袁玉松。

　　袁痴牺牲之时，他的同村族侄、年仅18岁的袁玉松（生于1909年）已接过了革命的火炬。袁玉松同样在衡阳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7年7月奉命返回家乡小城。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刻，他与贺辉廷、唐代文等党员一道，于同年11月在小湾村成立了中.共临武汾市特别支部，恢复了被摧毁的党组织，并担任宣传部部长。面对反.动头子的威胁利诱，年轻的袁玉松表现出超乎年龄的沉着与坚定。他以办学为掩护，在小湾村的大庙里举办农运讲习班，继续发动群众。1928年湘南起义爆发，他积极响应，带领临武农民武装奔赴宜章，参加了著名的“大黄家保卫战”。然而，革.命道路充满艰险，同年5月，因叛徒出卖，袁玉松不幸被捕，次日即遭sha害，年仅19岁。他以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在最黑暗的年代里，延续了小城不屈的革.命火焰。

　　第三位：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者袁理凡。

　　光阴流转二十年后，袁氏家族的第三位革命者袁理凡（1923-2009，原名袁本香），在家乡小城的土地上，将先辈的革.命事业推向了胜利的顶峰。1948年底，已是粤赣湘人民解放总队成员的袁理凡，受命返回临武开展“路西斗争”，利用社会关系建立据点，为武装起义奠定基础。

　　1949年5月18日，袁理凡作为核心领导者之一，在家乡小城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担任新成立的临桂边人民解放工作队指导员。随后，各路起义武装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独立大队，袁理凡众望所归，被任命为大队长兼教导员。他率领这支临武人民自己的子弟兵，转战临、桂、宜边区，积极配合南下解放大军，为临武全境的解放立下了卓著功勋。新中国成立后，袁理凡长期在国家工业和物资系统担任领导职务。他的一生，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好诠释，也为小城袁氏三代人的革命史诗，画上了一个圆满而光荣的句号。

　　从袁痴的开天辟地，到袁玉松的坚守传承，再到袁理凡的最终胜利，小城这座古道旁的村落，以三位英杰的牺牲与奋斗，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革命接力之歌，使其无愧于临武红色革.命中心的称号。

　　三、汾市——党的组织重建与走向井冈山的通道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bu的阴霾笼罩三湘大地。在临武，袁痴等第一代革命者壮烈牺牲，中.共临武特别支部遭严重破坏。然而，秦汉古道并未沉寂。在古道穿行而过的汾市，一群从外地返乡的年轻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如点点星火，重新汇聚，在最黑暗的时刻点燃了组织重建的希望之光。以古道为脉络，一个以汾市为中心，辐射小湾、小城、坦下、渡头等村落的地下党组织网络悄然形成，它不仅恢复了临武的革命活动，更成为连接湘南起义部队、输送革命力量走向井冈山的重要红色通道。

　　（一）中共临武汾市特别支部的网络构建

　　中共临武汾市特别支部的建立与活动，是依托古道沿线村落网络展开地下斗争的典型。其组织架构与地理空间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高效而隐蔽的革命核心。

　　从空间上看，汾市特支的活动心脏地带，正是秦汉古道所经过的渡头村及其左右五公里的区域。这里村落密集，宗族关系复杂，为秘密工作提供了天然屏障。特支的核心成员几乎都居住在古道沿线：党支部书记贺辉廷家住汾市南岸的竹树脚村；组织部部长唐代文家在小湾村，宣传部部长袁玉松家在沙田小城村；农运部部长傅昌表则家住汾市北岸，他家的“合隆泰”茶楼紧邻古道，是绝佳的联络点。这种以古道为轴线，成员散居于沿线村落的布局，既便于快速集结，又利于分散隐蔽。

　　特支的几个关键地点，各自承担着不同的革命功能。1927年11月下旬，特支的成立大会选在位置偏僻、群众基础较好的小湾村唐代文家，这里成为临武党组织浴火重生的“产房”。而党支部成立后，主要联络点则转移到交通要道旁傅昌表家的“合隆泰”茶楼。傅家是小康之家，茶楼的经营为革.命活动提供了经济支持和身份掩护，这里不仅是特支交换情报、研究工作的会议室，更演变为临武、蓝山、嘉禾、宜章四县地下党组织互通消息的“中心枢纽”。这个以古道为纽带，以沿线村庄为基点，以关键家庭为节点的地下网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是黑暗年代里不屈斗争的战斗堡垒。

　　（二）萧克将军的革命足迹与走向井冈山的通道

　　汾市特支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组织的重建，更在于它扮演了为中国革.命保存和输送重要军事人才的关键角色，其中最为传奇的是萧克将军在此恢复了党籍，从而铺就了他通往井冈山的道路。

　　南昌起义失败后，时任连长的萧克与部队失散，党组织关系中断。他历尽艰辛寻找党组织，最终通过同学引荐来到汾市。在傅昌表的“合隆泰”茶楼，他见到了特支书记贺辉廷。据《萧克回忆录》记载，当贺辉廷郑重地对他说“临武支部研究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和组织生活”时，萧克激动万分，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我终于找到党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是临武党组织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

　　恢复组织关系后，萧克便以汾市为基点，深度参与了特支的活动。他住在“合隆泰”茶楼，参加支部会议，并在此认识了中.共宜章碕石支部负责人彭睽，获得了联络代号，成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接上头。从此，穿过汾市的这条古道，便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红色通道”。萧克正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宜章碕石、大黄家，最终奔赴井冈山，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上将。这条通道不仅是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之路，更是武装斗争的动员之路，汾市特支将自身命运与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的洪流紧密相连，其历史贡献远超一个县级支部的范畴。

　　（三）古道旁的苏维埃政权早期探索

　　在汾市特支重建组织的同时，于古道旁的坦下村酝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标志着斗争目标向建立红色政权的更高阶段迈进。坦下村走出了文吐锦，他是汾市特支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他利用邮差身份，在自家伙铺和“合隆泰”茶楼之间，秘密从事交通联络，是古道旁普通民众觉醒并投身革命的一个生动缩影。

　　更具开创意义的是，特支党员文茂廷、文渣礼等人在坦下村一带，依托农会组织，曾秘密酝酿建立临武第一个村级苏维埃政权。尽管计划因局势恶化未能实现，但其意义非凡。它表明，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临武的共.产.党人已开始思考并尝试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权，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探索遥相呼应，体现了当时全国革.命者对“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共同求索。穿越汾市的古道串联起的不仅是村庄，更是一个完整的革命生态系统，它既是组织重建的摇篮，也是走向井冈山的红色通道，更是探索苏维埃政权道路的试验田。

　　四、南福村——牺牲与纪念：无名英雄与永恒陵园

　　秦汉古道不仅见证了革.命高潮时的组织构建与武装斗争，也铭刻着革.命者在低谷与决战时刻的牺牲与奉献。在古道旁的南福村，历史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留下了它的印记：一种是革.命先驱陈冠楚几乎被湮没的“无声”事迹，另一种则是解放军烈士长眠于此，由军民共同铸就的“永恒”陵园，共同诠释了军民一心、生死以赴的革命精神。

　　古道旁的南福村，是大革命时期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节点。这里诞生了临武最早的革命者之一——陈冠楚。早在1925年，陈冠楚就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元月返乡后，他在南福村秘密组织农会，播撒革命火种。随后，他奔赴武汉从事工人运动，不幸在1927年5月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时英勇牺牲。然而，这样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驱，其事迹却鲜有记载，仅在史料中留有寥寥数笔。正如杨得志将军所言：“我们是幸存者，我们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无名更比有名多。”陈冠楚正是这万千“无名”英雄中的一员，他们的牺牲虽未被广泛传颂，却是构筑革命历史大厦不可或缺的基石。

　　二十二年后，这片土地再次以最悲壮的方式见证了牺牲与铭记。1949年12月1日，解放临武的决战在汾市一带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一六五师四九三团作为主攻部队，强渡武水河。在小湾战斗及龙归坪、寺冲战斗中，王玉山、李长荣、孙成汉、尹玉祥等十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这十位烈士的遗体被运至南福村时，当地村民悲痛万分，南福富户自发捐献上好的油漆堆沙棺木，将这些为解放家乡而牺牲的子弟兵郑重装殓，并安葬在村对面古道旁的山坡上。

　　这场军民共同完成的庄严安葬，是“军民鱼水情深”最朴素、最真挚的体现，是人民拥护和支持解放事业的永恒见证。后来，政.府在此基础上修建了南福烈士陵园——十八岿烈士公墓，使其成为后人缅怀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神圣场所。从陈冠楚的默默牺牲，到十位烈士的英勇献身，南福村以其独特的方式，将个人奋斗与集体牺牲、历史的沉寂与永恒的纪念融为一体，为秦汉古道的红色历史增添了沉重而光辉的一页。

　　五、古道南延——跨区域的革命联动与后方基地

　　秦汉古道临武南段，不仅是一条商旅经济线，更是一条红色交通线，它将分散的革.命火种串联，在白色恐bu下成为战略走廊，最终演变为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

　　从临武坦下沿古道南行，进入宜章县境，再蜿蜒进入临武境内的大广村、小广村，这里是临武早期农运领袖林树成烈士的故乡。1926年，身为中.共临武特别支部副书记的林树成，利用古道的人脉与信息网络，在县城创建农会，并迅速将农会组织发展至全县，会员达两万余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

　　大革命失败后，古道两侧的山区成为革命力量保存和发展的关键。离小广村不远的大塘庵（又称“永福庵”），成了一个彪炳史册的红色地标。1929年5月，在各县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的危急背景下，来自湘粤边境20多个县的党组织负责人秘密聚集于此，召开了历史性会议，宣告成立“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地方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标志着湘粤边的革命斗争进入统一领导和区域联动的新阶段。1930年12月，据点遭敌破坏后，核心成员黄平、谷子元等人潜入临武的斗水坪、香花岭地区，凭借对古道沿线的熟悉，以小城村等地为支点，成功撬动了香花岭的工人运动与桃竹山的农民运动，使革命火种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得以坚守和发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古道南段的战略价值在解放战争时期愈发凸显。今天金江镇所辖的古道沿线各村，成为中.共临武县工委和临武县人民政府办事处的所在地。这里不仅是领导全县解放斗争的指挥中心，更是临武独立大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坚强后方。人民群众为革命武装提供情报、粮食和掩护，使这支武装能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从林树成播撒火种，到大塘庵会议统合力量，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稳固后方，秦汉古道南段的空间叙事，完整地展现了其作为革.命联动走廊和战略后方基地的双重历史价值。

　　结语与启示

　　秦汉古道临武段的红色历史，是一部地理空间与革.命实践深度交织的壮丽史诗。本文循着古道自北向南的空间脉络，揭示了其独特的叙事结构：从龙口山艰难的“植根”，到小城村革命接力的“中心”，再到汾市一带组织重建与走向井冈山的“通道”，最终至南福村的“牺牲与纪念”以及古道南段的“联动与后方”。这条千年古道，在近代革命中被赋予了“革命走廊”的崭新生命。它不仅是承载革.命者足迹的物理路径，更是串联起播撒火种、组织发展、武装斗争、区域联动、政权探索和最终胜利的完整历史逻辑链。其独特的空间叙事，深刻证明了地理环境如何塑造革.命进程，而革.命者的意志又如何赋予空间以不朽的红色灵魂。研究和铭记这段历史，对于理解湘南乃至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与人民性，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与深刻启示。

　　参考资料

　　[1]临武县史志办公室,临武县党史联络组.中国共.产.党临武历史（第一卷：1926—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2]政协临武县委员会.临武红色记忆[G].2021.

　　[3]政协临武县委员会学习文史与文教卫体委员会.临武文史资料（第七辑）[G].1997.

　　[4]陈礼恒.西京古道上的红色路段[A].2020.

　　[5]临武县党史办.临武党史大事年表[A].1987.

　　[6]罗名怀.中国共.产.党临武支部的创建者——袁痴[A].2016.

　　注：本文原载于《临武文史》2025年第4期，总第14期。